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軍事】夏洛山｜美日韓造船同盟：塑造印太海上戰略藍圖｜大紀元時報香港

中國造船業產能的快速增長與美國本土造船工業的衰退已經成為影響美國海上霸權的關鍵變量。在此背景下，華盛頓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尋求與日本、韓國建立三邊造船聯盟，通過聯合研發與大規模生產新型導彈護衛艦，重塑印太地區的海上力量平衡。這不僅是一場工業產能的競賽，更是一次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緊急行動。該戰略旨在整合盟友的技術優勢與產能紅利，構建一支能夠在第一島鏈長期有效遏制潛在對手的高性價比海上力量，將美國從數量劣勢的泥潭中拉出來，重新確立其作為全球海洋秩序維護者的核心地位。

2026年1月13日，韓國造船巨頭HD現代重工（HD Hyundai Heavy Industries）正式宣布獲得了第二份美國海軍支援艦的維修與大修（MRO）合同，將在蔚山造船廠對4.1萬噸級的「凱薩·查韋斯」號（USNS Cesar Chavez）補給艦進行全面檢修，這一事件標誌著美韓海軍工業合作進入了實質性的常態化階段。此前，韓國韓華海洋（Hanwha Ocean）已於2024年底完成了對費城造船廠（Philly Shipyard）約1億美元的收購，並承諾後續投入巨資升級設施，這成為亞洲盟友直接向美國本土國防工業注入資本與技術的歷史性突破。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表明，長期以來阻礙美國海軍利用外國造船能力的政策壁壘正在被現實需求衝破，一個橫跨太平洋的造船工業共同體已初現雛形。

二戰以後，美國海軍一直是全球供應鏈與國際秩序守護者，這一歷史性成就建立在龐大的艦隊基礎之上。然而今天，由於預算緊縮、項目失敗以及造船廠的萎縮，美國海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二戰期間，美國海軍擁有近1,300艘艦艇，而到了2003年，這一數字已跌破300艘。更為致命的是造船基礎設施的萎縮，1950年末以來，美國造船產量下降了85%以上，能夠建造大型商船的船廠數量減少了80%。冷戰結束後，美國國防造船能力持續衰退，曾經擁有11家致力於海軍艦艇建造的船廠，到2005年已有7家關閉，勞動力從7萬人銳減至不足3萬人。基礎設施陳舊令人擔憂，例如諾福克海軍造船廠的一號乾船塢自內戰前就已投入使用，而最新的國有乾船塢竟建於1962年。如今，美國在全球遠洋造船市場中的份額僅為0.1%。而中國、日本和韓國合計佔據了近90%的份額，其中中國更是佔據了主導地位。中國在2010年至2018年間向其造船業投資了1,320億美元，而同期美國的投資僅為8,000萬美元。這種極端的產能差距導致美國海軍在面對地緣政治挑戰時顯得後勁不足。

面對日益嚴峻的局勢，美國正致力於借力日本和韓國這兩個擁有強大造船工業的盟友。2022年，中國造船產量約佔全球市場的47%，而日韓兩國合計佔據大約43%的份額。如果加上美國的產能，美日韓三邊聯盟將能與中國分庭抗禮。日本三菱重工（MHI）和韓國現代重工（HHI）等企業不僅在商業造船領域領先，也具備強大的軍艦建造能力。韓國韓華海洋（Hanwha Ocean）近期收購費城造船廠的舉動，更是為三國工業整合提供了範例。構建「美日韓三邊造船聯盟」已成為一種符合邏輯的戰略選擇。

該戰略的核心在於利用日本和韓國成熟的造船能力，共同開發並大規模生產一種新型快速攻擊導彈護衛艦。這款護衛艦的設計理念應摒棄過去追求大而全的思路，轉而借鑑俄羅斯「守護」級（Steregushchiy）護衛艦設計。這一構想在2026年1月22日，美國海軍中校哈丁（Chase E. Harding）在「國際海上安全中心」（CIMSEC）發表的文章中得到了詳細論述，文中探討了美國應如何利用日韓的造船產能，通過聯合研發一種高性價比的導彈護衛艦來扭轉相對於中共海軍的數量劣勢。

哈丁在文中提出的這個「混合設計」思路，旨在解決美國海軍艦艇數量不足且造價過高的問題。該戰略的目標是整合三國優勢設計一個護衛艦概念模版，其中日本負責護衛艦的隱身設計與先進感應器技術，提高戰場生存率與態勢感知能力；韓國負責提供高生存性、任務靈活性和無人系統（UAV/USV）搭載能力；美國負責集成Mk 41垂直發射系統。

該艦的核心價值在於24至32個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這將使該級護衛艦具備發射「標準」系列防空導彈、遠程反艦導彈及反潛導彈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共海軍同級別的056型護衛艦缺乏此類重型垂發能力，這將為盟軍帶來質的優勢。

參考歐洲巡邏護衛艦（EPC）項目的經驗估算，這類艦艇的單價可控制在2.75億至3.25億美元之間。在日韓參與的情況下，預計可在5至10年內完成從設計到艦隊部署全過程。按照每年交付2艘的速度，10年內可部署10-12艘新型護衛艦。這種低成本、短周期的優勢，將允許盟軍在短期內迅速擴充艦隊規模，在第一島鏈形成密集的火力網，增加對手決策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該方案被視為應對「戴維森窗口」（指中共在2027年前後可能具備攻台能力的窗口）的應急手段。它代表了美國軍方正在激烈辯論的「轉型方向」，並得到了高層官員的強力背書。這一戰略構想目前還處於「概念驗證」向「政策制定」過渡的關鍵階段，其核心邏輯在於充份利用盟友產能，彌補美國自身工業短板。這也是美國海軍部長卡洛斯·德爾·托羅（Carlos Del Toro）所推行的「海軍國策」（Maritime Statecraft）的重點，代表了美國海軍內部「改革派」試圖通過公開輿論為立法鋪路的訊號。

美國軍方與韓國、日本造船企業官方互動表明，雖然「聯合造艦」尚未成為法律，但行政當局正在現有法律框架邊緣進行積極試探，為未來的深度合作積累先例。美日韓聯合造艦已成為「官方認可的戰略方向」，它得到了海軍部高層支持和資本層面的試探性資助。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國會還需要掃除法律障礙。《SHIPS法案》和《確保海軍戰備法案》雖然提出了利用外國船廠的構想，但《瓊斯法案》（Jones Act）、《購買美國產品法》（Buy American Act）及《伯恩斯-托利弗修正案》（Byrnes-Tollefson Amendment）等舊法仍是牽絆。《瓊斯法案》限制了商業造船的競爭力，《伯恩斯-托利弗修正案》則直接禁止外國公司構建海軍艦艇船體。這些法律在保護本土工業的名義下，有可能削弱了美國獲取盟友優質產能的能力。

未來的發展趨勢，將取決於印太局勢的變化，如果印太局勢惡化，美國行政當局很可能會動用「國家安全豁免權」或推動國會修法，掃除法律障礙，將這一「備選方案」轉為「核心戰略」。

長遠看，美日韓三邊造船合作將不僅限於艦艇建造，也將推動工業化標準統一與供應鏈深度融合。日本和韓國對於這種深度的海軍工業合作也展現出積極但略有差異的態度。韓國方面表現積極，韓華集團收購費城造船廠就很說明問題。韓華集團不僅希望藉此進入龐大的美國國防市場，更意圖通過技術輸出與資本運作，將自身打造為美國海軍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韓國企業看到了巨大的商業與戰略價值，他們普遍認為，這是提升國防工業全球地位的絕佳機會。

日本方面雖然在法律與政策上相對謹慎，但在實際行動上同樣堅定。三菱重工已開始承接美國海軍艦艇的維修工作，並正在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建造新型補給艦及升級版「最上」級護衛艦，這顯示日本強大的軍工底蘊正逐步與美國海軍的後勤需求對接。日本防衛省與工業界清楚地認識到，面對中共日益增長的海上壓力，強化與美國的工業互操作性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必要手段。早在2024年初，美國海軍部長托羅（Carlos Del Toro）訪問日韓船廠時，就對兩國高度數碼化、高效的造船流程表示了極大的讚賞，並明確提出要將這些先進經驗引入美國。

隨著美國海軍預算的壓力增大以及現役艦隊維護積壓問題的惡化，將更多的維修與大修工作外判給日韓船廠將成為趨勢。未來，人們會看到更多美國海軍艦艇出現在橫須賀、佐世保或蔚山的船塢中。同時，如果立法層面能取得突破，由美方提供核心武器系統與作戰軟件，日韓提供船體平台與動力系統的聯合開發模式有望落地。這不僅能大幅降低採購成本，還能通過技術共享提升三國海軍的互操作性。此外，這種合作模式還具備向東盟（ASEAN）國家出口的潛力，通過向菲律賓、越南等國提供高性價比的護衛艦，可以在東南亞地區構建起一道由盟友組成的海上安全屏障，進一步稀釋中共在該區域的影響力。

這場造船工業的變革，本質上是美國從「單邊行動」向「盟友體系」的戰略轉型。面對中國工業產能的畸形膨脹，美國可以通過將自身的創新能力與日韓的高效製造能力完美結合，在新的大國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不僅關乎幾艘軍艦的建造，更關乎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