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大腦的結構，注定了我們的思考是一種「自我中心」模式。由中心向外輻射，構成了親疏遠近的區別。這不僅是對人，對地區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看，熱愛本土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思維模式。實際上人類美好品格中，愛鄰居和鄉土，都非常重要。
香港大年初一的一場衝突，卻為這種人類熱愛本土的天性套上了一個緊箍咒。大概的順序是這樣的，先由官員定位暴亂，然後把暴力和本土派聯繫起來，再上升到分裂勢力，最後無可避免地，就到了「極端勢力」和「恐怖傾向」的地步。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完成了這個過程，他把香港「激進分離組織」與台獨、藏獨、疆獨並列，認為這是有分裂傾向的政治勢力，對抗國家統一，而且當然一定是「一種有組識甚至有預謀」的行動。
火猴年大年初一旺角的警民衝突，如果與全球其它國家進行比較的話，無論從性質和規模來說都並不特別嚴重。丟磚頭或是焚燒雜物，幾乎可以說是各類騷亂事件常見的場景。即使是在以政府管制超級嚴厲的中國大陸，旺角事件也是小巫見大巫。如去年十二月雲南省昆明市晉寧郊區的「騷亂」，不但上百特警被「石雨」和棍棒逼退，受創甚重，甚至還有十名特警被「俘虜」，成了村民（按特區官員的說法或者應該是「暴徒」）的人質。
但這些事件通常不會被稱為「暴亂」或者「暴動」，包括中國大陸過去這些年情況嚴重的警民和官民對抗。
中國自古有官員「養寇自重」的傳統。遇到問題的時候，把對手（多數只是普通老百姓而已）說成是亂臣賊子十惡不赦，如此，退可以把自己的責任輕易逃脫，進則獲得皇上和朝廷的大力援助，然後才有陞官發財的路徑。
然而把「本土」和「暴力」畫上等號，其實是從政者最糟糕的一種政策手段，但很不幸地，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特別熱衷此道，竟然把佔中國四分之一國土上的老百姓都逼成了「本土」的暴民。
八十年代在西藏的時候，筆者有不少藏族朋友。當時幾乎從未發現任何漢藏矛盾，也從未察覺他們有獨立的熱情。兩年前在華盛頓居然見到一位藏人的老朋友，大家嘻哈招呼之後，赫然發現對方居然是一個著名藏獨組織的核心人物。在這裏我不想詳述這位藏獨朋友二十年「蛻變」的過程和經歷，我的結論是，他其實是活生生地被逼成了鐵桿「反華勢力」。順便說一句，這位朋友漢語很好，現在酒後還要唱小時候的歌曲。
把複雜的人文問題簡化處理，是頭腦原始和低級的運作方式，對於政府和官員來說，則是一種標準的惰政。這種情況我們其實常常遇到，只要見到一隻咬人的兔子，全世界的賓尼兔都成了兇猛的野獸。
人類文明的自然發展，一直遵循著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的過程。中國人從家族開始，禮儀孝道，然後發展出忠義廉恥。西方也一樣。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籃球教練John Wooden，因為帶領UCLA籃球隊十一次拿下全美大學籃球聯賽冠軍而成為美國的一位傳奇人物。他最著名的做人七原則，首當其衝的第一條是：「真誠面對自己」，To be true to yourself。自愛，然後才能愛人。所以基督教要求教徒愛上帝（從哲學的角度其實就是愛自己）、愛家人、愛鄰居。這大概和佛教的自度，然後度人，道理差不多。
因此，我固執地認為人類文明一定是從自我開始的。有了自我的覺醒，才有家人和朋友和社區的族群認知，然後有一方水土，然後才有國家和民族意識，最後有地球和人類的超然感受。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程序，所以現代文明一定是「自治」的文明。
但這個世界上確實有不少人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把愛自己和愛領袖對立起來，把愛家鄉和愛國家對立起來，他們的要求是，必須愛國家，而不能愛本土家鄉，中共如此要求藏人；必須愛領袖而不能愛自己和家人，北韓就是這麼做的。當然，結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
明白了解人性，寬容人性的特點，才談得上真正的德治和善治。
春秋早期，幫助齊國成為五霸之首的管仲病重，對前來探視的齊桓公說：要遠離易牙、豎刁、衛公子啟方這些人。桓公說，「這幾個人對我很好啊，易牙把孩子煮給我吃，豎刁自宮來服侍我，而衛公子啟方為完成我的工作15年沒離開過，父親病重都不去探望，這樣的人還有可疑嗎？」
管仲說：人之情非不愛其子，非不愛其身，非不愛其父，這些人連子女、自己的身體和父親都不愛，如何能真正愛君王呢？
管仲死後三年桓公卻開始重用這幾個人。結果幾位開始作亂，齊桓公被活活餓死，三個月無法安葬，屍蟲都爬出了宮牆。死前，桓公哭嘆「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
人不愛自己以及鄉土，最後不可能去愛國。不自珍，不可能珍惜別人。
旺角的暴力事件令人遺憾，但將之緊扣本土派，還加上極端二字，無疑是一種蠢行。待時日久，港人必傚桓公之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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