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京政局動盪 解體中共方能自救

這個周末，北京傳出了一則不尋常的官報，這是一記打在中共權力命門上的重錘。歷史有時候會用一個時間、一個名字，讓整個時代的謊言瞬間失色；也會用一個「官宣」，讓外界突然看清：一個政權究竟靠甚麼活著，又靠甚麼崩塌。

北京時間2026年1月24日下午3時許，中共官方以極不尋常的速度正式官宣：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中央軍委委員兼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審查調查。

這不是一則普通的「反腐通報」，而是一次直指軍權命門的劇烈震盪。中共最核心的統治公式向來是「槍桿子裏出政權」。而今天最危險的訊號，正是「槍桿子」本身正在失序，黨對軍隊的控制鏈條在斷裂，整個政權的精密機器出現了結構性脆斷。（官方通報可見中國國防部/國防部新聞發布口徑）

一個政權，若需要靠制度維持，它就必須能承受質疑；若需要靠民心支撐，它就必須尊重人性；但若它只靠恐懼續命，那麼它最怕的就是自己手裏的槍突然不再聽命。今天，北京正在向世界暴露這樣一種恐懼：槍桿子失序，統治公式失效，機器開始自我撕裂。

更令人不安的是，官宣之前與同時，牆外管道出現大量驚悚傳聞：包括「周末起全體軍官不返家、部隊進入高度戒備、家屬難以聯絡」等說法，並被拿來與1989年六四前後的戰備狀態對照。這類訊息目前難以獨立核驗，但它們之所以迅速蔓延，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現實：北京正在進入一個更像黑幫而非政權的運作模式——靠設局、靠斷聯、靠先下手為強，再用「官宣」把結果鐵板釘釘。

在其它版本中，出現「張又俠、劉振立在某次以省部級學習研討會名義召集的閉門場景，遭刺殺、重傷、生死不明」的說法；還有人指稱「習近平集團透過牆外自媒體提前放風，製造貪腐輿論，周末火速官宣以迫使軍中接受現實」，並把主謀指向蔡奇、王小洪、陳希等人。上述細節，外界目前無法證實其真實性，但它們共同指向同一個結論：這不是常規的紀律辦案，而是一場以恐懼為工具、以輿論為封條的奪權行動——一場軍事政變。

在自由世界，權力更替需要法律，需要透明，需要人民授權；而在極權體制內部，權力更替往往只需要兩樣東西：恐懼與封口。一旦封口成為常態，恐懼就成為制度；一旦恐懼成為制度，政權就不再是國家的管理者，而是人民的劫持者。

一、這不是「反腐」而是「改寫軍權合法性」

中共抓高層，從來不靠「大兵壓境」的戲碼，而是靠「設計」。越是核心人物，越不可能以公開對峙方式處理，因為那會引爆連鎖反應。

真正有效的方式只有一種：讓對方在完全放下戒心的場景中被精準控制——臨時通知的少數人閉門會議、例行卻可操作的小會、或任何能夠「進門就交槍、關門即結束」的空間。

因此，官宣的速度與節奏，快到讓軍中來不及站隊、快到讓外界來不及追問過程、快到讓所有人只能面對「結果」。這種節奏不是紀委的辦案節奏，而是軍事政變的奪權節奏。

更致命的是，它打斷的不是某個人的仕途，而是中共長期賴以運轉的那條「黨-軍界面」。當軍權需要靠陰謀與突襲來重寫，意味著程序已失效、共識已崩解、互信已歸零，北京已經進入「只有先下手為強」的無規則時代。

請記住：極權最怕的不是批評，而是失控；而失控的起點，往往就是它不得不用「突襲」取代「程序」，用「官宣」壓住「真相」。這不是治理，這是奪命門。

二、軍委「空心化」：槍桿子失控中共最致命的內爆

中共政權的穩定，建立在一個殘酷事實上：它不需要人民認可，它只需要軍隊聽令。但如果中央軍委自身出現「空心化」，如果「能管軍事的主官」被連根拔起，只剩文官與政工體系在上面懸空發號施令，那軍隊究竟該聽誰？戰區該聽誰？部隊該聽誰？答案會變成每個人都明白、卻沒人敢說出口的那一句：誰能活下來，誰就成為命令。

這也是為甚麼「周末禁歸營」「高度戒備」「家屬難聯絡」這類傳聞會引發共鳴——因為人們在直覺上知道：北京正在進入一個黑幫的運作模式——靠設局、靠斷聯、靠先下手為強，再用官宣把結果鐵板釘釘。

北京正在預設軍中可能出現對抗、兵變，甚至內戰級別的風險。一旦軍中形成「不反抗就沒命」的心理，清洗將不再是單向度的，局面就可能走向全面失控。

一個國家最大的悲劇，是人民被迫在恐懼中沉默；一個政權最大的危險，是軍隊被迫在恐懼中站隊。當軍中人人自危，命令就不再來自製度，而來自生存本能。這種狀態，不叫「穩定」，叫崩解前的前夜。

三、習近平「奪門政變」

近一年多來，關於習近平的失權過程，從紅牆內傳出很多消息指向他因身體突然出問題而失去軍權，並失去黨政權力，進入中共的「華國鋒時刻」。

據報，2024年7月中共三中全會期間，習近平中風昏迷。當時中共軍隊內部正處於中央軍委委員苗華與軍委副主席何衛東連手排擠、準備拿下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的階段。當時張又俠立即通過聯絡中共元老胡錦濤、溫家寶等，拘捕了苗華，奪取了習近平的軍權。習近平醒來之後，張又俠軍權木已成舟，習近平軍中大勢已去。

三中全會習近平失去軍權、四中全會習近平失去黨權，習近平的「華國鋒時刻」已然到來，他不得不配合由中共元老等組成的決策議事機構，安排新的接班人準備二十一大接班。

表面上中共繼續宣傳「習近平思想」，以維持中共政權不崩潰，讓最高權力平穩交接，避免出現蘇聯一樣的崩塌。因為習近平作為中共的第五代領導人，中共不能說打倒就打倒，打倒了習近平，無法和人民群眾解釋，中共也就只能分裂了、垮台了。所以中共才會在私下安排黨內批評習近平，剝奪習近平的軍權和黨權，但是保留習近平表面的職位並繼續宣傳「習近平思想」，以便新指定的人選能夠順利接班。

但習近平不是華國鋒，這種欺騙國際、欺騙民眾的做法，在中共這台機器上運作，對運作的人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這裏的關鍵，在於一個體制是否還能長期承受權力的「表裏兩套」。當政權靠雙重劇本苟延殘喘，任何一次翻盤都會把整台機器推向更極端、更血腥的撕裂。

四、終結「紅二代共治」的政治訊號

張又俠的另一層特殊性，在於他的身份象徵。他是當前中共高層中，最後一位真正具備「紅二代＋實權軍職」雙重屬性的核心人物。長期以來，中共政權在實際運作中，始終存在一種非正式但穩定的共識：紅色家族共享江山，但由一人領導。

對張又俠的清洗，實質上切斷了這種共治結構。這意味著，中共權力正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再是紅色集體的統治，而是個人化、家族化的極權模式。

在這一模式下，政治血緣、革命資歷、家族背景全面失效，中共這台政權機器這次遭遇毀滅性的打擊。

當極權走到最後，它不再信任任何「共治」，因為共治意味著制衡；它不再尊重任何「資歷」，因為資歷意味著底線；它只相信一件事：權力必須獨吞，槍桿子必須回到「唯一」的手裏。

五、中共這台極致機器受重創政權結構性脆斷加劇

中共這台極度擅長控制人的精密機器，長期以來是透過「黨指揮槍」與「黨控制人」這兩大機制，來實現相互控制與制約。習近平這次奪門政變，拿下被黨內部默許的協調機構布置的張又俠、劉振立軍頭，直接通過國防部對外發布將張又俠、劉振立立案的消息，這是習近平完全脫離控制，中共權力開始落入習近平家族，是中共這台統治機器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重創。

對中國人民而言，最黑暗的情境不是誰上誰下，而是習近平奪軍權重新掌握槍桿子，如果他還繼續要用中共這架破機器的話，他會將整個國家拉入更極左、更封閉、更恐怖的總動員模式。

當內部合法性崩塌、經濟困局無解、權力鬥爭血腥化，極權者最常見的選擇就是對外製造危機，轉移矛盾與視線——台海恐將成為最危險的火藥桶。

所謂「反對攻台」與「主張攻台」的區分，往往只是節奏與時機之爭：有的認為「還沒準備好」，有的認為「等不及」。一旦權力重回極端路線，對外冒險不僅可能，更可能被當作內部清洗的延長線——用外部戰爭來合理化內部高壓，用戰時敘事來封死反抗空間。

而一旦國門收緊、資訊封鎖加劇，「能逃難的趕緊逃難」就不再是情緒化口號，而會變成許多人回頭再看時最痛的悔恨。

我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權力本身，而是權力是否被道德約束；最危險的不是衝突本身，而是衝突被用來掩蓋暴政。當一個體制只能靠戰時敘事維持統治，它就會把人民推向災難，因為災難是它延命的燃料。

六、元老、紅二代的「保黨邏輯」被反噬

這場北京「乙巳政變」最深的悲劇，在於它揭示了「保黨派」的結局：他們以為「維持黨的表面合法性就能平穩交接」，以為繼續宣傳「某種領袖思想」就能欺騙民眾，能避免政權分裂，以為不公開權力變動就能避免人民追責與全面崩塌——結果恰恰相反。

當一個體制已腐朽到必須靠暴力與謊言維持存在，「保黨」本身就成了向邪惡輸血。遮掩真相，是給翻盤留下窗口；保住符號，是給奪權留下工具；不敢斷然切割，是把所有人推向更殘酷的清洗。於是，那些試圖以「顧全大局」延命的人，最終往往成為被奪門者首先碾碎的墊腳石。

北京這次的震盪，標誌著：中共內部已不再依靠規則，也不再依靠最低限度的程序，而在向「黑社會式政治」滑落——以暗害、設局、輿論封口、火速官宣來定生死。

這裏的教訓非常殘酷：你以為你在保「大局」，其實你在保「邪惡」；你以為你在維持「穩定」，其實你在延長「災難」。當暴政靠謊言呼吸，任何替它遮掩的人，都等於把自己的未來抵押給它的崩塌下場。

七、回到《九評》：暴力與謊言是共產黨的遺傳基因

要看清北京「乙巳政變」的本質，就必須跳出「某個人、某個派」的短視，回到更深的問題：共產黨究竟是甚麼？

《九評之一》指出，中華民族在1840年後面對連番衝擊，從器物引進到制度改良，直到辛亥革命；一戰後中國利益被忽視，五四運動興起，最終走向文化層面的激烈反應，走向極端革命與共產主義運動。160多年跌宕，付出近億非正常死亡與幾乎被摧毀的傳統文明之後，中國被強加的結果，正是這個以暴力與謊言為核心的政黨。

《九評》明確指出：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是共產黨自誕生起就寫入骨血的第一個遺傳基因。《共產黨宣言》公開宣稱只能用暴力推翻現存制度；蘇俄共產黨在對「階級敵人」與對自己人的清洗中維持存在；中共又作為第三國際支部繼承暴力傳統，並在和平時期仍酷愛暴力，建政後以運動式鬥爭不斷製造恐懼，使人民成為恐懼的奴隸。毛澤東「八億人口，不鬥行嗎」與「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正是這種生存邏輯的直白表白。

而當暴力需要掩蓋，謊言就成為暴力的潤滑劑。《九評》列舉，中共在奪權與保權過程中反覆使用欺騙：從1957年引蛇出洞再「陽謀」捕右派，到一場場政治運動的相同劇本；從隱瞞、篡改歷史，到把人民拖入一代代被騙的悲劇。謊言不只是宣傳技巧，而是維繫暴力的必要條件——沒有謊言，暴力就失去遮羞布；沒有遮羞布，恐懼就更需要加倍施放。

更進一步，《九評》指出共產黨不斷變換立場原則，不是因為追求真理，而是因為每一次都遇到合法性與生存危機；原則可隨時拋棄，但目標永遠不變：奪取與壟斷權力。

《九評》揭示其更深的邪惡：以黨性取代人性。列寧式政黨要求絕對服從，黨性凌駕親情與良知，導致父子相殘、夫妻反目、告發互鬥。這不是歷史偶發，而是長期組織訓練的結果。當黨的利益成為最高標準，任何可能危害黨或領袖的人，都會被立即清除——哪怕是黨內最高層。

這一切，說到底，就是：暴力用來奪權，謊言用來續命；恐懼用來統治，清洗用來保位。

北京「乙巳政變」，只是這套基因在最高層的再一次爆裂而已。

八、這是共產邪靈本能的反噬與垂死掙扎

《九評》把共產黨描述為反自然、反人性的附體結構：它不生產、不創造，一旦取得政權，就附著在國家與人民身上，深入社會每一條微血管，操控最小單元，壟斷財富來源，並以暴力、財富與知識（言論）三重壟斷達到絕對控制。人們看不到黨的財政預算，卻要承擔無所不在的附體官員；行政永遠低於黨，政府聽命於黨；附體需要控制精神，因而剝奪言論、新聞與自由意志。

如果把這個框架放到北京「乙巳政變」，就不難理解：當附體邪靈感到自身崩解逼近，它必然以更瘋狂的方式聚斂權力、製造恐懼、清除威脅。

這也是為甚麼「保黨」終將失敗：因為你想保的不是國家，而是邪靈；你想維持的不是秩序，而是附體；你越給它能量，它越反噬你。

這正是極權最終的宿命：它靠恐懼建立，也會被恐懼吞噬；它靠謊言維持，也會被謊言反噬；它靠清洗續命，也會在清洗中自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