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過任何一部20世紀40年代的黑色電影（film noir，法語，電影界用語，多指荷里活偵探片，特別是強調善惡劃分不明確的道德觀與來自於性的動機的題材），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有人做了壞事，然後逃到另一個州。他可能會喬裝打扮。人們試圖找到他，但都無功而返。他用假名頻繁出入酒店。英勇的偵探努力收集線索，最終將一切串聯起來。
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而所有這些例子都源於技術限制。警方沒有相關數據。通訊技術僅限於固定在辦公室的電話。沒有任何全國性的數據庫，除了深埋地下、墨跡褪色的紙質記錄外，沒有任何永久性檔案。
幾乎每部戲劇都圍繞這一點展開。一個男人追求一位出身高貴的美麗女子，後來卻發現她其實是個一心想勾引男人的蕩婦。一個女人愛上了一個她認為風度翩翩的紳士，後來卻發現他是個負債纍纍的浪蕩壞蛋。牧師其實是黑幫分子，黑幫分子其實是警察，店主其實是間諜，如此等等。
其實，這一切都源於訊息不對稱。參與者之間訊息掌握程度存在巨大鴻溝，而他們卻只能依靠訊息流動做出決策。欺騙易如反掌，詭計難以識破，兩面三刀反而獲利，陰險狡詐成了社會運作的必要條件。這種陰暗的劇情在二戰期間及戰後尤為引人入勝。
現在回過頭來看，很難不注意到過去和現在的巨大差異。幾乎每個人都擁有龐大的社交媒體時間線，而且這些訊息都是公開的。人工智能可以獲取任何人的最重要訊息。曾經的私隱如今完全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個沒有私隱的新世界完全是在公眾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來的。
我們現在看老電影，真想衝著裏面一臉茫然的警察大喊：為甚麼不直接查查嫌疑人的社交媒體記錄？當然，那時候根本沒有這種東西。現在有了，警察執法工作自然方便多了。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現在幾乎沒人能保有私隱了。這是壞事。
正如人們所知，情況遠比這糟糕得多。我們的每一次鼠標點擊和手機滾動都會被記錄在不斷膨脹的數據庫中。這些數據會被反覆出售，賣給其它公司，甚至賣給政府。這種行為沒有上限。我們的生活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數據，而我們的數據屬於所有人。這就是缺乏監管的科技創新造就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也譯為環形監獄或圓形監獄，其核心結構為中央監視塔與外圍環形囚室，通過單向可視設計使看守能觀察所有囚犯，而囚犯無法確認是否被實時監控，從而形成心理威懾以實現自我約束）。
多年前電子郵件（email）剛出現時，我就預感到它根本談不上私密。任何人都可以把任何東西轉發給任何人。存儲的存在使得我們十年前發送的內容能夠重見天日，並被公開。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印在州際公路的廣告牌上。這就是這種媒介的本質。
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人花了大約十年時間才明白這一點。電子郵件的弊端同樣適用於現在的網絡聊天和群組。截圖會讓任何人都能分享我們說過的一切。雖然最近才出現了一些阻止截圖的選項，但我相信肯定有技術辦法繞過這些限制。
過去那個訊息不對稱的世界，那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小說和電影主要情節設定的世界，已經徹底消失了。
最近愛潑斯坦檔案（Epstein files）的公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們揭露了一個充斥著權錢交易和令人作嘔的墮落世界的可怕真相。與此同時，許多無辜的人可能也被捲入其中。如果你認識這個人，或者曾經和他有過任何聯繫，那麼無論真相如何，你現在都可能因為掌握著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受到懷疑。
誠然，這些涉及上層階級的訊息大多是通過法庭取證收集，並由國會立法強制公開的。即使如此，這也應該提醒所有人，在特定情況下，我們在電腦上的操作都可能被公之於眾。任何人都有可能因為任何事情而被起訴，一旦法庭啟動取證程序，任何私隱都將不復存在。
因此，這些文件的公開一方面令人欣慰，另一方面又令人擔憂。沒錯，我們都希望作惡者受到應有的懲罰，即使這意味著名譽受損。但另一方面，那些僅僅發送了禮貌短訊和郵件的無辜者也被牽連其中，引發了各種各樣可能毫無根據的窺視癖式的懷疑。
然而，這或許是對所有人的警示。顯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的任何行為都談不上私密。電子郵件、聊天記錄、留言短訊，甚至商業機密通訊也同樣如此。此外，我們的家用設備和手機電腦時刻都在監聽我們的對話，這一點也已變得顯而易見。不妨想像一下，你正和朋友談論某個話題，一個小時後，相關的廣告就會湧入你的手機。
如今，想要真正做到私密交談，唯一的辦法就是面對面，並且放下手機。我討厭這種疑神疑鬼的做法，更別提強迫別人來我家或吃飯時把手機留在車裏了，但我完全理解人們為甚麼這麼做。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在隱瞞甚麼，而是因為我們覺得沒必要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每一條訊息。
更深層的悲劇在於其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人們自我審查，迴避爭議話題，或因害怕舊事重提而猶豫是否與某些人交往。當規避風險的文化佔據主導地位時，創新就會受到阻礙。在持續不斷的監視下，自由探索就會逐漸消亡。人們對機構和彼此的信任都會瓦解。
重新奪回部份私隱需要個人保持警惕。儘管我希望立法能夠有所幫助，但我對此深表懷疑。我們需要的是在社會文化層面抵制不受約束的數據提取行為，建立更強有力的防護機制來遏制商業機構和政府的越權行為，並採用去中心化技術（decentralized technology），將用戶主權（user sovereignty）置於企業控制（corporate control）之上。
在此之前，那些老套的黑色電影情節——謊言在隱藏的真相中滋生——顯得有些過時了。如今，真相無處不在，它被武器化，令人無法逃避，而且常常被用來對付無辜的人。在這種新的現實中，私隱並沒有完全消失，只是變得越來越昂貴、越來越不方便、越來越稀少。
儘管過去那種對真相一無所知的時代令人沮喪，但如今這種對每個人都瞭如指掌的新世界卻讓我們開始懷念老電影中的舊時代。我們為了解決某個重大問題而構建的技術系統，卻衍生出無數其它問題，其中一些我們現在已經了解，而更多問題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顯現。#
作者簡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辦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Is Privacy Entirely Gone?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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