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法蘭已因阿茲海默症神智錯亂,住進了安養院。由於我爸生前也罹患阿茲海默症,沃特便主動打電話給我媽,一來尋求建議,二來相濡以沫。照我媽的說法,沃特後來竟自個兒去了聖路易一趟,他們才察覺這是兩人首次獨處,發掘出彼此諸多共同點——他們都樂觀開朗、熱愛生命;另一半不僅都是法蘭岑家的人,而且個性同樣頑固陰鬱。

沃特和我媽就此墜入目眩神迷、水乳交融的二人世界,愛苗隨之萌生。沃特帶她去市中心她最愛的餐廳,飯後他開她的車,卻不慎害輪胎上方的車側擦過停車場的牆,微醺的兩人呵呵傻笑了半天,最後達成共識,平均分攤修車費用,就當成兩人的秘密,誰也不許說出去(沃特最後還是跟我說了)。

他回佛州後沒多久,母親病情加重,搬到西雅圖我二哥湯姆家,度過最後的時光。沃特卻做了規畫,打算去西雅圖看她,延續兩人方燃的愛火。他兩對彼此的感覺是——他依然展望未來,她則悲喜交集,心知自己早已錯失良機,悵惘不已。

是母親打開我的眼,引我看見沃特是何等難得的好人;是母親驟逝,讓沃特未能與她再見一面的失望與心傷,打開我與沃特的友誼之門。他需要有人知道他對她萌生愛意,那是何等的驚喜;他需要有人懂得正因如此,他失去她是何等椎心。

而我,一來在母親這輩子的最後幾年間,同樣意外體會到自己對她的敬愛之情與日俱增;二來我既無子女,又離了婚,工作不穩定,如今爸媽也走了,有不少空閒時間,於是我成了沃特可以傾訴的對像。

母親過世後幾個月,我頭一次去看他,兩人做了些身在南佛州的必做之事——在他的社區打九洞高爾夫;到戴爾瑞海灘(Delray Beach)找他兩個九十好幾的朋友,玩兩盤三局兩勝的橋牌;也去了我姑姑住的安養院探視,只見她在床上緊緊蜷縮成一團。

沃特溫柔地餵她吃了一盤冰淇淋和一盤布丁。待護理人員進來幫她換貼在髖部的OK繃,她突然哭起來,小嬰兒般整張臉揪成一團,哭喊說好痛啊,好痛啊,好恐怖,沒天理啊。

我們把她交給護理人員,回到沃特的住處。法蘭當年精心擺設的那批傢俬,有不少從多佛搬了過來,但如今沃特獨居,雜誌和早餐穀片紙盒散置四處,沖淡了那股正襟危坐的肅穆之氣。

沃特毫不掩飾他的情緒,對我談起失去蓋兒的心情,以及怎麼處理她的遺物等等。我想不想要她畫的幾幅畫?願不願意接收他送她的Pentax單眼相機?看她那些畫的模樣,應該是學校作業,再說我也不需要相機。可是我感覺得出,他實在狠不下心把這些東西捐給慈善機構,得另想辦法卸下心頭的這個重擔。我說我很樂意接收。

到了智利的聖地牙哥(Santiago),在我們全團搭乘包機赴阿根廷最南端的前一晚,我和湯姆去了「林布拉德」在麗池卡爾頓酒店宴會廳辦的歡迎晚會。我們要搭的郵輪名為「國家地理雜誌獵戶座號」,客房價格是兩萬兩千元起跳,最高等級甚至接近這個數字的雙倍,所以我先有了刻板印象,假定同船旅客都是有錢有勢的愛好自然之人——想必是雞皮鶴髮的退休人士,身邊有個花瓶配偶,在避稅勝地坐擁豪宅之類,搞不好還會有一兩個我認得的電視名人。

只不過我完全想錯了,原來那種等級的貴賓,另有專屬的特別遊艇。當天出席歡迎晚會的團員,並沒有我想得那麼光鮮體面,也沒我想得那麼老,其中有滿多人是醫生或律師,我只看到一個男的穿高腰長褲。

我對這趟旅行的三大最怕排行榜:第一怕暈船,第二怕打鼾會吵到我哥,第三怕行前對南極特有鳥種的功課做得不夠。有個林布拉德的工作人員(是個澳洲人,行李全被航空公司搞丟)出來主持晚宴、歡迎大家,也回答了來賓的一些問題。我也隨之舉手,自我介紹說我喜歡賞鳥,問現場有沒有同好,希望可以藉此找到有力的後援團,卻只看到兩隻手舉起。

那個澳洲人先前對來賓的提問,都一一回以「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卻沒對我講這一句,只含糊回說船上會有懂鳥的工作人員。

沒多久我便得知那舉手的兩人——克里斯和艾妲,是船上唯二沒付全額費用的旅客。這對夫妻檔五十來歲,都是保育人士,住在加州的沙斯塔山。艾妲有個妹妹在林布拉德上班,因為有人臨時取消行程,公司在這團出發前十天,給他們客房減價大優惠,這讓我覺得和他們更加投緣。

我固然付得起全額,但要是我自己出遊,不會選林布拉德這種郵輪團行程。我當時這麼做是不想讓加州人覺得去南極太辛苦,這會兒卻自覺像個意外踏上豪華之旅的觀光客。◇(待續)

——節錄自《地球盡頭的盡頭》/ 新經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