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異見人士而言，離開國境並不意味著真正的自由。現年73歲的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歷經三次入獄、累計16年牢獄迫害後，於2024年因罹患胃癌晚期，短暫獲准出境治療。然而，他從中國到日本，再轉往美國的過程，並非單純的醫療流亡，而是承受中共延伸至海外的監控、施壓與心理威逼經歷。
朱虞夫近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中共對異見人士的打壓早已不限於境內，而是透過出境限制、海外滲透、遠距騷擾與情報蒐集，形成一套長期運作的跨國鎮壓機制，對個人自由乃至民主國家的行政判斷，都構成實質衝擊。
以癌症換取出境：政治犯的「有條件放行」
朱虞夫表示，自己於2023年底被確診胃癌晚期。手術後醫師評估病情極不樂觀，「可能只有幾個月好活，最多也活不過一年」。在中國境內治療，不僅醫療費用高昂，他本人亦無任何經濟來源，而國保部門明確表示「不願承擔」。
在此情況下，他向當局提出申請，希望前往日本投靠妹妹治病。
然而，這一紙申請，並非一般公民的出境流程。由於朱虞夫是中國民主黨主要創始人之一，1998年即參與組黨，1999年、2007年、2011年三度被捕，罪名包括「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地方公安對其政治背景極度忌憚。
朱虞夫回憶，地方公安擔心他「一輩子坐了16年牢，對共產黨是深仇大恨」，害怕他在海外「鋌而走險」。因此，他的出境申請被「一級一級往上報」，最終直送公安部審批。
公安部最終批准的理由，並非政治鬆動，而是認定他「來日無多」，已不具實際威脅。
在獲准出境前，朱虞夫被要求做出三項明確承諾：第一、不得前往美國，只能前往日本。原因在於他的前妻與子女均在美國，當局擔心他一旦進入美國，將重新與海外民運體系接軌。第二、不得在日本參與任何民運活動 ；第三、不得與日本民運界人士接觸、會面。
朱虞夫坦言，當時自己病重，「奄奄一息」，幾乎無力反抗，只能全部答應。他強調，這三項條件本身，即已構成一種延伸至海外的政治控制——即使離境，仍需接受行為約束。
日本半年：被全面監控下的「孤立狀態」
2024年2月抵達日本後，朱虞夫在妹妹家中接受治療。期間，一名日本友人得知消息後前來探望，隨後將情況告知多位日本民運界人士，包括部份掛有「中國民主黨」名義的組織。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在長達近半年的停留期間，朱虞夫未見到任何一位旅居日本的民運人士。
「按理說，我是中國民主黨的老前輩」，他說，「這樣的情況，本來根本不可能出國的，結果居然沒有民運人士來看我。」
他由此判斷，日本民運圈的集體噤聲，並非偶然，而是源自中共長期滲透所形成的寒蟬效應——相關人士「必定得到了國內的通知：你們不能去看他」。
在他眼中，這正是跨國鎮壓最隱蔽卻最有效的形式之一。
中共的跨國壓力 影響到民主國家的決定
在日本期間，多位友人試圖協助朱虞夫延長停留，甚至考慮政治庇護的可能性。然而，日本簽證制度僅允許兩次入境、每次三個月，半年期滿後必須離境。
當朋友向日本官方詢問是否能破例時，得到的回應竟是：他「應該回國」。
後來朱虞夫得知，一名級別相當高的日本官員曾私下表示：「如果你留在日本，會給我們添麻煩。」
這句話令朱虞夫深感震撼。他指出，中共的跨國壓力，已不僅針對個別異見人士，還實質影響到民主國家的行政決定。
隨著半年期限逼近，中國國內警方開始頻繁聯繫朱虞夫，要求他提前返國。
杭州國保大隊大隊長親自致電，語氣焦急地說：「你早點回來吧，反正簽證期限快到了。」
更具威脅意味的是，另一名警察直接傳來一張照片。朱虞夫將照片給日本人查看後，對方立刻辨認出，那是從中國飛抵成田機場轉車車站的畫面。
「這是在暗示我」，朱虞夫說，「你在日本，我們已經派人去找你了。」
他強調，這並非臨時行動，而是中共在日本「幾十年的布局」，隨時可啟動的監控網絡。
跨國鎮壓的運作邏輯：持續騷擾、情報蒐集到心理戰
2024年7月底，朱虞夫最終持美國簽證抵達洛杉磯，與家人團聚。但跨國鎮壓並未因此終止。
2025年初，當他計劃前往中共領事館外，參與聲援王炳章、黎智英的集會前，杭州國保再度透過微信電話聯絡他。
對方語氣溫和，卻帶有明確政治意圖：「老朱啊，你身體不好，好好養病，別人的事情不要去管。」
朱虞夫回應：「黎智英都快80歲了，你們還這樣對待他。如果我今天不聲援他，將來我老了被你們關起來，誰來聲援我？」
這類「勸告式干預」，在他看來，正是中共跨國鎮壓的典型樣貌——不留下書面威脅，卻持續施壓。
另外，朱虞夫以「唐元雋案」為例分析，中共對海外的抗議活動，會同時動用多條情報來源：現場眼線、不同角度拍攝的照片、領事館監控畫面，進行交叉比對。
前紐約民運活動人士唐元雋在美國被控以中國代理人的行事，按中共國安單位的指示蒐集情報並執行任務。他已於2025年9月認罪。根據美國法院文件，唐元雋自2018年至2023年6月期間，向中共提供在美境內中國民運及異見人士的個人資料，並在活動中拍照、錄音或錄像。
「他們不是為了幾張照片」，朱虞夫解釋，「而是為了日後威脅你。」
中共當局可在適當時機告知當事人：「你當時站在哪裏、左邊是誰、右邊的穿甚麼衣服。」這種精準描述，足以摧毀心理防線，使人產生長期恐懼。
他指出，這正是中共跨國鎮壓最常使用、卻最難舉證的方式。
中共「末日心態」下的極端鎮壓
談及中共的海外行動，朱虞夫直言：「對共產黨來說，這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
他指出，這種做法源自其政治本質——「沒有底線，無所不用其極」。
他回憶，在獄中曾聽一名軍人背景的獄友提及，中共設有專責人員在海外執行「暗殺」任務。他聯想到俞強聲、金無怠事件，以及蘇共在史太林時代在墨西哥刺殺托洛茨基的歷史。
對於多位海外異見人士「死因不明」的案例，朱虞夫表示必須警惕，儘管目前難以取得直接證據，但「這一連串事情，不能輕描淡寫」。
他提到，前上海市委書記與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胞兄俞強聲，曾任北京公安局官員，據傳叛逃後在海外被中共秘密處決 ；勞改基金會創辦人吳弘達，因揭露中共監獄虐待行為而成為中共眼中釘，後在海外神秘死亡 ；還有中華養生益智功（中功）創始人張弘堡（張洪寶）、六四學生領袖張健，也都在海外不明原因猝逝。
朱虞夫認為，中共「師出有門」，這源自蘇聯的「暗殺小組」與一系列海外失蹤、神秘死亡事件，成為其執行跨國鎮壓、鞏固政權並瓦解異見人士信心的極端手段。
朱先生還講述了2011年在看守所遇到的一名小偷。這名小偷曾誤入兩名秘密警察在杭州的藏身處，驚見一名香港警察與一名國際刑警同睡一床，枕頭下放著手槍，櫃子上的手提電腦旁是他倆的警察證。
在他看來，這反映出中共早在香港回歸前就已完成滲透，「香港民主運動時派出了許多廣東等內地的警察殘酷鎮壓」。中共甚至操縱了如國際刑警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將其轉化為自身的執法延伸。
對法輪功的觀察：「它越打壓，越證明你們走對了路」
在朱虞夫看來，中共跨國鎮壓並非只針對中國民主黨或個別政治異見人士，而是早已擴展至更廣泛的群體，其中，法輪功便是長期且核心的目標之一。
他指出，自己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理解，並非來自道聽塗說，而是源於多年牢獄中的親身接觸與直接觀察。
「我們是同時受到打壓、同時受到鎮壓的。」朱虞夫回憶。1999年初，中共準備全面展開對法輪功的鎮壓時，他本人正被關押在杭州蕭山區看守所。當時辦案人員曾對他明確表示：「我們現在這段時間抓法輪功，沒時間來對付你們這個事情，先關起來再說。」
這段話讓他意識到，在中共的政治分類中，民運人士與法輪功被視為同一類「必須優先清除的不穩定因素」，差別僅在於打擊的先後順序。
對於中共近年在海外持續針對法輪功與神韻藝術團施壓、抹黑、動員媒體攻擊的現象，朱虞夫認為，這正是鎮壓策略轉型的結果。
他指出，中共已逐漸意識到，公開、高強度的迫害只會引發反效果，「越打壓，越是在替你們做廣告。」因此，當局轉而採取「暗損」方式，包括統戰滲透、輿論操作、收買特定人士，讓打壓變得不易察覺，卻持續發生。
儘管清楚中共跨國鎮壓的陰險與危險，朱虞夫仍選擇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法輪功所承受的壓力。
他指出，當一個政權不惜動用巨大資源進行打壓，本身就說明其感受到威脅。
「如果中共對你們用下三濫的方法」，他說，那是因為震懾到了它。在他看來，這恰恰反映出法輪功仍具影響力、仍在發展之中。
「法輪功被它盯上」，朱虞夫說，「反而證明法輪功是有力量的，證明走的路是對的。」
朱虞夫最後以「日暮途窮，故倒行逆施」形容當前中共政權。他認為，跨國鎮壓的全面擴張，正反映出一種深層的不安全感——「這條船要沉了，他們甚麼手段都會使出來」。
對於個人生死，他表示坦然以對，「我已經73歲了，半條命，刀山苦海都走過來了。如果真的在跨國鎮壓中死在他們手上，比我死在病床上要壯烈得多。」
這位曾在單獨監禁中被24小時監控、度過16年鐵窗生涯的老民運戰士，最後以一種超越生死的姿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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