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義，是指道義、正義等超越物質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則；所謂利，是指物質利益。孔孟學說，崇義尚道、重義輕利、身任天下，影響了中國一代又一代文人義士的人生取向，是中華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傳統。
「義」和「利」是中國古代道德理論中一個重要話題，講的是道德原則和物質利益的關係，正確看待和處理義和利的關係是做人、立身之大事。孔子與孟子的「義利觀」都是在對天人關係的理解和把握基礎上產生，是為了從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問題。
在孔子的義利觀中，認為義是人行動的最高規範，對於人來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堅持道義原則。孟子繼承孔子觀點，提出「唯義所在」的價值選擇標準，凡事先問：「其所取之義乎，不義乎？」因此認為人的價值集中體現在道德價值上。
君子義以為上
「君子」是孔子論述的中心和重點，是儒家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著崇高的信念，集仁、義、禮、智、信各種高尚品質於一身的道德楷模。
孔子談「義」就緊扣「君子」，這在儒家經典《論語》一書中多有闡述。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講述義是君子對於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標準，君子對於天下之事，無所謂行，無所謂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於義。孔子認為義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提出君子「行義以達其道」，「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他對安貧樂道的學生顏回稱讚有加，孔子自己也是這樣，「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陳、蔡絕糧，處於困境，仍「講誦絃歌不衰」。
孔子認為，對於品德高尚的君子來說，快樂不在於物質享受，而在於精神境界的追求，在於融於道的心靈深處的快樂。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即如果知道「義」之後，還不能修正自己言行以求合於義，這才是真正令人憂慮。
君子學道則愛人
孔子強調「仁」、「義」是君子所必須具有的品德。顏回問怎樣才能做到「仁」，孔子說：「如果你能夠戰勝自己的私慾而復歸於天理，那麼天下人都會稱讚你是個仁人。」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君子傚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於「無私」，君子學道就有了仁愛之心，只有能真正節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懷面對世事，而成就「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普遍仁愛。
孟子同樣認為君子一切行動只能以義為標準，而不能顧及其它，提出「唯義所在」， 這在儒家經典《孟子》一書中多有闡述。孟子常把「義」與「仁」、「禮」等字合成一詞使用，謂之「仁義」、「禮義」等，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夫義，路也；禮，門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孟子說：「唯有仁人才能夠無敵於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國泰民安。」
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
君子的意志不僅是無所畏懼的勇敢，而且有承擔重任的堅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除邪扶正，濟世安民，一切行為以能彰顯倫理道德及作為人民表率為目標，是道義的實踐者和克己的典範。
孔子率學生弘道時曾幾次被困，一次，他詢問學生們的想法，有的學生說：「夫子之道達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沒有地方能夠容納。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標準呢？」孔子說：「君子修養正道，並使一切能夠歸於正道，如今你不堅持自己的理想修道、並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標準以求別人所容納，你的志向不夠遠大呀。」
君子重道義 小人重利益
孔子提出了「重義輕利」思想，並以「義」和「利」區分君子和小人，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闡述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區別，在於君子重道義，小人則重利益。
君子於事必辨其是非，對於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妥協的，行為光明正直，不搞歪門邪道，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小人於事則只想到有無私利可圖，患得患失，忙於算計，會為利益捨棄道義。君子無私無我，不計個人得失，胸懷天下；小人則喜歡勾結謀私，為滿足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孔子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與小人的心胸和視野則不辨自明。
君子敢於堅持正道原則，糾正別人不符合道義的做法，而不是隨聲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顏回問孔子說：「小人說的話有甚麼共同點嗎？對於君子來說，不能不加以分辨啊。」孔子說：「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表明有道德智慧的君子，並不是用言語去說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養來感化他人。他們是站在道義原則上互相之間進行勸誡，過後還會很親近。因為指出對方缺失，是出於真誠和責任心，並非埋怨妒忌。小人則站在共同搗亂基礎上，表面上看起來互相親近，而轉過背來就互相攻擊。
君子懷德 小人懷土
仁與義作為君子之德，小人是無法企及的，孔子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是明瞭人生真諦的人，「樂」在道中，無慾無求，日日精進向上於修德修道，小人則日日向下沉淪於個人私慾。
一次，在陳國被困斷糧，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是說君子即使陷於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節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會肆意胡為。孔子還說：「放於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為目標的話，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
在孔子與子貢談論治理國家食、兵、信三者孰為重時，孔子以信為第一，認為「民無信不立」，民信則屬於道德追求的範圍。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同孔子一樣重義輕利，主張「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提倡人們以「義」為先，追求正義，反對放棄仁義而去追求物質利益。《孟子》書中專辨義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見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書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義》 云：「《孟子》七篇，主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孟子來到梁國，梁惠王接見他的第一句話就問孟子能給他的國家帶來甚麼利益，孟子回答說：「大王！何必說利呢？只說仁義就行了。」
孟子說：「大王說，怎樣使我的國家有利；大夫說，怎樣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說，怎樣使我自己有利。結果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如果把義放在後而把利擺在前，唯利是圖，那些爭權奪利的人不奪得國君的地位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反過來說，從來沒有講『仁』的人卻拋棄父母的，從來也沒有講『義』的人卻不顧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說仁義就行了，何必說利呢？」
漢代司馬遷說每次讀孟子見梁惠王，常常感歎：「利」實在是天下大亂的原因啊！（轉載自【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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