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人包】鎮壓伊朗抗爭運動 哈梅內伊是誰

過去的一個月，伊朗社會出現國民抗爭運動。究竟是誰，在決定伊朗人的生死？

在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最高權力並不掌握在議會，也不真正屬於總統，而是集中在宗教領袖哈米尼手中。面對席捲全國的抗議浪潮，他親口承認，有數千名伊朗人在鎮壓中意外離世，卻將責任指向美國，聲稱「政變已被鎮壓」，同時他還發出了戰爭的威脅。

這一幕，讓很多人產生了強烈的歷史既視感，它像極了伊朗版的「八九六四」時刻：權力選擇開槍，真相被封鎖，恐懼被制度化擴散。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一切並非在孤立狀態下發生。在中共持續提供技術、資金與能源輸血的背景下，伊朗的鎮壓機器並未削弱，反而更加高效、更加殘酷。

一個曾經孕育出輝煌文明的古老國家，為何會走到今天這一步？伊朗，如何找回屬於它自己的未來？問題的答案，還得從了解哈米尼（Ali Khamenei，哈梅內伊）這個人開始。

一個並不光彩的出身

在伊朗官方敘事中，哈米尼的童年被包裝成一種「清貧而虔誠」的宗教起點。但實際上，這段經歷更像是一個長期處於經濟匱乏與壓抑中的少年，對權力、秩序和控制產生強烈執念的過程。

1939年，哈米尼出生在伊朗東北部城市馬什哈德（Mashhad）。這是伊斯蘭什葉派的重要宗教城市，卻並不繁榮。相反，他成長的家庭環境，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宗教地位有限、經濟條件拮据、社會影響力極弱。

他的父親是一名長期被邊緣化的低階教士（cleric）。在什葉派教士體系中，這樣的身份既無法帶來物質保障，也不是真正的宗教權威。BBC的資料明確提到，哈米尼童年時期家庭生活清苦，住在狹小簡陋的房屋中，生活來源極不穩定。

哈米尼11歲就穿上教士袍，在街頭與兒童玩耍時經常遭到嘲笑。童年經歷讓他形成了獨特的性格。這種環境，塑造了他後來演講中反覆強調的兩個關鍵詞：「受壓迫者」與「敵對世界」。

這是一種心理結構的起點，他很早就學會把自身的不成功，歸因為「不公正的體系」和「外部勢力」。這在後來成為他統治邏輯的核心思想。

宗教教育中的挫折

和許多伊朗教士一樣，哈米尼從小被送入宗教學校，背誦《古蘭經》，學習阿拉伯語、伊斯蘭法學（fiqh）。但與霍梅尼或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權威成長經歷不同，他在學術體系中並不突出。

多家研究機構都提到一個關鍵事實：哈米尼從未被廣泛承認為高階伊斯蘭法學權威（marja-e taqlid）。

這在什葉派體系中是致命缺陷。換句話說，他並不是靠宗教學術威望進入權力核心的那類人，而是始終站在邊緣的位置。年輕時期的他，曾多次嘗試在宗教圈內建立聲譽，卻始終不算成功。這對一個年輕教士來說極其折磨。

未竟的詩人夢

或許是在宗教學校受到了挫折，哈米尼心中萌生了一個詩人夢。這也是他最大的心結，因為他最終未能實現文學夢想。他年輕時積極參加文學社團，渴望得到詩歌界的認可，但伊朗著名詩歌權威菲魯茲庫希曾對哈米尼說：「你在詩歌上浪費時間真是可惜。」這句話深深刺痛了他。另一位詩歌權威也不承認他的詩歌水平。

直到哈米尼成為最高領袖後，他在詩歌朗誦會上心情是最為放鬆的。目前公眾看到哈米尼微笑的照片，幾乎都來自這些詩歌活動。心理學家認為，他現在熱衷於在公開場合展示文學修養，是在彌補年輕時未被文學界承認的心理創傷。

並且，哈米尼在演講中經常引用文學作品，尤其是前蘇聯小說。但他閱讀的主要是史太林時期的作品，這是俄羅斯民族文學史的最差階段，類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是文化的荒漠。但哈米尼仍繼續引用這些作品，彷彿是必須傳達某種訊息或服務於某種理念。

對於挫折，他沒有選擇反思自身能力，而是逐漸形成一種傾向：輕視制度內的學術標準，轉而崇拜能夠直接攫取現實權力的政治路徑。

屢屢受挫後激進化

20世紀60年代的伊朗，社會各類思潮暗流湧動。哈米尼正是在這個時期，接觸到霍梅尼的思想潮流。

霍梅尼的理論，對哈米尼來說，有一種極強的吸引力，它繞過了宗教體系的等級考核，直接把宗教意志與政治權力綁定。

對一個在宗教學術道路上屢屢受挫的年輕教士來說，這是一次結構性的機會，轉變為一個激進的青年，哈米尼積極參與反對巴列維政權的地下活動，多次被捕、審訊、監禁。他後來不斷強調這些經歷，把它們塑造成「革命資歷」。

但從現實角度看，這些經歷更像是一種政治投機的實習：在壓迫中塑造自我，把暴力合理化為「鬥爭」，將不同意見的人視為「敵人」。

這一套邏輯，在幾十年後，用在了伊朗自己的人民身上。

從邊緣人到「接班人」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時，哈米尼更像是站在舞台邊緣的一名參與者，而非主角。無論在宗教學術地位，還是在革命初期的號召力上，他都無法與核心人物相比。

革命後的權力重組，對他而言既是機會，也是暴露短板的時刻。按照什葉派傳統，最高領袖應具備極高的宗教威望，但哈米尼在這一點上明顯不足。即使在革命陣營內部，他也並非被廣泛信任的人選。

1981年他當選總統，並非因為脫穎而出，而是如同獨裁體制的中共一樣，源於派系之間的相互牽制和妥協。在當時的權力格局中，強勢人物彼此防範，而哈米尼恰恰被視為「安全」，不夠強大，也不構成威脅。這是一種典型的妥協產物，而非個人威望的勝利。他的總統任期缺乏鮮明政績，卻異常重視忠誠、安全與意識形態一致性，這更像是一種自保策略：在宗教合法性不足的情況下，用政治立場彌補權威缺口。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前夕。哈米尼已架空霍梅尼，為使其上位合法化，差遣人員修改憲法，降低了最高領袖的宗教門檻。這一細節，恰恰揭示了其權力來源的制度性脆弱，也解釋了他此後統治中對異議的高度警惕與系統性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