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豔說警察經常抄家,夜間和周末傳喚她,警察還在她兒子的面前暴力開門,逮捕爸爸。這些事件令兒子有心理陰影,令他很痛苦。圖為余文生律師和妻子、兒子合照。(許豔提供)
許豔說警察經常抄家,夜間和周末傳喚她,警察還在她兒子的面前暴力開門,逮捕爸爸。這些事件令兒子有心理陰影,令他很痛苦。圖為余文生律師和妻子、兒子合照。(許豔提供)

記者:您以前意識到余文生律師所做的會有風險嗎? 

許豔:一開始他是做民商案件,壓力不很大。2014年,他代理一個支持香港佔中的當事人。因為不讓他會見當事人,他堅持律師的會見權,就被抓了。 

之前我沒有意識到他會有危險,包括他這次失去自由,我都沒有心理準備。因為我看到的,就是他正常代理案件,他只是在法律範圍內盡力去幫助當事人。 

《憲法》有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權,他從法律角度給出修改憲法的建議,如果得不到鼓勵與表揚,絕對不應該因此而被抓捕,更不應該以此作為定罪的證據。 

記者:2014年他被抓放回後,身體非常差? 

許豔:對,他進看守所之前的體檢,身體很健康。被關了99天後,身體就非常差,後來幾天,他走路腿不會邁步,我扶著他,他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用另一隻手抬著那個腿一步一步地邁。結果回來12天後,他就要去醫院做手術。 

那次他在裏面遭受了酷刑。坐審訊的椅子,椅子特別高大,還有稜角,他個子不高,手臂根本就環繞不了那個椅子,他們就硬拉,給他戴上手銬,連續長時間審訊,手腫得非常厲害。 

放回來的那個晚上,他一下就喝了兩壺水,晚上還必須要開燈才能睡覺。 

後來他代理王全璋壓力就特別大,但他也一直盡力。石景山國保阻止他去天津見王全璋,樓下一層停的都是他們的車,國保坐車裏,不讓他出門。但他還是想辦法連夜到了天津,要求會見。 

記者:他被抓後,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傳喚,原因是甚麼? 

許豔:我其實就是一個家屬啊,給丈夫維權而已。他們就連續三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我。 

必須要有法律證據才可以刑事傳喚人的,但他們最後也沒有解釋出為甚麼要傳喚我,他們說,就因為我是余文生的妻子。 

他們威脅我,說如果我再接受採訪,就要抓我。他們不許我接受採訪,不讓我給余文生維權。 

記者:那您平時也被監控跟蹤嗎? 

許豔:現在樓下的平房裏一直有人,有時是社區的,有時是警察、有時是國保,有拍照的,有跟蹤的。有好幾次,他們限制我出門。 

一次我出門,八角派出所警察,還有兩個居委會的、兩個便衣,就跟蹤我。我打的士,警察直接對出租司機亮明身份,說他是警察,不讓他拉我,讓司機靠邊停車,司機只能靠邊,讓我下來。 

我的手機是被監控的,我到哪兒,他們都知道。有次警察就跟我說,你昨天是不是去了六環?他們甚麼都知道。 

記者:您知道為甚麼把余文生羈押在徐州嗎? 

許豔:不知道。余文生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我也不是徐州人,徐州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從北京到徐州有一千五百多里, 20天我就要去一次,這一年五個月,我去徐州已有30次了。路途的遙遠讓我的維權路雪上加霜。 

高鐵票還有吃飯、住宿等等其它消費,去一次花銷非常大。為節約開支,趕上看守所上午11:30前存錢,早上4時多我就要出發。冬天天還沒亮,我一個人出門,確實感覺特別淒涼,努力的過程很艱辛。 

記者:這一年多,您一直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有甚麼效果嗎? 

許豔:我每次去徐州,為他奔波維權,申請監督,儘可能跑很多部門,看守所、檢察院、法院、公安局、監察委、人大這些監督部門,包括律協,我全都去了。 

我去了這些部門,沒有一處是能夠進大門的,這是最讓我傷心和無助的。我根本就找不著監督部門和人,因為大門我都進不去。 

在江蘇省、北京市,我也去申請監督,也是進不了大門。有時我就把材料郵寄過去,但是沒有任何回覆。 

但我就要堅持為他去維權。我就是不放棄!我努力了! 

余文生在家的時候,我是大鬆心,甚麼都不管,現在我得擔很多事情了。以前他不在家,過節時我還會哭,但是現在就不會哭了,哭解決不了問題。 

記者:您覺得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最難的是甚麼? 

許豔:我從北京到徐州為余文生維權,一個非常大的困難是,余文生的名字被屏蔽得非常嚴重。 

國內網絡上已經搜索不到余文生律師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帳號也已經被封,我的微博帳號也被封,我重新註冊也註冊不了;微信發個帖子,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名字,就發不出去,在名字中間加上圖標才可以發出去。經常是一篇文章要修改很多次,才能發出去,發出個聲音都特別艱難。 

記者:過程中覺得最恐怖之事? 

許豔:以前我打電話給他,一顯示「無法接通」,我就非常緊張,擔心他是不是又失去自由了。 

有次我跟孩子準備出去,剛和孩子走到車那兒,要打開車門,突然就衝出來一些人,不知道從哪衝出來那麼多人,其實他們就隱藏在附近,後來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傳喚我,審了我 9個小時。 

所以後來我每次下樓,走到車上的過程中,總感覺他們潛伏在附近,就特別緊張,擔心他們衝出來抓我,這讓我非常恐懼。 

是應該放棄為他維權?還是繼續努力?這個選擇有時很艱難。我確實腿經常發抖,有時候,就是一邊發著抖,一邊往前走。 

有時我和孩子說:要堅強、要勇敢,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你要相信爸爸媽媽是愛你的。我覺得對於孩子,這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 

現在只要出門,我就隨時做好失去自由的準備,我把手機拿在手裏,隨時準備把消息發出去。 

記者:余文生律師的事情,對你們的孩子影響很大嗎? 

許豔:警察抄家五次,對我傳喚三次,都是在夜間,及星期六、日孩子在家的時候,這對孩子傷害非常大。 

2015年「709」開始抓捕時,警察敲我家門,余律師不開門,和他們要法律手續,結果他們就用電鋸鋸門,聲音很刺耳。鋸開鐵門後,警察一腳就踹開木門,幾十個人衝進屋子,當著孩子的面,他們把他爸爸推倒,然後把他爸爸雙手背銬帶走。警察走了以後,孩子嚇得一夜沒睡,嚇得流鼻血,鼻血流了七天。 

這次余文生是在樓下被圍住帶走的,當時是早晨6時半,他正要送孩子上學。有很多輛警車、特警車、很多警察,孩子見到了這個場面。 

現在孩子一回家,馬上就把自己房間的門關上。以前不是這樣,他感到不安全嘛。有時都夜裏二、三時了,我發現他還沒睡,自己在房間裏走。 

但每當我想和孩子說他爸爸的情況,孩子都會把話題岔開,或者不說話。可能不想再一次回想吧,就像大人遇到特別痛苦、特別殘酷的事情,也不願意回想,我也這樣。 

記者:和其他709家屬不常在一起? 

許豔:有一次我就覺得我好孤單,後來有朋友就對我說,你回想一下,這一年多,有幾次是你一個人在維權,一個人在努力?我仔細一想,確實是。我跑了那麼多的部門,幾乎是沒有一次是一個人去的,都有人陪我、幫我。 

有人到車站接我,有人把我帶到住處,有人把我送到機場,下飛機後,有律師等著我接我,整個全程,都有人關心保護我。 

很多時候大家看到,好像是我一個人在努力,實際上有很多人在關注和幫助我。 

記者:聽說您現在想考律師? 

許豔:其實我大學是學法學的,一畢業就進入了家庭,在家就是做飯,教育孩子,基本沒有工作經歷。 

現在余文生的律師證被註銷了,以後可能就沒法做律師養家了,那以後的生活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最近一兩年,我很強烈地想去考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