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橋頭的故事

德國柏林的中使館前面是流經整個柏林的斯伯萊（Spree）河，斜對面是橫跨河上的亞諾維茲橋（Jannowitzbruecke）。橋上的路人就像橋下的涓涓流水，川流不息，而十幾年前在橋頭悄然出現的一組人，不畏風雨寒暑留了下來。

他們和中共大使館就隔著一條街，人員並不固定，有時候是德國人，有時候是中國人；有孤身一人的時候，也有幾十個人或一百多人一起來。

當行人，尤其是當中國人走過的時候，他們會笑容滿面的迎上去遞上一張傳單，或者一本小冊子，一張光碟。除了發資料他們也打坐，或者隨著音樂站著煉一種動作緩慢的東方功法，很多路過的德國人覺得新奇，而大多數中國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法輪功學員在請願，呼籲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兩位德國女士

瑪麗昂（Marion），一位四十多歲，眼睛裏總是帶著笑意的德國女士，就是這些請願者中的一員。有段時間，她的工作時間變得比較靈活，所以她就把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空出來，從十點到十二點到中共大使館前請願。

經常和她一起來的瑪麗亞娜（Mariane）是家庭主婦，她的丈夫不煉法輪功，他看到原來性格消極內向的瑪麗亞娜煉功後變得積極開朗，所以他非常支持妻子修煉法輪功，也反對中共迫害人權，他覺得妻子去中共大使館請願是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中國人的變化

一位亞洲面孔的女士走過，她像熟人一樣和兩位德國女士點頭微笑。瑪麗亞娜和瑪麗昂也回報以微笑。瑪麗亞娜告訴記者，這位女士是在請願地點後面的中餐館裏打工的中國人，每次她們見面都很友好的打招呼。

瑪麗亞娜說，她從2000年夏天開始，每週都到中共大使館前請願，她發現中國人對法輪功學員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

剛開始，有一些中國人罵法輪功學員，雖然瑪麗亞娜聽不懂，但從他們的神情和口氣，她能感覺到深深的仇恨，這讓瑪麗亞娜感到很悲哀，也更能體會到中共散佈的謊言給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帶來的巨大社會壓力。

瑪麗亞娜和同伴們一直堅持傳播真相。五年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很少再有中國人繞開法輪功學員走，一些人還主動問她們要法輪功真相資料。還有中國人用德語向瑪麗亞娜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不是初期那種挑釁性的提問題，而是真的想知道真相。

2004年一家中餐館在請願地點後面開張後，瑪麗昂和瑪麗亞娜見到不少到這裏吃飯的中國遊客。雖然她們知道這些中國遊客在出國前都被告知在外國不許接受法輪功資料，但每次她們見到中國遊客都去發資料，有些膽子大一點的接了資料，另一些人雖然沒有拿，但看到有西方人煉法輪功，他們似乎很驚奇。

瑪麗亞娜說，其實德國的法輪功學員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她一點都不覺得西方人對理解法輪功有甚麼困難。瑪麗昂認為，「真、善、忍」是「世界語言」，無論哪個民族，任何善良的人都聽得懂。

中國人的疑問西方人的思考

在瑪麗昂1999年開始煉法輪功以前，她和大多數德國人一樣，對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度了解甚少，和中國人的接觸僅限於在中國快餐店裏對店員說「來一個牛肉炒麵」。自從2004年8月瑪麗昂開始固定一周兩次在中共大使館前請願以來，她有機會接觸到很多來使館辦事的中國人。當被問到哪件事對她的觸動最深時，她陷入了沉思。

和一位中國人的對話讓瑪麗昂第一次直接感觸到了「鐵幕」之下一些中國人的想法。那時她們剛在亞諾維茲橋頭打出了「法辦江澤民」的橫幅，一個中文的，一個德文的。

一位路過的中國人左右端詳著這個標語直搖頭，瑪麗昂以為他因為中共的造謠宣傳而對法輪功有誤解，就和他攀談起來。

沒想到那個中國人問她知不知道江澤民是誰，她說當然，那人又帶著不相信的口氣問她是否真的相信這樣地位的人能被送上法庭？這個問題讓瑪麗昂吃驚不小，作為一個從小生活成長在民主和法制社會的德國人，瑪麗昂無法理解一個人可以因為官職而逃避被告上法庭的命運，不要說在下台以後被告上法庭，德國政客在執政時被告上法庭的也不鮮見。而江這個獨裁者當時已經下台了，但一個中國人還是不相信他能被繩之以法。

事後一位中國學員告訴瑪麗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這個疑問，這使瑪麗昂第一次深思一個專政政權對人民的控制和洗腦到了一個甚麼樣的深度和廣度。

為甚麼一個西方人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比如犯罪了就得受到懲罰，對於大部份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來說卻是不可能的呢？

為甚麼一個人生而有之的權利，比如自由思考的權利，自由選擇相信或者不相信甚麼的權利，中國人就不覺得自己應該擁有呢？

為甚麼有的中國人看到別人為了合理的權利而和平抗爭的時候，就害怕的繞開走呢？如果一個生活在德國的中國人都有這樣的顧慮和怕心的話，那麼在中國，這種恐怖統治將是多麼的沉重！？

隱約的，瑪麗昂感覺到了這不僅僅是一個獨裁者的問題，而是一個強制性的制度在背後支撐著這個龐大的迫害體系，不只是法輪功學員，每一個這個制度下的人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