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上世紀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
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麼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讀者想甚麼問題」。
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道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
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範例。
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佔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
上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荷里活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象，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
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地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是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道時主題先行，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
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道、哪些問題不能報道，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道。
由於有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道移民犯罪，儘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願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貼貶義標籤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於「平衡報道」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
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籤，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於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
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複後，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
《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儘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裏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
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道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
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道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荷里活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佔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荷里活電影。
荷里活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荷里活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
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
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荷里活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
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一樹梨花壓海棠》（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
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荷里活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荷里活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夥的真實故事。
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
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
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
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待續）◇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