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索羅斯既愛又恨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貨幣崛起》一書的導言中說，2007年，美國人均年收入不到3.4萬美元，而當年投資銀行高盛公司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的收入（包括工資、獎金和股票獎勵在內）達到6,850萬美元。同年，高盛公司淨收入達到460億美元，超過了100多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不過，布蘭克費恩的收入還是比不上索羅斯。當年索羅斯的收入是29億美元。與此同時，全世界有近10億人每天僅賺1美元維生。

這裏，我們可以對索羅斯的賺錢能力得到一個大致的印象。

去年1月24日，索羅斯宣佈退休。索羅斯評價自己說：「我是一個複雜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區，我以迫使英格蘭銀行屈服和使馬來西亞人破產而出名，即作為投機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它地區，我被視作『開放社會』的捍衛者。」

資助中國改革開放的研究

對中國而言，索羅斯同樣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索羅斯算得上是中國的「老朋友」，他旗下的基金會從1986年進入中國，服務中國各項社會事業20多年；但許多對此不了解的中國人，對索羅斯的印象來自他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狙擊，認為他是專門從事顛覆事業的陰謀家，是一個投機的金融大鱷。

索羅斯進入中國的牽線人名叫梁恆。1985年，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梁恆接到索羅斯要求見面的電話。他們在一家法國餐廳見面，索羅斯說「想替中國做點事」，請梁恆幫助打探在中國設立一個基金會的可能性。索羅斯當時計劃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於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梁恆回國後結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陳一咨，雙方談妥。1986年10月，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正式成立。

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在北京租了一間小辦公室，只僱傭4人，成立了由教授、經濟學家和編輯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負責篩選來申請補助的計劃。運作的第1年，基金會從200件申請案中批准補助40件，多是開創性的小型計劃。一位藝術史專家在基金會協助下，尋找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的古老技藝作品，搜集登記了成千上萬件即將失傳的傳統藝品。基金會還資助重新搜索傳統音樂的計劃，搜集即將失傳的民謠，錄製成5卷錄音帶。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9年5月的兩年多時間裏，基金會共計贊助中國將近300多個項目，總贊助額250萬美元。資金主要用於派遣赴美學者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體改所和其它文化事業。1989年，索羅斯基金會退出中國。有親歷這段經歷的人表示，「基金會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今天仍讓很多當權者受益。」

不過，在「一切都變得大不相同」的21世紀，索羅斯又回來了。2004年8月，開放社會基金會總裁奈爾對中國進行兩周考察，決定重返中國。
2005年，索羅斯基金會為中國非政府組織及相關機構捐贈近200萬美元款項，它們主要被用於支持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訴訟、環境保護及愛滋病防治等。

索羅斯女兒還創設利眾基金會，服務藏區18年。

截至目前，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還沒有官方代表機構。總部發言人曾表示，「開放社會研究所希望能儲備足夠的資源，在中國設立分部，在未來的日子裏為廣大的中國人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