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對十九大的關注重點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關心一些方向性的經濟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稱自己創造了一個堪與華盛頓共識媲美的北京共識，即中國模式。這一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共產黨政權主動與資本主義聯姻，讓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了數量超越美國的億萬富翁群體，與此同時則讓80%左右的中國人處於社會底層。但到了十九大前夕，北京在政爭硝煙瀰漫之際，明確宣示了抑富政策，宣告中共政權與資本家聯姻的黃金時代將正式結束。
政府與商人關係將有改變的徵兆其實早已顯現，但許多人是在肖建華被秘密押回北京、吳小暉失去自由之後，才願意正視這一事實。就算是先知先覺的王健林，幾年前雖預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來得這麼快。
資本大鱷被斥為 「野蠻人、害人精」
習近平接任之後，面對私企富豪坐大之勢，一直在考慮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將私企中的優質資本吸納進國企，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公佈以後，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我在〈國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盤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當時民企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公佈之後，民企雖然普遍視混合為「陷阱」，但並不認為會出現「牛不喝水強按頭」的情景。當時許多海外評論者不看相關文件，以為要推行國企私有化了。針對這類看法，我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條剖析，指出該方案的目的是通過讓私企優質資本進入國企、但又不佔主導地位，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嗅出危險氣味的人開始跑路。從2014年開始，王健林、吳小暉都走上了海外擴張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萬達系是通過國內舉債籌資，安邦系則是發行各種保險理財產品籌資；但二者本質相同，都是通過國內高負債走「金蟬脫殼」之路。二人公司的高負債情況，我在此前評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過，不再贅述。
中國當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這些把戲，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災之後，劉士余被任命為證監會主席。面對滿目瘡痍的股市，劉士余說過不少讓富豪們驚心的話語，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劉士余稱，「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槓桿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後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不可以的！」劉士余警告說：「挑戰了國家法規的底線，也挑戰了做人的底線，當你挑戰刑法的時候，等待你的就是開啟的牢獄大門」。
業界當時普遍認為，劉士余針對的是以恆大系、寶能系、安邦系為代表的舉牌最為活躍的保險系資金。
還有大膽一些投資界人士，則批評劉士余的言論不當，妨礙金融改革，但並未想到中國政府要重新釐定政府與商界的關係。
中國政商關係之結在哪裏？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國政府相當在意，江澤民用「三個代表」理論將新富階層與專業人士納入社會基礎之後，有過不少官方調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佈了中國3千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千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該文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
這篇文章以蘇南商人為紅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應該歸於此類。「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
有趣的是，該文對前兩類商人都列舉了代表人物，但對第三類商人卻未提及一個名字，只是指出：「在國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現幾個特點，一是草根商人佔絕大多數，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商人家族佔大多數。對比這兩個領域，中國商人家族的構成，存在很多隱憂。近年來日益被詬病的權力資本，權錢的聯姻，為中國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係的明暗兩個層面擺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係。這兩層粘在一起的關係，註定了中國政商關係有兩重制度詛咒。
中國政商關係的兩重詛咒 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詛咒：官員們「家國一體」之利益輸送機制。
中共政治就是極權政治，以「三個壟斷」著稱，即政治壟斷、經濟（資源壟斷）與輿論壟斷。這種三個壟斷格局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但那時有權力無市場，大小掌權者最多是樓住大一些，享受特供與子女就業特權。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政府官員掌握的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即我講的「權力市場化」。
這一點，註定了中國的官員必然會有尋租衝動。如果家人不夠能幹，就充當權力掮客，官商勾結；如果妻子兒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辦企業，因為向別人尋租遠不如自家人開辦企業安全可靠。這就是近幾年反腐當中，一個貪腐官員落馬，往往導致家庭成員及朋友圈同赴監獄現象的原因。
為了讓官員們能夠祛除這重詛咒，前些年國內很認真地討論過如何「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推動政改」。這類討論從本世紀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輪討論最為認真，而且加入討論的有一些頗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貪官推動政改」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過此論的來龍去脈。
第二重制度詛咒，則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由於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係是種「賜予」的關係。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准入、稅收、企業年檢，每道關卡都可以讓商界難過。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2005年開始，中國商界、學界曾興起一波關於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主要觀點彙集於《原罪：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贖》（2007年出版）一書當中。該書將「原罪」歸咎於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會轉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後天失調以及滋生原罪的社會環境，並列舉了對此的三種聲音——追究派、反對派和折中派。
這兩重制度詛咒，江澤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國高盛前董事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為全書標題，很傳神地道出了這一點。但江澤民在推出「三個代表」理論之後，沒來得及破除這兩重制度詛咒，就已經退休。
胡錦濤雖然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願意著力破除這兩重制度詛咒。然後，中國迎來了習近平。
江澤民「改變了中國」 習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習王反腐以來，不少省部級高官紛紛倒下，依附他們的商界朋友也紛紛入獄。今年以來，炮口對準了中國富豪的極品——資本大鱷。
在中國三類新富家族中，對付草根型、紅帽型，當局不講客氣，均鎮以雷霆之威。對付紅色家族則只能採取「春風化雨」的柔軟手段，在習近平的壓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對中共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則將其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目前，在該集團領導層中，李小琳排名第四位。
外逃貪官則有獵狐行動。上榜「狐狸」已經被獵回不少，暫時沒被獵回的，不少人因應付官司而耗盡財產，正在體驗「海外居 ，大不易」。
中紀委本來在中央機關中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從王岐山任書記之後，對貪官及其朋友圈殺傷力特別大，「寧見閻王，不見老王」，成了中國官場流行語。郭氏推特文革中，參與者就有一些貪官家屬與情人。
上述權傾一時的官場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書寫不知道結局的《紅樓夢》，只有那些前幾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與官員家屬，他們的「財富故事」可能會有個相對平安的結局。
但如果以為中國的富豪劫來自於王岐山，或者是習王聯盟，則是對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層認識的皮相之談。
一黨專制政治最大的特點是不容他人分享權力。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曾有一個理論假設，他認為對於一黨制政權來講，主要威脅之一在於「控制自主性經濟權力來源的新興社會集團的興起，也就是說一個獨立的、富有的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發展，導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們考慮自身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時，必須好好領會亨廷頓這一觀點。
江澤民確實用「三個代表」理論改變了中國，但習近平正在把被江澤民改變的中國慢慢改回去。
王滬寧歷經江胡習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論化妝師，他曾經用「三個代表」取代了三個革命階級（工農兵），他今後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個代表」，為中共尋找新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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