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0日，65歲的鄭念女士，獨自一人，帶著一個箱子，20美元，在上海搭乘輪船，永遠離開了她的故土。她在《上海生死劫》中寫道：

「……細雨瞬間成了傾盆大雨，伴隨著電閃雷鳴。我既無雨衣也無雨傘，急切蹣跚地登上濕滑的過道，行李上滴落著雨水。……船起錨了，先溯江而上調轉船頭，透過迷濛的雨簾，我瞥見了蜆殼公司大樓和我昔日辦公室的窗子，往事真如虛假的夢。船加快了航速，馳過黃浦江最後一段航道。抵近長江入海口時，風暴停了，幾束陽光透過薄簿的雲層照射下來。平生多次我從上海由海路出國，誠如此次一樣，站在甲板上任憑江風吹拂我的頭髮，目送著中國的海岸線隱退，從來沒有一次令我像此刻那樣感到悲哀。」

「正是我在1949年4月，應丈夫囑咐，將梅平從香港帶回了上海。我相信，梅平慘死的駭人悲劇，是在歷史的非常時刻因我們作出了留在中國這一致命決定而造成的直接後果。因此，我為自己竟是生還者而深深負疚。我但願是梅平站在這甲板上離開，去謀求她的新生。畢竟，自然法則理應是老者死幼者生，而非顛倒逆轉。」

「我還深深感到悲哀，因為我將永久離開我出生的故國。這真是萬念俱灰的最後一刻。蒼天可鑑，我曾經如何竭盡對祖國真誠。但是我全然失敗了，罪不在我。」

一，出身名門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在北平一個官宦之家。她祖父姚晉圻進士出身，曾官居刑部主事。父親姚秋武曾留學日本，回國後成為海軍少將。她長大在天津，曾就讀於南開女子中學。她畢業於燕京大學，後留學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獲碩士學位。

1935年，她在那裏遇到了攻讀博士學位的燕京學長鄭康琪，兩人相愛並結婚。1939年回國後，她丈夫成了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兩年後被派往澳洲使館。她和丈夫在澳洲生活了7年，他們的女兒梅平出生在堪培那。1948年，她丈夫回到上海，繼續擔任外交官。1949年4月，她和女兒也來到上海。

中共接管上海時，他們一家選擇留在了上海。根據中共的安排，她丈夫出任英國蜆殼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後，蜆殼公司派來新的總經理，英國人，不懂中文，應蜆殼公司邀請，她成為新任總經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4月蜆殼公司離開中國大陸。

二，文革蒙難

直到1966年4月，她一直過著平靜、優雅而又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是，到了1966年5月，當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之際，她的平靜生活被徹底打破了。

一天，有兩個人上門通知她去參加一個批判別人的群眾會議，她表示不感興趣。其中一人憤怒地責問道：「難道你不知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嗎？」她竟然回答：「『文化大革命』與我們有甚麼關係？我們為商行服務，又不是文化組織。」

很快，這個不問政治的人，被政治找上了門。因為她當時仍然住著花園洋房，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她的家成了造反派率先打、砸、搶的對象，先後有三撥造反派到她家，把所有值錢的東西全部搶走了。

三，拒絕認罪

因有她有留學經歷，且多年為外資企業工作，她被懷疑是「英國間諜」。

1966年9月27日，經歷了一個批鬥會之後，她被逮捕，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這一關就是6年半。

當局指控她的罪名是「裏通外國」、為英國人充當「間諜」，但她一直拒絕認罪。

第一次被提審時，審訊員一上來便指控她有罪，並威脅說，不認罪就會死在監獄裏。她卻斬釘截鐵地回答：「寧死也不說謊。」

她後來回憶：「因為我一貫是愛國的，侮辱我做特務，這個我是不能忍受的，我在監獄裏就跟他們辯論，我說你們拿出證據來，他們拿不出證據就打我，甚至於變相的用刑，我受的痛苦是很多的，有的時候他們不給我飯吃，讓我暈倒在地。但是，那時候我就覺得，無論我受多大的苦，我絕對不能做假供。」

有一次，審訊員對她說：「別人都交代了，為甚麼就你不肯交代？」她答：「我沒有錯，為甚麼要交代？」對方卻說：「你要是沒錯，全上海一千萬人，為甚麼你會入獄？」

她當即反問：「你把貓擱在狗籠裏，怪它不會汪汪，是你錯還是貓錯？」

在她的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份子」。她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份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以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份子」這個落款了。

因為拒不認罪，她吃了很多苦頭。她曾被特製加重方形手銬連日連夜地反銬，致使皮開肉爛，膿血感染，直至昏死過去，她的雙手落下終身的傷疤。

她受盡嚴刑逼供，幾次瀕臨死亡，落下一身病，全身關節整天都在疼痛。如果彎腰屈背，會感到少痛些，但她不願為減痛而有失形象。長期受到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本就瘦弱的鄭念，變得更加虛弱，她的體重甚至跌到70多斤。

雖身處囹圄，但她仍努力維持著自己的體面與尊嚴。她說：「不能因為被限制了自由就不去整理被風吹亂的頭髮和被油污弄髒了的衣服，我不只要活下去，而且要有尊嚴、堅強地活下去。」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親自選定的第二個接班人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此後，中國政局有所鬆動，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些老幹部重新復出工作。鄭念的處境也稍有改善。

1974年3月27日，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當辦案人員向她宣布，組織上決定對她寬大處理、釋放出獄時，她居然拒絕出獄。她要求宣布她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

辦案人員哪裏會聽她這一套，馬上叫來兩個人，一左一右，把她架了出去。

四，女兒被害

鄭梅平是鄭念與鄭康琪的獨生女，1943年出生在澳洲，回中國時，她只有6歲。

因為自小英文流利，鄭梅平曾被安排在上海少年宮接待外賓，還是上海市女子划艇隊隊長，彈得一手好鋼琴，後被選拔進上海電影學校表演系學習。1964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當演員。

他的同學回憶說：「鄭梅平出奇地樸素平易，她經常一身白襯衣，藍褲子，北京布鞋。是品學兼優，積極上進的好學生，也是學生幹部，很受老師器重和同學愛戴，給人開朗健康質樸的印象。」

鄭念好幾次出國前問她：「願不願意跟我一起到國外看一看？」她總說：「我不要。」因為她愛國，她是「優秀共青團員」。

文革爆發後，她也像其他年輕人一樣，積極參與。但不久，她的家被查抄，她的母親被拘捕，她也被趕出家門，關進「牛棚」，因為她的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

鄭念在獄中一直掂記著女兒。別的在押人員都有家人送東西，她卻一直沒有。有一年冬天，她實在冷得不行，請求看守讓她的家人送棉衣棉被來。結果，一天看守給她扔進一個包裹，裏面裝的是她兒女的棉衣和棉被，且這棉衣、棉被還像新的一樣。當時，她就預感女兒可能出事了。

出獄那天，來接她的，不是她的女兒，而是她的乾女兒。她問：梅平怎麼沒有來？乾女兒說，呆會兒到房間跟你說。進屋後，乾女兒才對她說：梅平1969年從市體委大樓跳樓自殺了。

對她來說，這簡直就像晴天霹靂。她不相信女兒會自殺。經過一番調查後，她才弄明白了女兒的死因。女兒是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成員胡永年等人活活打死後，扔下樓的。

鄭梅平被虐殺時，年僅26歲！

鄭念後來接受採訪時說：「弄死我女兒，是我永遠不能原諒的事。如果我對任何人說我的心情平復了，那絕對是撒謊！」

五，撰寫《上海生死劫》

離開上海、離開中國後，鄭念卻常常回想起她和女兒在文革時的遭遇。

1986年，71歲那年，曾經是「上海英文講得最好的中國人」的鄭念，用嫻熟的英文與良好的文學素養，寫成自傳體小說「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先在英國出版，次年在美國出版。

她回憶說，寫這本書，前後花了兩年時間，一共寫了五遍：前三遍整理思緒，第四遍校訂文法，第五遍刪節，由1,200多頁刪至760頁。

這本書一經面世，立即轟動歐美，成為海外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最著名暢銷書之一。如今，這本書已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她也因此成了聞名歐美的文化名人，世界各地邀她去演講的請柬紛至沓來。她聲情併茂的泣血演講，令聽者無不動容。

結語

2009年11月2日，鄭念女士病逝於美國華盛頓的家中，享年94歲。

有人稱鄭念為「北方的佳人」，有人稱她為「上海的名媛」，有人稱她為「最後的貴族」。從這些稱呼中，就能感受人們對她的美麗、優雅與高貴的讚美與欽佩。

歷史學家余時英評價說：「她人品極高，絕對不會向共產黨妥協；不會說共產黨現在有錢了，對你也很好，然後就放棄過去的追求，鄭念絕不肯的。如果中國人都能像鄭念，第一，共產黨不會產生，第二，產生了也不會長久；但是在中國，妥協的人遠遠多於堅持自己立場的人，這是很大的悲劇。」

在中共的紅色恐怖中，鄭念始終堅持不向中共妥協，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這是鄭念留給今天的中國人乃至子孫後代最重要的遺產之一。

《大紀元》首發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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