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馬建：語言就是我的祖國

【德文大紀元記者Florian Godovitsd採訪報道】在今年的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一抬眼，一低頭，不經意地望去，常常會發現，在展館的牆上、報紙的內頁裏有一雙沉靜的黑眼睛在沉靜地回望著看著他的人，眼睛的主人有著一副清瘦的面孔，留著半長的頭髮。這就是旅英華人作家馬建。

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的德文版在書展上正式面世，這是今年他出版的第二本德文書籍，第一本是德語版的《紅塵》。在書展上約馬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停地接受著一家又一家的媒體採訪。

10月15日上午10點，馬建來到《大紀元時報》設於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展位，與讀者座談，並就其新作《北京植物人》接受了本報德文版記者Florian Godovitsd的專訪。

《北京植物人》是一部時間跨度十年、長達600頁的小說，描述了主人翁從1989年到1999年的生活，涉及了諸如天安門事件、法輪功等敏感話題。目前該書已經出版了英文和德文版，而且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成為此次書展最受關注的中文譯著之一。但該書被禁止在大陸出版。

記者：非常高興您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北京植物人》這本書剛剛出版了德文版，所以非常高興能和您談一談這本書的情況。

馬建：這本書寫的是十年間的故事。在這十年裏，除了描述一個植物人從昏迷中慢慢甦醒的過程，還描寫了中國社會十年來大量的變化。比如：這個植物人的媽媽，一開始相信共產黨，後來信法輪功，再後來被鎮壓。這裏反映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現實。

記者：這本書的書名非常醒目，叫《北京植物人》。為什麼把「北京」和「植物人」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一個植物人，他已經失去了對外界的認知，可是您又描寫了他內心的生活。可以講一講您為什麼要取這樣的名字嗎？

馬建：這個名字有一個很強的象徵意義，就是中國人關於「六四」的記憶都被抹掉了，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國人的靈魂被麻木了；其三，中國人失掉了信仰。那麼，在這部小說裏，人們發現，植物人用自己的肉體保護了記憶。當他十年後醒過來的時候，他恰恰是唯一一個「活人」，因為整個社會的人都喪失了記憶。這就是小說的一種象徵。

記者：剛才您講到，整個那段歷史都被抹掉了，那麼也就是說，現在「六四」這個話題在中國是禁區，您的意思是說在中國，整個一代人是真正的植物人，而這個植物人——書中的主角是一個真正清醒的人，是嗎？

馬建：是。因為我認為人只有保存了記憶，你才能保存你自己，可以這麼講，記憶不止保存了情感，我認為記憶是我們每一個人唯一的財產，而這一點恰恰是共產黨要極力抹掉的。其中的原因在於，共產黨在不斷地往前發展，不斷地要抹掉自己的罪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只能這麼講，與極權社會的鬥爭，其實也是在爭奪記憶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會永遠存在。

記者：您剛才談到了共產黨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而消滅人們的記憶，那麼，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馬建：我想，從毛澤東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開始（就開始消滅人們的記憶了）。你會發現在當代這些年輕人中，在所呈現的中國歷史裏面，包括在共產黨「六十週年」大慶的時候，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存在了，「六四」也不存在了。（中共建政後的）運動一個接一個，都死了很多人，這都是共產黨犯的罪行。

那麼我們反過頭來看一看，「六四」為什麼對中國共產黨那麼重要呢？我認為這裏有個最大的問題，其一、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壓過了中國人的身體；其二、重要的是，共產黨通過「六四」也失敗了。看起來它們是勝利了，但實際上是失敗了，因為緊接著，共產主義陣營一個一個的都倒了，共產黨也倒了。你會發現在最近這二十年裏，中國的報紙很少出現共產主義這個詞了，馬列主義會出現，但是我想，包括共產黨的官員，也不會相信了。

在這麼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它們又要用信仰做民主招牌，它不願意這個謊言被揭穿，所以這個歷史，它們還將掩蓋。每年「六四」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們會抓人，每年「六四」的時候它們會封鎖「六四」這個關鍵詞，就是因為它們害怕。它們內心知道，一旦這個謊言被戳穿的話，它們就處於非法地位。

集體喪失記憶導致道德觀念缺失

記者：您剛才提到，在書中的這個植物人的媽媽，原來信仰共產主義，後來信仰法輪功並且遭到了迫害。歷史的記憶是有延續性的，有過去，也有對現實——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這種記憶，那麼對現實發生的這些事情，很多人也沒有去感知它，涉及到現實時，也有集體失憶的現象出現。您能講講這種現象嗎？

馬建：書籍就是用文字反映我們的生活，反映我們的歷史，更是記載我們的思想。那麼，書之所以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就是因為它保住了我們的記憶。但是你會發現，在中國的書展上，無論是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還是關於法輪功的，都不存在，我甚至懷疑他們連氣功都不敢（讓其）存在了。

這種集體失憶只有一個受益者，那就是統治者，統治者希望所有人最好都是一樣。這樣的話，控制一個人跟控制一億人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它最怕有各種各樣的信仰，它最害怕每個人有自己的性格，它更害怕每個人要求自由。

那麼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我們會發現，集體失憶時，人們換來了一個代價，就是似乎他們的生活是有保證的。因為共產黨說，如果你聽話，你就可以過上好的生活；如果你反對黨，要麼你進監獄，要麼就把你放在生活的邊緣。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講，他當然就會去選擇失去記憶了。因為他並不認為將來有什麼重要。

但是十幾年過去了，我們會慢慢地發現，社會問題出現了，就是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價值觀念不見了。失憶同時也是喪失道德價值觀念的一個開始。

西方集體失憶源於經濟利益

記者：我提一個非常標準的西方人的問題。剛才我們講到的中國人集體失憶的這個問題，那麼也就是說，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他不去講一些敏感的社會問題。我注意到在西方的媒體當中，「六四」還是報道的。但是一些現實問題，比如法輪功問題，在法輪功被鎮壓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沒有看到太多的西方主流媒體對這件事情有任何報道。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你有沒有注意到這種現象？那麼西方有沒有對中國現實事件的一種集體失憶的症狀呢？

馬建：我想這個事情的發生主要是取決於西方和中國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是一種經濟利益的關係，我不知道你們德國總理怎麼跟中國打交道，但是起碼我們看到法國的總統是怎麼選的。在這個時代，我們發現非常危險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身處一個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時代，我們的政治家們正在變成老闆，我們正在被出賣。

道德危機，或者說信仰危機正在我們身邊徘徊，我們不敢說未來是安全的，因為我們只依賴物質；我們也不敢保證我們的精神信仰、我們共同的文明價值是否要跟物質世界、跟商業要有一場決戰，我們不敢保證；但是我相信，現在這個事情正在發生，正在我們身邊發生。

中國政府正在用金錢收買我們的文明，收買我們的道德價值，難道這不是嚴峻的現實嗎？

一個消滅思想的國家在展出其成果

記者：您剛才說到書籍承載價值，書也是商品。那麼在這些書籍當中，您認為哪些價值是書籍必須要去承載的，而哪些東西是書籍不應該去傳播的呢？

馬建：一個書展的書可以講是林林總總，包括人類所有的方面，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來講，我更加註重書的人文的一面。這樣的書，除了保存記憶和保存思想，也保存我們的生活。書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我們得「吃」書，如果沒有書的話，我想我們沒有辦法生存下來。

中國館正在告訴大家一個信息，那就是：一個消滅書的國家，一個消滅思想的國家，正在展出他們的成果。

記者：您生活在海外，在流亡當中寫作，作為一個中國人，您願意回到中國去嗎？還是願意繼續留在海外。

馬建：我想這個問題對一個流亡作家應該不是太重要，因為語言本身就是我的國家，我走到哪裏可以帶到哪裏，誰也沒有辦法消滅。那麼作為一個中文作家住在倫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有句話「山隔的越遠看的越清楚」，北京發生的事情可能北京市民不知道，但是我在倫敦，我可以知道，所以我更加能夠感受到在中國的生活，因為我沒有被麻木。

記者：謝謝您！

【書摘】《北京植物人》

……本來天上有九個太陽天神就射下了八個……

六月一日也許廣場湧來了很多孩子，如花朵撒在廣場，再抬頭看天就更藍更透明了……那邊民主女神像也白得像初雪。

我真可惜孩子們在這共產黨國家長大，看著兒童們在叫喊跳躍，就感到廣場變成了家。我知道她不喜歡小孩，就故意地說：真好玩，你說呢。

「這個制度下的小孩子只長身體不長頭腦。」天衣背著包和相機站得筆直。

雖然紀念碑上下層的平台都空了出來，讓兒童們跑來跑去，但還是感到廣場亂七八糟。指揮部、財務部、宣傳部等抬下來的物品堆滿早期的廣播站四周。我也實在動員不出人手看護，能叫得動的同學都在廣場北面清理垃圾和搭蓋新帳篷，二十多個從香港進口的藍帳蓬散在大大小小的紅旗和破爛的塑料帆布之間，像是走進了渡假營地。

「怪了，在這兒還真有種人多不怕鬼的安全感。」大姐似笑非笑地說了句，眼神躲在草帽影裏，像託兒所阿姨的樣子。她昨晚為了民主大學請教授的事和天衣返回了學校，也剛回來。

天衣在陽光下瞇著眼，鼻子尖有汗，她又舉著相機在看著一隻飛得很高的紅風箏。那是一隻長尾金魚，正自由地在藍天裏飄遊。

「嘿，哪兒有吃的。」我拍著她肩，她低頭把背包打開，拿出一包打開的方便麵。我剛幫牟森在女神像下面支完帳篷，又組裝完一套擴音器，就轉著找點吃的。

「這牌子，特香，有嚼頭。」低頭看她小腿和腳趾挺乾淨地落在涼鞋上，就知道她昨晚洗了個澡。

「戴偉，聽說幾個領袖都有了秘密電話號碼，一旦危險，可以求救，有專人接去香港。那剩下我們這些就等著被關監獄呀。」大姐氣色挺好，大概是穿了件紅線背心。我從未問過她是否有男朋友，好像女人大了點就晃過去了，其實她比我大不了幾歲，還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