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看雍正大帝⑭

《尚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中國的傳統裏，所謂的「華夷之分」並不是以血統或其出生地來區分，而是以其是否符合中華正統文化以及道德的要求。

雍正帝不僅留了謀逆諸皇子的性命，也留了他們府邸內大大小小的性命，除了少數情節較重的被充軍，其餘皆放他們捲帶所有物品回鄉養老。這些失去往日風光的失意門人散到各地，也散佈著妒恨的毒素。但關於十大罪狀的攻擊，其實最好的辯駁不是《大義覺迷錄》而是雍正帝實際的言行。

《清史稿》對雍正帝與兄弟間的問題有極中肯的評價：「然淮南暴抗，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是用漢文帝時淮南王的叛變來比擬雍正帝對參與叛變的兄弟之處置並無不當。

至於坊間小說所說的血滴子處決隊，那是根本不值一駁的武俠幻想了。

極端民族主義的問題

雍正改革吏治，不惜直接面對盤根錯節的官僚、士紳階層。現在史家雖然還給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但他勤政十三年所進行的改革並不被當時的權貴們理解。雍正帝不許權貴們坐吃皇糧而必須自食其力，引起皇室兄弟乃至滿漢官員的強烈不滿。但他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平心而論，沒有人願意在身後背負「抄家皇帝」、「嗜殺」一類的罵名。但身為人王，不依法執政，絕難澄清吏治、減輕人民稅賦。而如果一味容忍，不足以平民憤，必將造成天下動盪。雍正帝解除賤籍、火耗歸公、攤丁入畝以及士紳一體繳糧的政策，全都是照顧了最底層的百姓，卻損及了某些人的利益。

不論雍正帝施政如何，對他心有不滿的人總能造出誣衊的謠言。例如他解除賤籍，朋黨們就捏造一個他與包衣（奴籍）有染的醜聞（所以才同情賤籍）；他推動攤丁入畝，朋黨們就說他貪財；他要推動眾生平等，朋黨就搞滿漢不和、夷夏之辨；他要解決黨爭私心，朋黨就將之簡化為「文字獄」，說他好殺。最後這些誣詞就演變成極端民族主義者主張排滿的材料。

其實在清朝時，滿人全部也就是十來萬人，但整個中國卻有數千萬人。清朝時期中國的版圖擴大，比現在中國的版圖大多了。真要較真，這整個中國有多少民族？有多少方言？有多少不同的服飾與生活習俗？為甚麼單單把滿人挑出來排擠？標準何在？為甚麼除了滿人之外其他的人全都是「漢人」？

比方說，詩仙李白是個色目人，他算不算漢人？怎麼沒人把他的詩詞從唐詩三百裏剔除？

但極端民族主義者是不講這種道理的。比如說今天街上有人當街調戲良家婦女，假設這個人是個所謂的漢人，那就報官，看是哪家的，將他打了抓了也就是了；但如果這個人是個旗人，單純的因色起意案件在民族主義者口中就會變成國仇家恨了。

誰殘殺最多中國人？

歷史上的經驗，美國人趕走英國人與法國人之後，打了一場遍地烽火的內戰；印度成功趕走殖民的英國之後，印度人自己的內鬥就一刻不拖延地爆發了，死傷之慘烈，尤甚於英國殖民之時。巴基斯坦現在的一些問題都是那時印度教與伊斯蘭教衝突的延續。最後聖雄甘地，沒有死於丘吉爾之手，卻死於印度人自己的手裏。

清末民初，在推翻腐敗的晚清之後，孫中山先生就開始高唱五族共和。但是中國內戰開始了，長期的戰爭使國力消耗、文化斷層。然後二次大戰開始，日本人打了進來，又再開始另一次的抗日戰爭。死傷慘重之後，文化再經一次浩劫。可是沒等稍停，國共戰爭又接了上來。等國共戰爭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卻又憑空冒了出來。結果死於中國共產黨之手的中國人竟高達八千萬人！

誰是中國人？

《尚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中國的傳統裏，所謂的「華夷之分」並不是以血統或其出生地來區分，而是以其是否符合中華正統文化以及道德的要求。所以《詩經》說：「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因為戎狄、荊舒不知君臣大義不符合中華倫理與道德，所以才聲討之，和戎狄、荊舒的血統與所在的區域無關。否則孔子周遊列國時，就不會到楚國（非中原）應昭王之聘；而秦穆公稱霸西戎，孔子作《周書》的時候也不會將秦國納入。

唐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意思是說究竟是不是中國人，要看一個人的言行是否符合中華文化。現代有人把徹底西化的華裔稱為「Banana」（黃皮白骨），把徹底西化的印地安裔稱為「Apple」（紅皮白骨）。這當然帶有貶意，但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血統不是決定是否為我族類的標準，思維與行為才是。

後來華夷之說，在晉宋偏安江南之後興起，但卻不是用是否符合中華正統文化以及道德來作標準。那是江北之人詆毀南人為「島夷」，南人指北人為「索虜」，就根本是流於互相謾罵了。這應該就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濫觴。呂留良等人以夷狄比於禽獸，認為只有中國才能稱為人，除了充滿主觀的仇恨，其論述基礎也經不起細究。

《尚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雍正帝說：「唯有德者乃能順天，天之所與，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道德才是區辨中國人的真正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