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非常勇敢的說法。
就在聖誕節前兩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指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對我們國家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並指責該報「撒謊和故意歪曲事實」。
有些人可能認為這是誇大其詞或帶有偏見。對於他們，我想說的是：別急著下定論。作為一家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我花了25年的時間，追蹤《紐約時報》關於我的組織所關注的關鍵議題的報道。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總統所講的是對的。
《紐約時報》的報道模式無疑令人類的苦難有所加劇，奪去了無數生命，並削弱了美國對中共政權日益逼近的威脅的警惕。對此，《紐約時報》負有當然的責任。
自1999年以來，我一直擔任總部位於紐約的法輪大法訊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執行主任。這是一個致力於制止中共政權迫害法輪功的非牟利組織。
法輪功源於古老的佛家修煉，包含打坐、柔和的功法以及倡導「真、善、忍」的原則，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引起了廣泛共鳴。據當時的官方統計，這些道德原則吸引了約7,000萬至1億人學煉法輪功，甚至獲得了中國政府的認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促進中國民眾身心健康，提高社會道德方面作出傑出貢獻，因而獲得多項嘉獎。
法輪功因其獨立的道德信仰在中國大陸廣泛洪傳。1999年，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對此感到震驚，繼而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鎮壓運動。時至今日，這場迫害仍在繼續，數百萬人被非法關押，承受令人難以置信的酷刑，甚至失去生命。更有甚者，一些專家所稱的「冷種族滅絕」（cold genocide）正在以強摘器官的形式進行——為了滿足利潤豐厚的器官移植產業的需求，每年殺害數萬中國民眾。
然而，《紐約時報》對法輪功團體和中共暴行僅僅進行選擇性的報道（或者不作報道），不僅暴露出該報的故意疏忽，而且似乎還顯示蓄意歪曲的意圖。《紐約時報》報道模式背後的目的與公眾利益相去甚遠。
我們正在談論的是新聞報道被武器化；媒體的權力不是為了告知民眾或保護民眾，而是被用來擴大北京的宣傳。這破壞了我們的民主韌性。
我們所掌握的證據顯示出《紐約時報》幾十年來的選擇性沉默、歷史修正主義、赤裸裸的偏見以及顯而易見的利益衝突。細節至關重要，本文將詳細闡述。
不祥的開端和震耳欲聾的沉默
在很早的時候，《紐約時報》就已經開始了這種模式。
2001年，在一場迫害運動中，法輪功學員被大規模綁架，並被關押在非法的「轉化」（transformation）中心接受洗腦。在同一時間，《紐約時報》出版人小阿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在北京會見了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
不久之後，《紐約時報》網站nytimes.com在中國境內被（暫時）解封，為中文版的推出鋪平了道路，如今該網站已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西方媒體中文平台。
這是巧合嗎？或許是。但是在與中共高層會面後，《紐約時報》對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報道明顯減少。即使在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美國國務院等不同機構的記錄中，中共的暴行在不斷升級，但《紐約時報》對此卻幾乎隻字未提。
我們可以和其它新聞報紙的報道作比較。《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都對這個話題進行了實地調查。《華爾街日報》甚至因為揭露中共任意關押、酷刑折磨和殺害法輪功學員而榮獲2001年普利策新聞獎（Pulitzer）。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卻選擇了對罪惡保持沉默，而這正是北京所希望看到的。北京一直在向世界各地的新聞機構和外交官施壓，要求他們這樣做。
在法輪大法訊息中心2024年發布的一份題為「《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歪曲」（The New York Times’ Falun Gong Distortion）的報告中，可以充份看出《紐約時報》進行了自我審查——如果要實事求是地稱呼這種行為，我只能用這個詞。法輪大法訊息中心的報告查閱了該報數百篇與中共人權有關的文章。
報告顯示，1999年至2002年間，在58篇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中，只有兩篇是原創調查；事實上，大多數文章都源於中共政權的版本，並且經常採用北京的詆毀性語言。
《紐約時報》很少讓讀者了解在中共鎮壓法輪功運動中，受害群體是一群甚麼樣的人。在1999年至2023年《紐約時報》的159篇報道文章中，僅有5篇提及了法輪功的主要原則「真、善、忍」，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官員針對法輪動的誹謗性言論。
《紐約時報》的報道助長了中共的虛假敘事，使其在西方肆意蔓延而無人質疑。由於《紐約時報》對一億中國民眾遭受鎮壓的事實視而不見，美國民眾未能意識到中共政權的殘暴（包括無辜的中國老奶奶們想要集體煉功而被活活折磨致死的事實），以及中共對於意識形態戰爭的熱衷——這種威脅如今已經通過間諜活動、影響力行動和虛假資訊蔓延至美國本土。
附和北京篡改歷史
《紐約時報》在報道法輪功的時候，常常附和中共的謊言。
1999年初，《紐約時報》援引官方估計，報道中國有7,000萬至1億法輪功學員。1999年7月鎮壓法輪功後，北京方面將這個數字削減至200萬，以邊緣化法輪功群體。然而，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紐約時報》採用了這個修正後的數字，全然不顧自己此前報道的數字。在此之後，該報的文章繼續散布謊言，抹殺了法輪功傳遍中國大陸的事實。
這並非新聞報道上的疏忽，而是共謀對歷史進行抹殺。在迫害開始的時候，《紐約時報》淡化了中共暴行的影響範圍，對迫害的嚴重程度輕描淡寫。這不僅誤導讀者，還助長了行惡者的氣焰，因為《紐約時報》的行為暗示：西方媒體可以被中共操縱，淡化北京罪行的規模。
報道對象存在顯著差異
如果將《紐約時報》對法輪功遭受迫害的報道與對中國其他受迫害群體的報道進行比較，就能更清楚地看出《紐約時報》在報道上的選擇性。
例如，維吾爾人、藏人和香港人的困境就是一個例證。這三個群體的總人口加起來還不到一億法輪功學員的一半。此外，還應該指出的是，中國各地都有法輪功學員，遍布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
然而，從2009年到2023年，《紐約時報》發表了327篇關於維吾爾人遭受迫害的文章和210篇關於藏人的文章，而關於法輪功的文章卻只發表了17篇。《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也反映了這種偏見：27篇關於維吾爾人，16篇關於藏人，而關於法輪功的文章則一篇也沒有。
這些數據表明，《紐約時報》確實能夠追蹤中國境內受迫害的重要群體，並讓他們的困境得到充份曝光。然而，法輪功的情況卻是一個明顯的例外，這不僅讓人們質疑該報的編輯方針、指導方針或在報道上存在偏見。
到此，我們不得不問一個問題：《紐約時報》是否有意無意地推進了北京在西方的議程？
中共強摘器官事件
《紐約時報》的失職體現得最為明顯的，是它對發生在中國的強摘器官問題的不作為。
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強摘器官這種可怕做法的證據越來越多，包括舉報人的證詞、罪證統計數據和分析等等。這些證據表明，在中國的良心犯（主要是法輪功學員）會被進行血型鑑定，並根據器官需求而被殺害。
在權威刊物（例如《美國移植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和廣受好評的書籍中，十幾位世界頂尖的器官移植濫用問題專家記錄了這些罪行。因此，這種現象早已廣為人知。
但是《紐約時報》的報道——甚至不作報道——卻會讓讀者產生相反的印象。
2019年，由英國御用大律師傑弗里‧奈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法律、醫學和歷史等各領域專家組成的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在英國舉行公開聽證。隨後，中國法庭得出結論，中國存在「大規模」（significant scale）強摘器官行為，法輪功學員是主要受害者。據估計，每年約有6萬至9萬例此類器官移植手術發生，每年至少造成3萬人死亡。然而，在那一年，《紐約時報》對此事一直保持沉默。
鑒於證據確鑿，各國和各州已經開始採取行動：比利時（2021年）、英國（2022年）和加拿大（2023年）都頒布了相關措施，以制止這種駭人聽聞的惡行；在美國，德薩斯州（2023年）、猶他州（2023年）、愛達荷州（2024年）、阿肯色州（2025年）和田納西州（2025年）等州也頒布了類似法律。2025年5月，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了《法輪功保護法》（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和《禁止強摘器官法》（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強制要求報告和懲處強摘器官犯罪行為。
而在媒體方面，英國的路透社（Reuters）、《衛報》（The Guardian）和美國的福布斯（Forbes）等媒體都報道了中國法庭的裁決，而《紐約時報》卻沒有報道。
那是因為《紐約時報》正好處在繁忙的新聞周期，錯過了這則新聞嗎？種種證據表明，事實遠比這種情況更為不堪。前《紐約時報》記者迪迪‧克斯汀‧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作證說，她的編輯們極力阻撓她追蹤強摘器官的線索，甚至在新聞通訊中詆毀法輪功。換而言之，《紐約時報》刻意壓制了這則新聞，將法輪功學員視為不值得關注的受害者。
而在其它情況下，《紐約時報》的所作所為，比保持沉默取悅北京更加糟糕。
2024年8月16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蔡中曾中國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的尼古拉斯‧貝克林（Nicholas Bequelin）的話，質疑強摘器官的真實性。然而，《紐約時報》並沒有向公眾披露，蔡中曾中國中心獲得了中共阿里巴巴（Alibaba）聯合創始人蔡崇信（Joseph Tsai）3,000萬美元的捐款，而阿里巴巴與中共關係密切。此外，對於十幾位真正的專家所提供的豐富證據，其中包括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和馬修‧羅伯遜（Matthew Robertson）等人的研究成果，《紐約時報》卻置若罔聞。
也就是說，《紐約時報》主動為北京提供掩護，斷章取義地引用一些言論，來詆毀那些會追究中共政權罪行責任的人。
用中共敘事框架構陷美國公司
在這段不幸的歷史中走到今天，《紐約時報》的最新篇章更貼近我們所生活的地方——確切地說，和紐約更為息息相關。
過去兩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系列報道，對一家長期以來一直是北京打擊目標的美國公司進行妖魔化宣傳。
這間公司就是總部位於紐約的神韻藝術團（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神韻是一個偉大的美國成功故事，以其精湛的藝術和敢於對抗中共政權的勇氣而聞名於世。這家紐約公司由修煉法輪功的中國異見人士創立，他們無所畏懼，堅持揭露北京最駭人聽聞的暴行——其中包括強摘器官。
藝術團憑藉堅韌不拔的精神，使神韻演出風靡全球。然而，北京方面卻持續不斷地進行干擾，包括對世界各地劇院施加強硬的外交壓力、有組織地破壞神韻巡演巴士，以及發出駭人的死亡和炸彈威脅。儘管如此，神韻藝術團始終毫不畏懼，繼續前行。
人們會認為，神韻的遭遇理應受到《紐約時報》的尊重，甚至是同情，就像該報對待中國維吾爾族和藏族人民的困境，或是勇敢的民主活動人士一樣——所有這些群體都得到了《紐約時報》正當的支持和同情。
然而《紐約時報》卻看不到神韻的任何閃光點。非但如此，該報還指派一些頂尖記者，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挖掘這家紐約公司的黑材料。
最終，僅憑少數心懷不滿的前神韻演員的說辭，《紐約時報》將這間公司描繪得極其不堪。
與《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道一樣，這次的報道也缺少了故事的核心。那麼，《紐約時報》究竟隱瞞了甚麼呢？那就是，該報所稱的三位核心消息來源人物，要麼被神韻的附屬學校開除，要麼未能獲得在神韻工作的機會；他們在離開神韻之後，仍然以志願者的身份繼續支持神韻多年；而且，這些人在與位於北京的北京舞蹈學院（Beijing Dance Academy，簡稱BDA）建立聯繫之後，才開始向《紐約時報》指控神韻。根據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最近一份題為「北京舞蹈學院與中南海同流合污」（Beijing Dance Academy Dances to the Tune of Zhongnanhai）的報告，北京舞蹈學院是中共政權營運的機構，領導層幾乎全部由中共黨員組成，並要求學生接受「政治教育，效忠中共意識形態」。
《紐約時報》也沒有告訴讀者，它忽略了種種與這些說法相反的證據，例如醫生證詞、醫療記錄，以及數百名神韻藝術家共同撰寫的請願書等。這些藝術家譴責道，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道是「對我們的工作、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嚴重歪曲和虛假敘述」。
《紐約時報》關於神韻的聳人聽聞的報道似乎意在抹黑一個群體，而這個群體早已飽受來自北京的迫害。
然而更令人擔憂的，其實是這種行為背後的含義：如果《紐約時報》可以被誘導或哄騙去攻擊神韻——一個由勤勞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建立的成功故事——那麼下一個被攻擊的會是哪家美國公司或企業呢？《紐約時報》的價值觀和標準真的這麼容易被改變嗎？
更廣泛的影響和前進方向
鑒於以上種種，特朗普總統對《紐約時報》的指責顯得極具可信度。對於法輪功、強摘器官和神韻，《紐約時報》的報道呈現出一貫的自我審查，輕則報道失實，重則散布虛假資訊。
需要補充的是，這種虛假資訊是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服務的，而這個獨裁政權是美國的宿敵。它損害了美國的民主事業，也損害了新聞自由的美德，甚至對一家美國公司和一個在其母國遭受殘酷迫害的弱勢群體造成了名譽上和經濟上的損失。
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引起所有美國人的關注，無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
這種被武器化的新聞報道會蒙蔽我們對威權主義手段的認知，削弱我們的防禦能力，從而威脅到國家的安全。要應對這個威脅，新聞自由仍然至關重要，但是我們至少還需要採取以下的制衡措施。
首先，強制要求透明度：要求新聞媒體披露與北京等敵對政權的外國聯繫、資金往來或會面情況，就像《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簡稱FARA）對遊說者的要求一樣。《紐約時報》在蘇茲伯格與江澤民會面之後對新聞事件保持沉默，這值得審查；同樣值得審查的還有《紐約時報》現有員工與中共政權之間的聯繫，尤其是那些專門針對美國境內的中共批評者進行工作的員工。立法機構可以強制要求披露這些訊息。
第二，通過責任改革激勵問責：允許對人權相關報道中可證實的虛假資訊提起訴訟，因為損害更容易用人類的痛苦和生命的逝去來量化，而不是用金錢來量化。
第三，促進競爭：支持針對媒體壟斷和議程設置機構的反壟斷措施。
這些措施既能維護重要的自由，又能遏制潛在的濫用行為，有助於確保新聞業服務於人民，並為美國的強大作出貢獻。
《紐約時報》在法輪功相關報道中的新聞失職，暴露了我們合眾國盔甲上的一個弱點。毫無疑問，正視《紐約時報》的失誤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作者簡介：
利維‧布勞迪（Levi Browde）是總部位於紐約的法輪大法訊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的執行主任，致力於記錄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虐待。他同時也是位於紐約的飛天藝術學院（Fei Tian College）的理事，該學院是著名的表演藝術學院，大多數神韻演員都畢業於此。本文觀點僅代表利維個人立場，並不一定反映法輪大法訊息中心的觀點。
原文：When Weaponized Journalism Threatens Our N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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