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共政府在2022年頒布了諸多刺激消費的政策,但消費仍低迷,並且此趨勢已從2022年延續至2023年。通過對比中國和其它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數據,中共體制內有專家發文說,中共在財政金融上有「體制性掣肘」。但該專家的文章未在官方媒體上發表。

中共體制內金融專家殷劍峰近日發文《為甚麼中國人不消費?》,通過對比中國和其它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數據,殷劍鋒認為,中國居民收入佔GDP比重過低,以及居民消費率過低,都是因為中共財政金融的「體制性掣肘」。

分析中國的消費後,殷劍鋒又發文分析了中共政府的財政支出,探討「財政的『錢』去哪了?」。他表示,中共政府與其它國家相比在社會福利上是「摳門財政」,但政府財政支出中,投資和政府人員費用的佔比都過高。

殷劍鋒是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同時兼任中國金融學會理事、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以及中國保險行業協會首席金融專家等。

值得關注的是,殷劍鋒的這兩篇文章均未在中共官方的媒體或論壇上發布,而是在「新浪意見領袖專欄」和自媒體發佈與品牌助推平台「網易號」上發表的。

2022年中共政府在汽車、家電、餐飲等多領域頒布了促消費的政策,但總體消費市場仍走低。中共統計局1月17日發布數據稱,2022年12月份,中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約4.05萬億元,同比下降1.8%。其中,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品零售額為3.54萬億元,同比下跌2.6%。

當局多項政策刺激消費但收效甚微

國民經濟核算中,一個國家的最終消費分兩部份,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居民消費率。

居民消費率也可通過居民消費佔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值相乘來推算。前者反應居民的消費傾向,後者是GDP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殷劍鋒對比了中美兩國2001年至2020年期間的居民消費傾向,以及GDP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這二十年期間,美國居民收入在美國GDP的佔比平均是76%,而中國只有61%,低了15%;美國居民消費傾向是92%,中國只有63%,低了29%。

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在2010年達到峰值,此後居民的消費傾向一直在上升。殷劍鋒表示,這個趨勢符合生命周期理論——勞動年齡人口達峰前有人口紅利,獲得收入並儲蓄的人較多,因此居民總體消費傾向減少,而儲蓄上升;達峰後,退休的老人開始消費之前的儲蓄,導致消費傾向上升,儲蓄傾向下降。

但是自2012年算起,殷劍鋒說,中國居民收入佔比基本沒有變化,2019年的數據甚至還低於2012年。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居民不消費不是因為「吝嗇」,實在是囊中羞澀,「沒錢」啊!

民眾囊中羞澀歸咎於中共體制

為找出中國居民消費低的原因,殷劍鋒分析了三種收入分配:國民收入在生產要素之間分配(尤其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國民收入在居民內部的分配,以及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政府等國民經濟部門之間的分配。前兩種分配中,通過比較中國和其它國家的數據,發現差距不算懸殊,但第三種的差距十分懸殊。

殷劍鋒對比了中美兩國2012年至2020年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美國的居民收入佔比為75%,比中國的61%高出14%;美國的政府收入佔比9%,比中共政府的20%少了11%。

如果考慮中共的國有土地出讓金,這部份錢在中共的統計系統中被計入企業部門收入,但實際上是屬於政府部門的收入,那麼2012至2020年期間,中共政府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升高至25%,比美國政府的收入佔比高出16%。

因此,殷劍鋒認為,中國居民「沒錢」的根本原因是:在國民收入的部門分配中,中共政府的收入比重過高。

殷劍鋒還對比了2020和2021年期間中美兩國在居民福利政策上的差異。他說,這兩年中,美國政府給居民增加的福利共計11萬億美元,佔全部新增財政支出的69%,因此美國居民敢消費、願消費、能消費;而中共政府2020年給中國居民的支出雖有所增加,但僅有2千億元(約合280億美元)。

殷劍鋒在文章末尾表示,當前(中共政府)的財政體制已經到了需要做根本調整和改革的境地了。

而中共政府把國民收入投到哪去了呢?殷劍鋒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發表了另一篇文章,討論中國「財政的『錢』去哪了?」

中共干涉市場太多

政府的財政支出包括政府消費和政府投資兩大項。殷劍鋒把中共政府的消費稱為「一個從未被打開過的黑箱」。世界銀行關於各國的財政支出統計中,唯獨沒有中共政府的財政支出數據。

殷劍鋒參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方法,依據中共統計局的資金流量表,對照了中國GDP計算和中共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推算出了中共的政府消費。

世界銀行對政府消費的統計包括三大項:僱員收入(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商品和服務支出(goods and service expense)及補貼和其它轉移(subsides and other transfers)。殷劍鋒的算式為勞動報酬支出、社保福利救助支出和統計誤差。其中統計誤差為中國GDP中政府消費統計和他統計出結果的差別——2018年至2020年的三年中,統計誤差平均不到5%。

中共政府的整個財政支出,殷劍鋒分析統計後得出的結果是:2012年至2020年期間,勞動報酬佔比34%,社保福利救助佔比32%,投資(資本形成和資本轉移)佔比32%,誤差值僅為2%。

和其它國家的政府支出相比,殷劍鋒總結了中共財政體制的三大特點:首先是「摳門財政」,因為中共的福利支出在財政支出中僅佔32%,在15個國家中倒數第一。倒數第二是印度,佔比為40.8%,比中國高出8.8%;倒數第三是希臘,比中國高出12.9%。

其次是「投資財政」,比較2012年至2019年期間政府投資佔全部投資的比重,中國在15個國家中排名第一,高達36.5%。該比重:日本是21.3%,美國是17.2%,英國是15.6%。殷劍鋒認為,高投資率的背後是政府投資過多。

最後一個特點是「吃飯財政」,因為中共政府僱員的報酬佔政府支出的比重高達34%,又是15國中第一,比排名第二的希臘(20.8%)高出13.2%,是其餘13個國家的2倍到5倍。殷劍鋒表示中國的這個比例是「奇高」。

殷劍鋒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共政府已經做了太多本應該交給市場自由發展的事情。

橫向比較的15個國家中,除中國外,其餘的14國分別是德國、日本、西班牙、印度、美國、南韓、墨西哥、意大利、南非、英國、俄羅斯、印尼、法國和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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