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和朋友飯聚，席間有兩位聖保羅男女中學（SPCC）的校友，分別於60年代及90年代畢業。兩代校友談及「藥倍安心」事件和鄭曦琳（Hailey）被捕一事，皆不勝慨嘆，覺得母校已面目全非。
60年代校友提到，近月在巴士車身見到SPCC的廣告，感到不可思議。大家聞言都半信半疑：「SPCC都要賣廣告？」該校友推測，「藥倍安心」事件後，校譽受損，或許收生困難，才要透過廣告宣傳。為了證實所言非虛，他更展示自己在香港街頭拍攝的照片：一輛13號城巴的車身上，確實印有SPCC校慶的廣告。
90年代畢業的那位直言，收生率下降並不令人意外。他透露，有些舊同學的子女原本就讀於SPCC，「家陣唔係去咗外國，就係轉咗讀HKIS（香港國際學校）。」我問為什麼轉校，他感嘆母校今非昔比。他回憶自己當年求學時，老師有問必答，樂於分享課程外的知識，但現在只要涉及所謂「敏感話題」，老師都噤若寒蟬。
他更講述近年發生的一件事：據聞有位歷史科老師觸碰了「不應討論的話題」，結果遭校方解僱。他的舊同學認為這種教育環境大有問題，心灰意冷，就索性安排子女轉校。至於SPCC對「藥倍安心」的回應，當然也令兩位舊生失望，他們都站在吹哨人Hailey一邊。
日前Hailey因涉嫌「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而該披露造成指名傷害」（俗稱「起底罪」）被捕，荒謬之處甚多，除了昨天我提到香港警察與《星島》疑似合作代Hailey公開「認罪」外，還有一點十分離奇。
環顧世界各地，吹哨人都面對很大風險，就算只是揭發學術欺詐，「原告變被告」的情況也不罕見。然而吹哨者面臨的控罪通常是「誹謗（defamation）」，像Hailey般被控「起底（doxxing）」，可謂絕無僅有、別開生面。
例如2023年，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博士生Solal Pirelli在博客揭發約旦科技大學教授Shadi Aljawarneh涉嫌「操縱引用（citation manipulation）」，利用疑似虛假的學術會議，並透過大量異常引用，自己推高自己的H指數（評估學術出產量和水平的指標），製造「學術泡沫」。
醜聞曝光後，儘管Aljawarneh有些論文已被撤回，足證造假指控非虛，但他仍對吹哨人興訟，控告Pirelli誹謗。去年洛桑地方法院竟裁定Pirelli罪成，判以緩刑罰款。對判決表示不解的Pirelli正上訴，強調自己揭發Aljawarneh是基於事實，且符合公眾利益。
上述案例顯示，即使在瑞士這樣文明的國家，揭露學術造假的吹哨人一樣要承受不可測的法律風險。當然，大多數事例都是邪不壓正，吹哨人最終勝訴，而反咬對方「誹謗」的騙徒則賠了夫人又折兵。但在今日香港，這種正義又能否得以伸張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吹哨者一般被控誹謗，除了Hailey，似乎還沒有其他人在同類情況下被控「起底」。據媒體報道，潘家於2025年11月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報案，其後案件轉交警方調查，現由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這樣的法律程序簡直匪夷所思。就算是莫名其妙的Pirelli案，相信也不可能驚動瑞士警方調查，遑論「重案組」。
記得潘冬平、彭詠枝去年8月發聲明回應女兒「請槍」醜聞時，曾說：「對於不實指控及惡意攻擊，我們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若真有所謂「不實指控」，潘氏夫婦何不直接告揭發者誹謗，還寶貝千金一個清白呢？現在不告誹謗，卻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等於間接告訴大眾：Hailey的指控屬實。
你們知道自己「請槍」，大眾知道你們知道自己「請槍」，你們也知道大眾知道你們知道自己「請槍」，但你們卻從未承認，現在還用不相干的罪名向揭發者報復，這就是你們的「家教」？實在令人心寒。忽然想起，今天是「立法會議員」陳家珮危駕後第17天，她逆線行駛的影片傳遍網絡，罪證確鑿，警方至今卻毫無行動。揭發欺詐者離奇被捕，危險駕駛者則逍遙法外，這樣的政府，更令人心寒。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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