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對十九大的關注重點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關心一些方向性的經濟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稱自己創造了一個堪與華盛頓共識媲美的北京共識,即中國模式。這一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共產黨政權主動與資本主義聯姻,讓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了數量超越美國的億萬富翁群體,與此同時則讓80%左右的中國人處於社會底層。但到了十九大前夕,北京在政爭硝煙瀰漫之際,明確宣示了抑富政策,宣告中共政權與資本家聯姻的黃金時代將正式結束。

政府與商人關係將有改變的徵兆其實早已顯現,但許多人是在肖建華被秘密押回北京、吳小暉失去自由之後,才願意正視這一事實。就算是先知先覺的王健林,幾年前雖預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來得這麼快。

資本大鱷被斥為 「野蠻人、害人精」

習近平接任之後,面對私企富豪坐大之勢,一直在考慮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將私企中的優質資本吸納進國企,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公佈以後,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我在〈國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盤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當時民企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公佈之後,民企雖然普遍視混合為「陷阱」,但並不認為會出現「牛不喝水強按頭」的情景。當時許多海外評論者不看相關文件,以為要推行國企私有化了。針對這類看法,我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條剖析,指出該方案的目的是通過讓私企優質資本進入國企、但又不佔主導地位,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嗅出危險氣味的人開始跑路。從2014年開始,王健林、吳小暉都走上了海外擴張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萬達系是通過國內舉債籌資,安邦系則是發行各種保險理財產品籌資;但二者本質相同,都是通過國內高負債走「金蟬脫殼」之路。二人公司的高負債情況,我在此前評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過,不再贅述。

中國當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這些把戲,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災之後,劉士余被任命為證監會主席。面對滿目瘡痍的股市,劉士余說過不少讓富豪們驚心的話語,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劉士余稱,「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槓桿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後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不可以的!」劉士余警告說:「挑戰了國家法規的底線,也挑戰了做人的底線,當你挑戰刑法的時候,等待你的就是開啟的牢獄大門」。

業界當時普遍認為,劉士余針對的是以恆大系、寶能系、安邦系為代表的舉牌最為活躍的保險系資金。

還有大膽一些投資界人士,則批評劉士余的言論不當,妨礙金融改革,但並未想到中國政府要重新釐定政府與商界的關係。

中國政商關係之結在哪裏?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國政府相當在意,江澤民用「三個代表」理論將新富階層與專業人士納入社會基礎之後,有過不少官方調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佈了中國3千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千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該文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

這篇文章以蘇南商人為紅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應該歸於此類。「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

有趣的是,該文對前兩類商人都列舉了代表人物,但對第三類商人卻未提及一個名字,只是指出:「在國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現幾個特點,一是草根商人佔絕大多數,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商人家族佔大多數。對比這兩個領域,中國商人家族的構成,存在很多隱憂。近年來日益被詬病的權力資本,權錢的聯姻,為中國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係的明暗兩個層面擺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係。這兩層粘在一起的關係,註定了中國政商關係有兩重制度詛咒。

中國政商關係的兩重詛咒 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詛咒:官員們「家國一體」之利益輸送機制。

中共政治就是極權政治,以「三個壟斷」著稱,即政治壟斷、經濟(資源壟斷)與輿論壟斷。這種三個壟斷格局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但那時有權力無市場,大小掌權者最多是樓住大一些,享受特供與子女就業特權。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政府官員掌握的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即我講的「權力市場化」。

這一點,註定了中國的官員必然會有尋租衝動。如果家人不夠能幹,就充當權力掮客,官商勾結;如果妻子兒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辦企業,因為向別人尋租遠不如自家人開辦企業安全可靠。這就是近幾年反腐當中,一個貪腐官員落馬,往往導致家庭成員及朋友圈同赴監獄現象的原因。

為了讓官員們能夠祛除這重詛咒,前些年國內很認真地討論過如何「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推動政改」。這類討論從本世紀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輪討論最為認真,而且加入討論的有一些頗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貪官推動政改」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過此論的來龍去脈。

第二重制度詛咒,則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由於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係是種「賜予」的關係。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准入、稅收、企業年檢,每道關卡都可以讓商界難過。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2005年開始,中國商界、學界曾興起一波關於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主要觀點彙集於《原罪: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贖》(2007年出版)一書當中。該書將「原罪」歸咎於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會轉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後天失調以及滋生原罪的社會環境,並列舉了對此的三種聲音——追究派、反對派和折中派。

這兩重制度詛咒,江澤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國高盛前董事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為全書標題,很傳神地道出了這一點。但江澤民在推出「三個代表」理論之後,沒來得及破除這兩重制度詛咒,就已經退休。

胡錦濤雖然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願意著力破除這兩重制度詛咒。然後,中國迎來了習近平。

江澤民「改變了中國」 習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習王反腐以來,不少省部級高官紛紛倒下,依附他們的商界朋友也紛紛入獄。今年以來,炮口對準了中國富豪的極品——資本大鱷。

在中國三類新富家族中,對付草根型、紅帽型,當局不講客氣,均鎮以雷霆之威。對付紅色家族則只能採取「春風化雨」的柔軟手段,在習近平的壓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對中共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則將其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目前,在該集團領導層中,李小琳排名第四位。

外逃貪官則有獵狐行動。上榜「狐狸」已經被獵回不少,暫時沒被獵回的,不少人因應付官司而耗盡財產,正在體驗「海外居 ,大不易」。

中紀委本來在中央機關中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從王岐山任書記之後,對貪官及其朋友圈殺傷力特別大,「寧見閻王,不見老王」,成了中國官場流行語。郭氏推特文革中,參與者就有一些貪官家屬與情人。

上述權傾一時的官場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書寫不知道結局的《紅樓夢》,只有那些前幾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與官員家屬,他們的「財富故事」可能會有個相對平安的結局。

但如果以為中國的富豪劫來自於王岐山,或者是習王聯盟,則是對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層認識的皮相之談。

一黨專制政治最大的特點是不容他人分享權力。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曾有一個理論假設,他認為對於一黨制政權來講,主要威脅之一在於「控制自主性經濟權力來源的新興社會集團的興起,也就是說一個獨立的、富有的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發展,導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們考慮自身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時,必須好好領會亨廷頓這一觀點。

江澤民確實用「三個代表」理論改變了中國,但習近平正在把被江澤民改變的中國慢慢改回去。

王滬寧歷經江胡習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論化妝師,他曾經用「三個代表」取代了三個革命階級(工農兵),他今後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個代表」,為中共尋找新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