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十九大前外界對中國政局高度關注,但無疑經濟才是真正推動社會整體走勢的關鍵力量。過去5年中南海高層忙於權力再分配的同時,從中共官員到商界精英,從普通中產到跨國企業,則在忙於資產的再分配,相對於高層權力再分配的關鍵詞「集中」,他們資產再分配的關鍵詞是「分散」,他們紛紛想盡一切辦法把自己的錢轉移到海外,把自己的生產線轉移到海外,當然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肉身」轉移到海外。

過去5年高層的「打虎」無疑是政治權力博弈的表現,但也是整體經濟現狀的體現,在中國經濟由盛轉衰的時候,社會經濟已無法承受眾多的貪腐,但在中共體制內的反腐又必然缺乏程序正義,從而引發無論是貪腐的官員還是社會精英層的集體恐慌和逃離,而和他們一起逃離的則是整個社會的「腦力」和資金。

海外專家:資金隨官員、精英逃離中國

近年來,大陸貪官和「精英」階層外逃已成常態。海外學者指,外逃的資金數以萬億計。9月30日,在紐約舉辦的「中共十九大與中國未來局勢研討會」上,中國問題專家、華府人權律師葉寧博士發表題為「官員精英逃離中國」的演講。

他表示,58%的中共全國人大代表都擁有第三國護照,這意味著他們隨時隨地可以進入「綠區」(適合於人類永居,人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國家)。中共的各級黨政官員,沒有一個不想著往綠區跑,而他本人又要在中國撈錢,因此就把老婆、情人、小三辦到綠區,人外逃的同時,資金也隨著外逃。

葉寧透露,外逃人員也包括大陸知識界的專業人士──具有白金頭腦的人。據說前年,從大陸逃到綠區的資金有8.7萬億人民幣。他說,大陸外逃潮造成的後果是,大陸最有價值的人群都跑光了,同時黃金美鈔這些真金白銀也從中國流失了。儘管如此,沒有人想,怎樣把中國的土地變成「綠區」。

面對這種情況,中共的措施是繼續「封堵」,據自由亞洲電台6月17日報道,為嚴防官員與資金外逃,中共官方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嚴控公務員和國企幹部出境。之前只是針對副處級以上官員的限制,現已擴大到所有的公務員。除了公務員,限制對像還包括國有企業,特別是銀行的管理層,這次也被納入嚴控範圍。

體制內學者:中國的精英們沒有安全感

近年來,大陸富豪精英階層大舉逃離中國,湧入西方國家;進入西方國家後,他們在海外大力置業轉移資產的現象有目共睹。中國經濟學家指,中國精英階層目前正在上演一場無聲的「大逃離」。中國大陸體制內的一些學者,顯然對中國精英和上層大舉外逃的危機有深刻的認識。

去年,大陸媒體刊登了社會學者、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演講文稿。孫立平表示中國目前面臨三大問題:一個是國家的發展方向,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是老百姓的希望感。

問題之二提到的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孫立平認為,這跟國家的方向感有著直接的關係。在最近的幾年中,與國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隨的,是相當一批精英在出逃,資金在外流。現在出逃最明顯的,一個是有錢人,一個是有知識的人。這背後,就是精英的安全感問題。

孫立平說,你能明顯感覺到,很多企業家尋找的都是短期機會,一些長遠的規劃,長遠的投資,不願意考慮了。為甚麼?因為看不清這個社會將會怎麼走,甚至在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

中共加強「黨控」 跨國巨頭紛紛撤離

實際上,在中國經濟滑坡,政治制度加速左轉的情況下,全世界的精英也都紛紛在「跳船」。其中最吸引眼球的無疑是李嘉誠「跑了」。但李嘉誠是做房地產的,對中國更具長遠危機的則是全世界做「實業」的企業的逃離。近期,世界幾大醫藥巨頭陸續宣佈調整中國境內的研發中心,在華外企撤離中國的舉動引起關注。

9月13日,美國GE醫療集團給中國僱員發信函,宣佈上海技術中心(CTC)不再承擔基礎科研工作,改為交給美國和印度的兩個研發中心承擔。9月7日,另一跨國巨頭醫藥企業美國禮來公司也關閉了上海的研發中心。而葛蘭素史克、諾華等都已調整中國境內的研發機構或研發項目。

透視這輪外商調整研發中心的背後,跟中共加強「黨的控制」有關。從《網絡安全法》實施,到要求外企建黨支部,中共反民主、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暴露無遺。加上中國「人口紅利」用盡、環境全面污染,讓這些外商不得不在「保全」與「賺錢」中取捨。

中共《網絡安全法》要壓迫外企生存空間

中共當局要求境內企業從6月1日開始執行《互聯網管理》規定,外企也是必須遵守的對像。德國媒體評論說,《網絡安全法》是一個爆炸性消息,實際上是「向中共當局打開了公司後門」。

除了安全,網絡監管帶給外企的還有現實的成本。根據美國商會2017年的報告,有超過半數的美國企業表示,在中國境內,訪問境外網站速度慢且無法訪問或使用某些在線工具,還有四成左右的企業擔心數據安全、知識產權洩露以及中共的互聯網審查制度。

此外,中共要求外企配合的網絡管理規定是不對等的。首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6年發表《對外貿易貿易壁壘估計報告》,指美國並無類似的限制給中國企業,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制已經對美國商業造成極大的影響,並造成美中之間的合作關係的不對等。

其次,儘管中共聲稱《網絡安全法》沒區別對待國內或外國企業,但按照過去的經驗,外界仍認為,中共幾乎肯定會用「隱蔽」的方式偏袒國內企業。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明面上會採用目前正在制定的網絡安全審核機制,重點是以安全為由限制外國公司。」

在華外企面臨「黨的控制」

根據路透社8月的報道,某些外企的中方合作夥伴敦促修改合資協議,規定將共產黨人員帶入企業管理機構裏,規定黨支部管理費用要納入公司預算中,規定董事會主席和黨支部書記由同一個人擔任。

過去,這個規定被認為是一個象徵性要求,但現在卻成了必須要面對的現實選擇。一名受訪的歐洲企業高管表示,改變的合資協議令高管們擔憂,「一旦它(黨支部)成為公司治理的一部份,他們就有了直接的權力」。

歐盟商會北京分會總經理Carl Hayward告訴路透社,7月召開企業高管會議旨在向商會成員了解,黨支部是否被正式引入到合資企業的治理當中。他說:「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任何正式的政策改變。我們(也)希望如此,否則這樣的改變將成為外國在華投資的阻礙。」

中共為何要強迫外國公司建立黨支部?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貿易專家Claude Barfield表示:一個是政治控制,其二是探聽公司情況,其三是盜竊外國公司商業機密。

政治左轉加劇經濟危機

美國之音引述旅美政治經濟學者程曉農的話說,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共開始想加入WTO擴大出口,為了迎合西方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調整,假裝認同普世價值。但在2001年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後沒多久,共產黨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營部門中。

自那時起,員工中至少有三名中共黨員的私營公司必須成立黨支部。2006年前後,以沃爾瑪為代表的在華外企也進入「黨支部」時代。據外媒對香港上市的大陸國企修改章程的分析,後者強調黨組織在公司內部發揮「核心作用」,並授權黨委在營運、人事及發展策略多方面向上市公司董事會「提供意見」。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分析,外企黨支部作為中共社會主義改造的翻版,是個怪胎;它既不代表勞方,也不代表資方,只代表共產黨自己。「勞資雙方早晚都會覺得有必要,把中共從企業中徹底地踢出去。」

進入2017年之後,北京當局不斷做出政治左轉的動作。不論是《網絡安全法》或者「黨建入章」的中共政策導向,都在加劇國內外危機。紐約獨立評論員夏小強表示:「中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左轉,使得國際社會更加深了對共產主義紅潮來襲的恐懼和擔憂,這(又)使得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陷入更大危機之中。」

中共十九大將召開,中共政權在經歷出生、成長後,已步入風燭殘年、百病殘生。實體經濟蕭條,長期積累的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泡沫以及內貶外升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逼近同時爆發的臨界點,再遇上外企大量撤資,或拉響中國金融風暴的前奏,而這也將是中共最後的喪鐘。

後記:風雨飄搖而又漏水的「大船」

如果把中國比作一艘海洋上航行的巨船,那麼無疑這艘船面臨船艙漏水而又風雨飄搖的危機。面對危機,過去5年中,這艘船的最高層們專注的爬向桅桿的最高處,一方面那裏「最安全」,另一方面或者其中也有人有意在最高處看清遠方,指引船脫離險境。但同一時間,大部份在甲板上的一般精英、官員、及那些「家」本來就不在這裏的「外人」們,則忙於逃離這艘「危船」。

如今經濟「發展」已經成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最後遮羞布,但有活力經濟的根本在於創造一個自由的空間——如果特朗普在美國所作的,但中共的體制本身決定了其永遠充滿失去權力的恐懼,因此必定拚死也要「控制一切」,包括民企,包括外匯,包括外企,這就扼殺了經濟,扼殺了自己執政的根基,從而必然走向滅亡。因此,滅亡是中共必然的命運,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命運是否要和中共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