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為防範Omicron的爆發,強制採取了「清零」封鎖政策。 「清零」封鎖使數百萬人在幾個月內沒有收入,農民工受到的衝擊最大,他們更擔心新一輪封城,因為他們很難在下一次封城中生存下來。

在過去兩個月裏,上海居民經歷了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在中國實施的最大規模的全市封鎖。近2,500萬人被限制在家中,幾乎所有的經濟和社會活動都停頓下來。

英國《衛報》報道,來自江蘇省的農民工季先生所在的社區,封鎖時間更長,比上海其它地區的封鎖還要早兩周。

51歲的季先生說:「我在床上躺了很久,現在我的背還在疼。」他和妻子在他們租的一間窄小的睡房裏忍受著封鎖。

6月2日,是上海解除封鎖的第二天,季先生受僱於一對夫婦,負責清潔他們的窗戶和修理一些家用電器。作為回報,他將獲得200元(30英鎊)的報酬。

他說,這是一種解脫,「兩個半月來,我根本沒有任何工作可做。」他對《衛報》說。

農民工所受到的衝擊最大

2021年,中國城市和城鎮地區有超過2.92億的農民工。農民工佔全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他們來自農村地區,中共嚴格的戶籍制度把他們登記為「農村戶口」,大大地限制了他們在中國境內移民和納稅人的權利。

根據中共官方數據,2019年有超過450萬農民工在上海登記就業。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在封鎖期間沒有工作,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季先生說,他很羨慕那些能通過網絡在家工作謀生的上班族。

「這實在是太難了。像我這樣的農民工受這些『清零』封鎖的打擊最大,因為我們必須走出家門來謀生。反正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也沒有多少積蓄。」他說,「就我而言,我有兩對父母要供養,我的兒子剛剛結婚,由於他的聘禮,我們仍有債務要還。」

季先生能夠度過封鎖期,要感謝一位朋友借給他大約1萬元人民幣,幫助他支付房租和費用。「平均而言,每天我們至少需要100元來支付我們的日常開支,所以這筆錢真的幫助很大。」

儘管如此,這筆貸款還是給他留下了更多的債務,而且季先生說很難找到工作,因為他被限制不能進入上海的一些社區。

「一些社區仍然不允許我們進入,人們仍然不願意讓陌生人進入他們的房子,因為擔心可能會感染Omicron病毒。」

當被問及他是否想過離開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時,季先生似乎有些猶豫。

「我有一點想離開,但回家意味著必須自費接受14天的隔離,我負擔不起。此外,我所有的工作工具都在上海,把它們運回家也要花很多錢。所以現在,我還想在這裏試試我的運氣,能待一天是一天。我只希望這裏不會再有大規模的封鎖,否則我將不得不離開。」他告訴《衛報》。

「肯定無法在下一次封城中生存下來」

《衛報》報道說,當季先生希望他能在上海堅持下去的時候,來自江蘇揚州、54歲的老年護理員龔女士卻處在更加絕望的境地。

在下午的陽光下,她無精打采地坐在停在巴士站陰涼處的電動單車上,等待著是否有潛在客戶。和她一起的還有五名農民工朋友,包括三名男性和另外兩名女性,他們從事倒賣舊貨和老人護理工作。這個月的每一天,他們都來到這個繁忙的地方,希望能夠被僱用,但人們很少停下來問津。

6月9日,龔說:「自從重新開業以來,我們沒有任何生意。」她轉過身來,詢問身後的一個廢品商販,他們也沒有任何收穫。

和季先生一樣,這群農民工在封鎖期間也是零收入。然而,由於養老院仍然關閉,許多人對病毒太過恐懼,不敢請人護理,護理人員將繼續忍受封城所帶來的痛苦。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龔說,「我們以前工作的護理中心因封鎖而關閉,至今還沒有重新開放。我們不知道它甚麼時候會重新開放,我已經等不下去了。我已經欠了房東兩個月的房租,所以我急需一份工作。」

回顧她在過去兩個月的經歷,龔說至今她心裏仍然感到恐懼。隨著封鎖期間工作的枯竭,獲得食物也變得更加困難。

「有一段時間我只有米飯吃(沒有菜吃),最後我連大米都吃快完了。值得慶幸的是,我的一個鄰居得知此事後,分享了一些大米給我,並教我如何參與網上的團購。」龔說,儘管如此,超高的食品價格已經耗盡了她僅有的一點積蓄。

在上海,新一輪的病毒大流行威脅仍然非常真實。隨著新增病例的出現,上海的一些社區重新實行了封控。

龔說,她和其他工人「肯定無法在下一次封城中生存下來」。

「我們也沒有能力回家,因為強制隔離的費用很高。」她說,「如果想給予我們一些真正的幫助,那應該是解決我們眼前的急需,比如給我們房屋租金減免和一些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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