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時分，突然接到一個輔導員的電話，說我被學校解聘了，讓我明天去辦手續。
我的合同尚未到期（還有兩年），也就是說，我被開除了。
校方的時間選得很妙：學生剛剛放假離校，我則剛剛改完最後一門課的考卷並登上成績。
幾乎「分秒不差」——既不會影響工作，也不會引起學生議論。這種閃電式的精準設計顯示出一種獨到的管理水準。
其實，我不應對學校有絲毫怨言，相反，我應當感謝學校——直到現在才開除我。
他們忍受了多久！
我知道，按照現行的標準，我遠不是一個合格的教師。首先，上面一再要求教師的言行要「符合標準」，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一定要把握好（尤其是在課堂上）。領導專門開會強調過：意識形態出了問題，一票否決！
可惜，我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一直沒有把握好，課堂上往往講著講著就偏離了「正確路線」。所以，「一票否決」落到我頭上，一點不冤枉。
其次，我又老是給學校帶來負面影響。比如，前幾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川東土改，給學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後果。（那次，學校找我談話時，我就很內疚地表示：「如果……我就馬上走人。」但學校卻大度地包容了我。）又如，上月初（6月2號），校領導已經給我打了招呼：「不要惹事。」我也表態要老老實實做人。不料，一遇到有人打上門來，我又沒忍住，加入了因小說《軟埋》而引起的論戰。這一下又惹得雞飛狗跳，一大群愛黨愛國人士不僅把我罵得狗血淋頭，而且又連帶影響了我任教的學校。
我要是校方，為了保障意識形態不出問題和經濟效益不受影響，也要開除像我這樣的害群之馬。
記得前些日子那些罵我的愛國人士曾怒氣沖沖地說：大學裏居然容忍這樣的教授存在！
現在，他們可以消氣了。我早就知道他們一定會贏。
離別前，有甚麼感想呢？記得當年北京大學焦國標副教授（他也在文學和新聞學院）因寫了《討伐ZHONG XUAN BO》一文被校方解職。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悶，鬱鬱地圍著北大未名湖遊走。
我們學校沒有湖，只有一個荷花池，但我不想圍著它遊走，因為我這輩子曾經歷7次下崗，一顆破碎的心已經體會不到苦悶了。
這一次，是最後一次下崗了！
從23歲登上大學講台到今天（2017年7月3日），我前後總共在講台上站了22個春秋，是我這輩子幹得最長的職業。
22年，有多少愛恨情愁！
3年前，預感到隨時會被趕下講台的我覺得應當留下點痕跡（也算是紀念），因此，我一口氣寫下了十多萬字的「心路歷程」——《愛恨交織——一個高校教師的手記》。也許，有一天，人們會讀到這些文字。
唯一讓我感到不捨的是我教過的那些學生，尤其是漢語國際教育15級的學生（本期我教了他們三門課）。難忘他們上課時那全神貫注的面孔、那充滿了求知慾望的眼神和師生台上台下的美妙呼應。
教師這個職業最滋潤心靈的，就是每當你走進教室時，看到一雙雙期待的目光，還有告別時，那依依不捨的合影。
15級的學生期末時曾急切地問我下期是否還教他們，他們表示（包括傳來的文字），盼望我能繼續給他們上課。本來，學院下期已經給他們排了我的兩門課——《西方文化概論》和《西方現代派文學》。但現在，永遠不可能了。
前幾天，在給大三學生（14級）的最後一節課（當時不知道那也是我教師生涯的最後一節課）時，我向他們道別的語言是拜倫的一首詩：
愛我的，我致以嘆惜，恨我的，我抱以微笑，任憑天空烏雲翻滾，我準備接受任何風暴。
這是拜倫告別故土時的最後一首詩。
後來，他長眠在希臘的崇山峻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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