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寫我心】錢志健｜拘捕的正當性與台海的臨界點｜大紀元時報香港

美國以軍事與執法行動拘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事件迅速由拉丁美洲內部事務，演變為一場牽動國際秩序核心原則的爭論。此一行動所引發的問題，並非單純圍繞某名獨裁者的道德評價，而是更為根本：在現行國際體系下，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在未經多邊授權的情況下，單方面拘捕另一政治體的在位領導人？這個問題，對未來的大國互動、主權概念以及台海安全，均具有高度指標性意義。

結果正義與程序正當性的張力

馬杜羅政權長期被指操控選舉、打壓反對派、系統性侵犯人權，並涉嫌與跨國犯罪及販毒網絡存在結構性關係，導致委內瑞拉經濟崩潰、社會失序及大規模人口外流。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拘捕行動在部份輿論中被視為「遲來的問責」，甚至被理解為對國際刑事機制失效的現實補救。然而，從制度層面觀察，結果上的正義，並不能自動彌補程序上的缺失。

現行國際秩序仍以主權平等與不干涉原則為基礎。即使一名國家元首涉嫌嚴重罪行，理論上亦應透過多邊司法機制，或在聯合國授權下採取行動。單邊跨境拘捕，無可避免地削弱了國際法的程序正當性，並引入「由實力界定正義」的危險邏輯。此類行動一旦被視為可接受先例，將使國際秩序由規則導向，逐步滑向權力導向

中國的強烈譴責與論述上的結構矛盾

馬杜羅被拘捕後，中國迅速作出強烈回應，指控美國踐踏主權、奉行單邊主義，並自詡世界警察與法官。從國際法語言上看，這套批評並非全無依據；然而，若將之置於北京自身的政治敘事中，則顯露出難以迴避的結構性矛盾。關鍵在於，北京長期堅持一項政治前提：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此前提下，北京否認台灣擁有主權地位，亦不承認其民選政府的正當性。由此推演，便引出一個高度敏感、卻無法忽視的問題—— 若北京將台灣界定為「國內事務」，是否可能以「內政處理」為名，對台灣政治領導層採取強制行動？

對賴清德採取拘捕行動？北京論述與國際認知的落差

在北京的政治與法律話語體系中，賴清德並不被視為外國元首，而是被界定為所謂「地方當局領導人」，甚至被標籤為涉及「分裂行為」的政治人物。沿此敘事邏輯推演，若中央日後對其採取拘捕、押解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動，可被包裝為「依法處理內部事務」。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套論述僅在北京的話語體系中成立，並未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從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層面觀察，台灣長期具備完整而穩定的主權功能，包括具競爭性的民主選舉、獨立司法制度、有效的軍事防衛能力，以及制度化的對外互動。即使部份國家基於外交現實奉行「一中政策」，亦多數承認台灣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獨立政治實體存在。

在此國際現實下，倘若北京對台灣民選領導人施行任何形式的強制控制，該行為在國際法與國際輿論層面，將難以被理解為內政執法，而更可能被定性為以武力改變現狀的重大政治與安全事件。

一旦捉人成功：特朗普便「出師有名」拘捕習近平

正是在此節點上，戰略邏輯可能出現根本性逆轉。若北京在習近平主導下，成功對賴清德施行拘捕或實質控制，反而會為美國創造一個清晰而難以否認的正當性基礎。屆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所面對的，將不再是「是否介入台海爭議」的模糊選項，而是一宗涉及以武力拘捕另一政治體在位民選領導人的事件。此舉等同徹底改變現狀，並直接衝擊國際和平。

在「美國優先」的戰略框架下，若美國未作回應，將不僅削弱其在印太地區的威懾力，亦會動搖整個同盟體系的可信度。相反，北京一旦跨越此線，反而使美國得以在國內、盟友及國際社會層面，「出師有名」。

更進一步而言，若「拘捕在位領導人」被北京視為政治工具，美國亦可在戰略與法律論述上，將中共最高決策層視為必須承擔後果的責任核心。換言之，行動本身，將成為對手正當性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