十九大以後，表面上大局已定，習核心大權在握，幾乎所有國家機器，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到中央委員會以至幾個重要經濟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及香港，都由習系人馬進駐，如臂使指，但實際上重要的國家領導人仍未見落實公佈，情況與以往有異，並不尋常。例如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國家副主席和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協調小組組長誰屬，傳過多個版本，至今沒有確定，跟十八大後七個政治局常委有清楚分工，公諸於世，情況明顯有別，反映你死我活的權鬥表面似是告一段落，但實質暗湧處處、餘波蕩漾，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權仍存在不穩的隱憂，並非百分百沒有變數。
最近北京因大火而發生令國民羞愧和中共應該引以為恥的驅趕所謂「低端人口」醜聞，便是一個最佳例證，說明習核心即使大權在握，但有效管治能力卻是欠奉，更明顯缺乏管治自信，一見風吹草動，便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律視為敵對勢力搞局，必須全力搏殺，甚至明知殺錯良民，也在所不惜，結果賠上了管治威信，教自己墮入塔西佗陷阱—政權沒有公信力，做甚麼都也沒有用，社會大眾只會給予負面評價。由是觀之，中共由誰來當政都無可救藥，不管任何黨派，貪腐也好，「清廉」亦罷（其實清官並不存在，只有巨貪和大貪的差別而已），都是一丘之貉，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道理顯而易見，過去被稱為外來民工或基層民眾如今卻被低貶為「低端人口」的現象，並非新鮮事物，而是長期存在，甚至發生大火或其他災難的情況，相信亦是常態，只是在新聞封鎖下，不為外間所知而己。同樣情況肯定亦出現於國內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同樣沒有得到妥善處理，說明隨著開放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急速發展，農村解體，脫產農民大量湧入城市尋找工作，為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提供必須的廉價勞動和服務，充當走卒，卻無力負擔高昂的生活費用，被迫窩居於城市邊陲的廢墟，成為賤民，苟延殘喘偷生。
這是發展中國家常見的現象，即使發達國家城市如紐約，亦不乏貧民窟，但自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開放改革近四十年，經歷四代領導人執政，面對「必要之惡」，解決問題的能力不但低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隨著情況的惡化，更每下愈況，一蟹不如一蟹。
92年鄧小平南巡後，大陸開放改革飛躍發展，至1995年，北京的外來居民已由上一年激增三倍至180萬，到2011年，官方統計北京常住人口超逾2300萬，其中外來居民已高達740萬，佔約三分之一。但有估計指實際情況可能更糟，就是北京常住人口已高達3000萬，其中被視為「低端人口」的外來居民佔三分之一，達1000萬人，可見問題之嚴重。
如果奢言要扶貧的習近平政權口惠而實不至，一如過去幾代政府的作風，那倒還好，因為「低端人口」一早便沒有期望，至少可以按照物競天擇的森林定律，自生自滅，自求多福，各安天命。但如今為了打擊子虛烏有的政敵陰謀，對無辜無助的無產階級趕盡殺絕，消滅他們的生存權，不單反映新政權有如驚弓之鳥，缺乏自信，說明國家危機四伏，隨時爆發，更突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天大笑話和絕大反諷，看來習近平的「中國夢」，到頭來極有可能是一場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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