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
當1984年台灣《勞基法》公布實施，有識之士即預料到若無法將該法修得合宜，將對自由競爭勞動市場產生衝擊，失業升高也可預見，而勞工團體也會以之作為抗爭基礎，《工會法》的修訂也將面臨挑戰，本文即1988年2月探討勞動問題文章的一部份小修而來，發表於2001年1月5日《經濟前瞻》，在新世紀修改《工會法》之際仍具高度參考價值。】
近年來，台灣失業率升高成為熱門問題，勞工法令的修訂也被搬上枱面，其中《工會法》的修訂是一大重點，如何迎合全球化、自由化潮流則是焦點所在。
一般而言，在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裏，追求私利的個人，為了求取自已福利的極大，他會選取對自已最有利的途徑，而很自然地，尋求團結來幫助私利的達成是一種有利的做法，因為這可以節省許多成本。工人們之所以結合成團體，增強協商能力固為目的之一，但卻應不是蓄意與資方對立，而是便於成員之間的溝通，甚至只是為了便於舉辦康樂活動，以調劑身心，而在成員們有意見時，可以形成集體意思，與資方作充份的意見交流，俾達成彼此都合意的最佳方式。
如果工人所組成的團體就叫工會的話當然會有代表人。這個代表人必須能紓解工人所受的委曲，而且要監督僱主、管理者，以及受僱者之間的工作關係。他就像資產經理人一樣，充當供需雙方的協商者，以保證合約有效施行，而該合約則係供需雙方所共同自願簽訂的。因此，工會既要監督僱主的行為，看看是否履行了所答應的工作條件及工作報酬，而且也要監督僱工們的表現，由而工會的最大功能即在促進勞資雙方的充份溝通，使兩者和諧相處，以提升一般生產力，使工資和工作條件能夠不斷的改進。工會應不是如某些人所認為的，只是因為個人的議價能力太弱，為了避免得不到應得工資水準，才藉由集體協商的方式來免除資方的剝削。
提升生產力是工會要務
我們知道，英、美的工資遠高於台灣，而且其工會力量也遠強於我們，如果只將這兩者連想在一起，就下結論說：英、美工資之所以高，係因有強力工會所致。那麼，貧苦國家為要很容易得到高所得，工人為要易於獲取高工資，只要結合在一起組織工會，而且以罷工當武器即可。事情當然不是這麼簡單。應該了解的是，要使所得和工資提高，提升生產力才是正當且有效的途徑。提高工資的途徑，除了提高生產力一途外，尚有限制勞動供給和硬性提高工資兩種，但這兩種都會產生失業人數增多和不利的所得重分配現象，並不足取。
在一個自由的經濟社會裏，縱使像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這樣龐大的企業，如果比其他的僱主支付較低的工資，那就難以僱到工人，這就是說，該公司的工人所獲工資，至少是這個工人在其他的僱主那裏所能得到的水準。因此，我們應該了解的是，實際上是僱主們彼此競爭，受雇者彼此間競爭，而非如一般所想像的，只是勞資兩方之間的敵對競爭。
準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了解：工會的存在，主要的目的，在於增進勞資雙方的溝通和協商順利，而不是在藉集體的討價還價能力之提高，來爭取高工資，而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在於提高生產力。按照這樣的思路下來，事情原本是很單純的，工會和罷工也不應是形成嚴重問題的根源。但是，在實際的社會裏，人與人互動之間，其變化往往不是如我們想像中的理想。一方面，政府深恐民眾結合成不可駕馭的集團，乃以各種管制來限制集體行為，有的限制團體的數目，有的規範加入成員的條件，又有的禁止某些行為。國民黨掌權時，政府鑑於過去大陸淪陷的教訓，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顧慮，一向嚴加限制結社、罷工的自由，以免形成工會惡勢力的翻版。這裏，有必要簡單的說明歐美工會運動之所以會走到偏鋒的原因。
歐美工會運動概述
根據已故夏道平教授的整理分析，工會組織和集體罷工，是現代西方社會史和經濟史的大事，而社會人士和政府官員對這件事的心態和作為，曾經由一個極端轉變到另一個極端。起先，在十九世紀中期，工會運動開始時，反對聲勢浩大。可說將該運動視為洪水猛獸；當時，雖說工會組織未被完全遏阻，但經法律許可成立的卻極少。後來，社會輿論和政府政策大大地轉變，竟然轉變到讓工會能夠「合法地」鬧出暴戾的情境：以「強迫的」全體罷工來威脅僱主，以「暴力」的糾察隊來裹脅會員工人和非會員工人。嚴重的時候，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秩序和全民生活。
為甚麼會有如此劇烈的轉變呢？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為：是由於當時在偏激的輿論下，立法的失誤。夏教授以英、美兩國的例子作為說明：就英國言，工會的特權是經由1906年的《職工爭議處理法》（The Trade Dispute Act of 1906）取得的，該法讓工會享有了免於民事責任的自由，即令工會職員假工會之名做了極兇惡的壞事，也可援引其中的條文來解脫一般人所不能解脫的法律責任。
這當然違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再看美國的情況，1919年的《克萊頓法》（The Clayton Act），特為工會豁免《休曼法》（The Sherman Act）反托拉斯的限制，1932年的《納瑞斯─拉瓜底亞法》（The Narris—La Guardia Act），則又豁免了工會許多非法行為的責任。此外，法院方面還有若干判例，又在一些個案中承認了工會的某些特權（關於美國工會的演進過程，亦可參見Alchian & Allen （1983）, Exchange & Production, Ch. 15）。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工會的力量逐漸龐大，終而難免被野心分子作為爭權奪利的政治資本。等到政府驚覺情況不對時，已因形勢難以挽回，只好處處忍讓了。迄1980年代，美國在受過諸多事件的教訓之後，無論社會輿論、政府決策，乃至工會本身，都已有了一些轉向或修正。由美國工會會員比例的減少，也可稍見端倪；而英國戴卓爾夫人連續三次蟬聯執政，也顯示工黨所憑藉的政策早已不受英國人民欣賞。
後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可享有的便宜，就是能夠吸取先進國家的某些失敗經驗而免於重蹈。我們既已知道，歐美工會之所以逸出正軌的主要原因，我們在有關的立法方面，就應該慎防給予工會特權，或是有意的給予特殊袒護。但是，反過來說，也不應對自然發展的工會運動有意的壓抑。過去，政府的確是限制太嚴，如今，是到了修改《工會法》的時候了。
《工會法》宜向自由化傾斜
現行的《工會法》是1929年制定施行。其間經過七次修正，而於1975年5月公布的，迄今（2001年）二十五年多未再修訂。綜觀全法六十條，分為十三章，給人的印象是強制意味頗重。我們一再強調，每一個人只有自己才能做其最佳的選擇，要不要結社，是個人自由意願的選擇，政府也好，任何團體也罷，都無權加以強迫。準此，整個《工會法》實需大加翻修，秉持的原則為：任何人想要集會、結社，只要他們自認可以增進福利，而其行為又不至於妨害第三者或對公眾造成傷害，政府不應去干涉，只要從事登記，並公正的把守一般司法關卡即可。
在此基本原則下，《工會法》自第二章以下應該改以原則性規定。不過，我們知道，此種要求也許有人認為陳義太高，而在退而求其次下，至少應對某些極不合時宜的條文刪改。首先，第四條中規定某些行業的人員不得組織工會，實與「人民有集會及結社自由」的《憲法》第十四條相違背，宜刪除。第二，第六和第十二條都同樣的強制工人一定得加入工會，根本否定了人民的自由選擇權利，而且又規定三十人以上才得組織工會，也妨礙了人民有結社的自由。第三，第八條限定同區或同一廠場內的產業、職業工人，只能設立一個工會，這簡直就是鼓勵「獨大」，亦即鼓勵形成壟斷團體。
或有人擔心，同一事業內有一個以上的產業工會，會由於競爭而引起混亂，殊不知在競爭之下，工會將會使會員的福利達到極大。再說，組織工會的目的，本不是要與資方對立，因此，第八條的限制應該解除。第四，第二十二條關於工會經費來源，既然工會是工人自願組成的，理當由成員們自己繳納會費，至於數量的多寡，只要由成員視其成立的目的和宗旨自行決定，不應由政府或其他團體資助。以上只舉出可以立即修改的犖犖大者，其實，工會與社會上的其他一般人民團體不是相同嗎？為何不可能有同樣的待遇呢？
工會的罷工問題
至於工會的罷工問題，如果依上文的分析，工會係由個人依自己的最佳考慮所自願組成的，則每一個工人在工會中仍有其自主的權力，若他覺得工會裏的某些行動不利於自己，則應可拒絕參加，甚或退出工會，對於罷工行為也不應例外。其實，就每個工人而言，認為工作不滿意，而在力爭不得結果時，可以不去工作，沒有人有權干涉，只不過老闆將會給予曠職，甚至解僱的處分，這樣說來，每一個工人不都具有實質的罷工權嗎？他之所以不用，只是覺得不划算，其實，就整個社會而言，屬於「個人的罷工」案件，相信俯拾即是。
因此，真正的問題所在，是有那麼多的一群人，普遍都覺得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且又屢爭無效，乃採取集體不工作的行動，這就是「工會的罷工」。如果有某一機構的做法，真的到了員工中絕大多數呈現不滿，且已無力或無法改善，而且背後沒有政府強力支持的話，那麼這個企業也就沒有甚麼前途、隨時都準備倒閉了。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則工會罷工的發生應只是少數人利用集體行動，來達成其本身的目的，或者是在經營效率差的公營事業才會出現。這裏牽涉到兩個問題，一為所謂的「集體行動」，對於個別成員來說，是否有拒絕參與的權利；二為公營的獨佔事業的員工們，有否集體罷工的權利？
關於第一個問題，張清溪教授曾認為，工人有決定是否加入工會的自由，但若工會章程中明訂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本行為準則，則勞工自願入會就表示願意接受這個行為模式。也就是說，一旦工會由多數決通過了罷工，所有的會員不管個人的內心是否願意，必須參與團體行動，否則會有「白吃午餐」的不公平事例。相反的，夏道平教授在世時則異常堅持，個別工人仍有拒絕參加「少數服從多數」的罷工決定，他是以個人自由的哲理反覆的說明，而對張教授擔心的「白吃午餐」也提出破解之道。夏先生先是認為，若《工會法》能依其哲理修訂，則不會把多數決作為罷工行為的準則，接著說罷工的結果不一定有利，或即使有利，沒參與罷工者所獲的利益並不是「分掉」罷工者所可享有的利而使他們受損；若罷工的結果是不利的，那些不同意罷工者也將是無辜受害者。因此，夏教授對於少數服從多數的集體罷工，頗不以為然。
就筆者來看，集體罷工是既損人又不一定利己的行動，它是所謂的「最後的武器」，也就是說「最不得已的手段」。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裏，發生罷工的機率是很少的，若不幸發生，個別工人還是應有其選擇工作的權利。而且，罷工並不是單純的某些工人之權益事件，它是具有外部效果的。亦即，罷工會干擾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對於社會產生破壞力，外部成本因而存在，尤其是對於那些替代品稀少的產業，像自來水、郵電業等公用事業罷工之後會對社會產生重大的殺傷力，宜設法避免。反之，愈是競爭性高的產業，罷工的影響則愈會限於當事人。
因此，原則上，罷工的限制宜去除，而在一個完全競爭的社會裏，罷工幾乎是不會發生的，所以也不必加以限制。但是，任何社會都無法達到完全競爭的境界，因而對於關乎民生的獨佔性高的產業，尤其是公共事業，還是應該限制罷工。不過，我們或可這樣期盼，在無政府管制或保護下，獨佔性的事業是難以存在的，而且一旦解除工會、結社的限制之後，工會的寡佔、獨佔現象也愈難存在，集體大罷工也愈不可能產生，工會也就愈可能發揮其正常功能。如此，上面所提張、夏兩位教授的那點歧見，到底誰是誰非也就不重要了。因此，我們應該向自由化邁進。不僅經濟應該要更自由，工會組成要自由，社會的每一層面也都必須如此。#
參考文獻
1. 夏道平（1987），《工會與罷工問題的多面觀》，《自由經濟的思路》，頁239～247，遠流出版公司。
2. 夏道平（1987），《關於工會罷工權行使問題的補充意見—答張清溪教授》，《自由經濟的思路》，頁235～238，遠流出版公司。
3. 吳惠林（1988），《當前台灣勞動市場所面臨的課題》，《自由中國之工業》，69卷第二期，頁1～10。
4. 吳惠林（1990），《冷眼旁觀經濟風雲》，第一篇勞工問題，頁1～90。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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