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有報道稱,美國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將向美國稀土公司(USA Rare Earth)提供13億美元貸款和2.77億美元聯邦資金,以換取1,610萬股普通股和1,760萬份認股權證。根據認股權證是否被行使,美國政府將持有這家總部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稀土生產商8%至16%的股份。
此舉目標是加快稀土(rare earth)和永磁材料(permanent magnet)的國內生產——這些材料被應用於電動汽車、數據中心、電網和先進武器系統等。
此次聯邦投資延續了政府對該領域的持續介入。2025年7月,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成為美國最大的稀土生產商MP材料公司(MP Materials)的最大股東。同年晚些時候,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收購了鋰美公司(Lithium Americas)5%的股份,以及該公司與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合資企業5%的股份,進一步擴大了聯邦政府在鋰供應鏈中的持股比例。
綜上所述,這些案例表明美國產業政策明顯升級。多年來,華盛頓一直依靠稅收抵免、撥款和許可改革等措施來重建關鍵供應鏈。而直接持股則將聯邦政府納入企業資產負債表,使其既享有收益也承擔執行風險。這也引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政府參與是否正在成為應對與中共戰略競爭的默認策略。
中共的主導地位及其帶來的制約
中共在關鍵礦產領域的統治地位常常被外界誤解。稀土並非地質儲量稀少,鋰(lithium)也廣泛分布於全球各地。它們之所以具有戰略意義,是因為其加工需要大量資本投入,並且會產生有毒廢物和放射性副產品。雖然大多數西方經濟體對環境危害都有嚴格的監管,但在中共治下,這些成本歷來都由地方社區和國有實體承擔。
中國在這些下游環節佔據主導地位。據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簡稱IEA)引用的數據顯示,中國稀土開採量約佔全球的60%至70%,而在精鍊、分離和永磁體製造領域,其份額更是接近90%。即使稀土產自澳洲、非洲或美國,大部份稀土原料最終仍會流向中國進行精鍊和加工,然後方能進入全球供應鏈。
由於稀土被廣泛用於電機、風力渦輪機、電動汽車和國防系統等領域,國際能源署在2025年發出警告,這種程度的集中意味著出口管制或許可證變更可能會在幾個月內而不是幾年內擾亂生產,這凸顯了供應鏈多元化作為一項政策優先事項的重要性。
轉向所有權
為了打破中共對加工和製造業的牢牢掌控,製造業回流的呼聲自然而然地隨之而來。在近期一些關鍵礦產交易中,美國聯邦政府的支持不再侷限於引導私人投資,而是開始包括直接所有權或通過股權或認股權證等方式獲得類似所有權的權益。這與稅收抵免、撥款或長期採購協議等更為傳統的產業政策工具有所不同。
這個做法吸引力顯而易見。美國需要可靠的供應鏈。僅僅依靠市場重建供應鏈可能進展緩慢。擁有所有權是推進項目最直接的方式。
但是所有權也改變了這種關係的性質。實際上,它將聯邦政府置於私營公司的資本結構之中,使公共資金與公司業績和執行風險直接掛鈎。
政府不再僅僅是在外部設定條件。問責制的界定變得越來越困難。商業挫折變成了公共損失。退出變得更加困難。原本由市場解決的決策開始與政治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在那些周期長達數十年的行業中更是如此。
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體系(包括中國經濟體系)的顯著特徵。在這些體系中,國家通常同時扮演監管者、融資方和所有者的角色,使資本配置得以在無需即時回報要求的情況下推進。這種結構也影響著損失的吸收方式和績效訊號的傳遞機制。
Intel作為測試案例
半導體(semiconductor)行業提供了一個類似的公共支持與執行之間相互作用的例子。
根據《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2022),Intel成為聯邦半導體激勵措施的最大受益企業,獲得了與其在美國擴大先進製造能力計劃相關的撥款、貸款和政府擔保融資。其旗艦投資項目是位於俄亥俄州的一座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製造中心。2025年8月,美國政府收購了Intel約10%的股份。
然而,進展比最初預期的要慢。Intel以成本壓力、勞動力短缺以及需要使產能與已確認的客戶需求相匹配為由,推遲了建設和生產時間表。全面投產預計至少比原計劃晚四年,財務業績也印證了這一點。Intel最新的季度報告不及預期,其代工業務持續虧損以及巨額資本支出拖累了利潤率。
台積電:激勵機制助力執行
台積電(TSMC,全稱為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反例。台積電於2021年中期在亞利桑那州開始建設其在美國的首間晶片製造廠。到2024年底,該公司確認該工廠已進入大規模生產階段,從破土動工到投產僅大約用了三年半的時間。
台積電的擴張得益於《晶片與科學法案》框架下的公共激勵措施,但其運作模式與政府直接參與存在本質差異。台積電始終保持私營性質,以客戶需求為導向,並受制於回報預期。產能決策與生產爬坡完全遵循商業需求,而非政策時間表。
台積電與Intel的對比頗具啟發性。這兩個項目都面臨著類似的勞動力短缺、監管障礙和資本密集型等問題。然而,台積電的進展體現了成熟製造模式的優勢,以及該公司始終將效率和良率作為其激勵機制的核心。這並非意味著激勵機制不必要,而是表明所有權和控制權並非實現速度的先決條件。
國有企業的歷史紀錄
美國已經營運著世界上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美國郵政服務局(U.S. Postal Service,簡稱USPS)的任務是提供普遍服務,同時保持財務自給自足。幾十年來,這兩個目標一直難以兼顧。
根據美國郵政服務局(USPS)的文件和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簡稱CRS)的分析,USPS持續虧損,依賴立法救濟,且現代化進程受限。其定價、勞動力結構和服務標準更多地受到政治干預而非市場機制的影響。
國際經驗提供了更多背景訊息。英國國家審計署(UK National Audit Office,簡稱NAO)和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簡稱IFS)指出,在英國,鐵路、能源、鋼鐵和煤炭等行業的反覆國有化和私有化周期,既伴隨著經濟的穩定期,也伴隨著長期的投資不足和生產力增長乏力等。
英國的經驗表明,當國家擁有生產性資產時,經濟紀律就會讓位於政治談判。
接下來會發生甚麼?
中共在全球關鍵供應鏈中的地位,折射出其國有主導的經濟體系。這種結構使北京能夠集中產能、吸收損失,並在加工和製造各環節維持控制力——這是市場驅動體系難以複製的。
美國近期舉措表明其正展現出運用更廣泛工具的意願。除激勵措施和監管支持外,華盛頓已轉向直接金融介入——通過股權投資、認股權證、貸款、保險機制,以及最新公布的「金庫計劃」(Project Vault)等提案,該計劃擬依託政府擔保融資,在供應中斷時期保障關鍵礦產的獲取渠道。
這些手段雖有差異,但核心問題如出一轍。無論是通過入股企業、為項目提供擔保還是持有戰略儲備,每種方式都在增強國家在供應鏈風險管理中的作用。這些措施本身並不違背市場經濟原則,尤其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但綜合來看,它們標誌著資本配置與風險承擔正逐漸脫離對市場的單純依賴。
美國歷史上僅在危機時期才允許此類國家干預。當前擴張是否保持定向性——抑或演變為更持久的產業政策特徵——將決定美國在所有權與風險分擔維度上的推進程度。其結果不僅關乎供應鏈韌性,更決定著美國能否在不永久性社會化產業風險的前提下,與中共模式展開競爭。#
作者簡介:
黎麗(Li Li),特許金融分析師(CFA)、註冊投資規劃師(CIPM)、註冊理財規劃師(CFP®),是紐約大學金融規劃碩士項目的兼職教授,同時也是森林山金融集團(Forest Hill Financial Group)的財富管理顧問。她曾在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學習經濟學,並在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教授經濟學,此前曾擔任AT&T的策略師和分析師。聯繫方式:li.li@nyu.edu。
原文:Is the US Testing State Ownership of Key Sectors for Geopolitical Leverag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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