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鋪著綠色絲絨的桌子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當時的中共總理趙紫陽用黑筆簽署了文件,他們握手的時候,身後的人群熱烈鼓掌。

這一天是1984年12月19日,香港的命運從此改變。

英國在香港150年的統治結束,從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但是,談判桌上沒有香港代表的身影,這對香港的未來和自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按照英國法律,大多數政府內閣文件會在2030年之後解密。根據CNN報道的英國內閣解密文件,當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的會談歷史再次展現在世人面前。

跟其它殖民地不同 香港的背景特殊

清朝末年,英國通過三項條約獲得了對現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統治。清帝國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分別於1842年和1860年)失敗後,將香港和九龍的領土割讓給英國。1898年,倫敦從清朝租賃了「新界」,這大大擴大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地盤。

清朝滅亡後,中華民國和中共政權都放棄對香港和九龍的要求,但新界的租約將於1997年6月30日屆滿。

戴卓爾1982年在英國外交部備忘錄中說:「我們對新界的統治權到一九九七年為止,其它領地不能自主。」

管理過香港的鍾逸傑爵士(David Akers-Jones)也在回憶錄中寫道:「隨著戰爭結束和大英帝國逐漸崩潰,如果不能確定新界租期屆滿後會發生甚麼,香港將永遠面臨不確定性。」

然而跟英國其它殖民地不同,香港的未來不包括「獨立」,1971年後,香港(和澳門)已從聯合國「非自治」領土的名單中被移除,而這個名單中的地區,可以在聯合國的幫助下逐步實現和享有「完全的獨立和自由」。

英國曾希望繼續管理香港

1982年,戴卓爾訪問北京,這是在中共奪權後第一位進入大陸的英國首相,雙方開始正式就香港的未來進行談判。

最初,倫敦希望即使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後,仍由英國對香港進行治理。

在被解密的當年戴卓爾內閣進行的秘密討論中,英國建議新界土地租契可以轉為無限期,「如果中國人願意,英國政府可以在1997年以後繼續管理下去。」

英國駐華大使佩里西・卡拉多克爵士在1979年9月的一份備忘錄中說,這個建議被北京否決,認為是「不必要和不適當」的,「(北京)給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答覆」。

戴卓爾夫人準備訪問北京之前,文件記錄顯示,「(英國)強烈期望,即使香港的未來不能被確定,但至少也要進行深入地探討。」

儘管如此,英國外交部的官員仍然在運作,希望英國政府即使不能統治香港,也至少能管理香港。1982年3月的一份備忘錄說:「只有繼續按照相同的路線(比如英國路線)來保證自主權,才能保持人們尤其是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繁榮與穩定

到1982年4月,香港的未來局勢開始逐漸展現。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和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進行會晤,「希思說,建議由英國管理香港,造福於中國和人類。」克拉多克在給戴卓爾的秘密備忘錄中寫道。

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提出了治理香港「一國兩制」的政策,鄧小平宣稱新的中共憲法「允許設立特別行政區」,可以在香港施行不同於大陸的法律和經濟制度。香港將會保留「資本主義」經濟,但民主自由將受到限制,主權也將會轉移到北京。

1982年9月23日,戴卓爾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趙紫陽。「(趙)提到兩個原則,就是中國擁有主權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會議記錄寫道,「如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中共將把主權放在香港的繁榮穩定之上。」

第二天,戴卓爾見到了鄧小平,鄧警告稱,「不超過一、兩年的時間,政府將正式宣佈恢復香港主權的決定。」

戴卓爾離開北京後雙方繼續會談,最終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沒有香港人參與的會談

英國的秘密備忘錄說,戴卓爾內閣的整個討論,都圍繞著保留香港的「市場信心」,避免出現1982年英國跟阿根廷爭奪福克蘭島主權的戰爭。

香港民主黨前任主席劉慧卿說,「香港人知道(英國人)最關心的是貿易,而香港人的福祉是次要的。」

劉慧卿說,福克蘭島上只有1,800人,但是在1970年代當英國和阿根廷進行談判時,福克蘭人都有代表參加會談。相比之下,在中英對香港主權的交涉談判中,香港人「不能發揮任何作用」,後來只是參與了起草香港的「基本法」。

歷史學家伊恩・斯科特(Ian Scott)說:「英中兩國政府已經針對這個領土達成了協議,不願意修改。」1983年香港立法局想進行最後一次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反對中共的統治,但是「無果而終」。

後來香港人也被邀請對中英談判進行評論,立法會王霖議員在1984年3月的會上說,「中英兩國政府都邀請香港人發表意見,但是如果他們(對協議內容)一無所知,能發表甚麼意見?」

「民主之火不會熄滅」

中英談判的結果導致一些香港人很不滿。他們認為,英國就這樣把香港交給中共,置香港人於水火之中。

劉慧卿說,「英國人沒讓我們進行民主選舉,沒讓我們去英國居住,我們是三等公民。」

中英條約簽署後,戴卓爾再次訪問香港,當時還是記者的劉慧卿指責她,將香港的「五百多萬人交給共產黨獨裁政權」。戴卓爾回應說,英國已經「為香港做了一切可能做的」。

解密文件顯示,早在移交談判之前,一些英國官員就試圖往香港引進更多的民主制度,但都被中共拒絕。早在1958年,中共總理周恩來就稱,「港人治港」這個主意是一個「非常不友好的行為」。1960年,另一位中共高官說,如果英國試圖在香港增強民主,那就等於是「侵略」。

最後一位殖民地總督彭定康在1995年的議會投票中,擴大了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數量,加快了香港的民主步伐,這招致了北京的極大不滿甚至謾罵,並表示不會讓在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到特區立法會。這是香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擁有多數民主議會。

1997年7月1日,彭定康乘坐皇家遊艇離開香港,當時的香港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對香港人說,「民主的火焰已經被點燃了,正在我們人民心中燃燒」,「不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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