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位朋友在網上看到仇英的《江南春》圖捲出現在嘉德的春拍預展目錄中；如果沒有輿論的持續發酵，龐家兩代人從文革結束後開始的漫漫維權路恐怕還是遙遙無期。也許，是冥冥之中，籍由橫跨三個世紀的百年龐家，老天要揭開中共治下的一段黑幕……
南潯巨賈 收藏大家
龐家是清末民初「南潯四象」之一（像，為家產在白銀千萬兩以上），富甲一方。龐家發跡始於龐雲鏳。龐雲鏳15歲就從事蠶絲業，從鎮上絲行的學徒做起，到與人合辦絲行，後又在上海創辦獨資絲行，參與蠶絲外貿。據《近代浙商名人錄》記載，龐雲鏳與「紅頂商人」胡雪岩私交很好，因此得到了為左宗棠採購收復新疆所用軍火、軍需物資的機會，獲得巨額財富，商業版圖也籍此擴展到全國，坐擁絲廠、造紙廠、紡織廠、電廠等眾多實業，參股興業銀行，形成橫跨商貿、工業、金融的龐大商業體系。
龐元濟是龐雲鏳的次子，字萊臣，號虛齋，繼承家業後將家族事業發揚光大，除蠶絲外投資棉紡、造紙、食品、地產、鐵路交通、電力、典當、金融等行業，先後創辦了一大批現代企業，如：世經繅絲廠（國內最大機器繅絲廠）、通益公紗廠（浙江最大企業之一）、上海龍章造紙廠（上海第一家造紙廠）等，成為清末民初最重要的企業家之一。
龐萊臣既善營商，又痴迷書畫，丹青有成，一生收藏無數，時稱「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與「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張伯駒齊名，被譽為「北張南龐」。龐萊臣的虛齋藏品有數千件，時間跨度逾千年，從唐、五代、宋元名跡到明清大家，比如：唐，韓幹；五代，董源、黃荃；宋，趙佶、郭熙、蘇軾；元，倪瓚、黃公望、王蒙、王冕、吳鎮、趙孟頫、柯九思；明，仇英、沈周、董其昌、文徵明、周臣、唐寅、戴進、陳洪綬；清，石濤、吳歷、髡殘、王時敏、龔賢，等等，幾乎勾勒出中國古代繪畫史的完整輪廓。
艱難的選擇——錯誤的選擇？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龐家也走到了命運的轉折點。
龐萊臣的嗣子龐秉禮是孫立人將軍的秘書，動員全家搬去台灣。當時，藏畫已經全部裝箱，運輸的軍車也準備好了。臨走那天，全家合議，覺得老太爺已逝，孤兒寡母在台灣很難保存好祖父一輩子的心血，龐家的根應該在大陸。
誰承想，這一念將鑄成千古恨。留在大陸的龐氏後人不但未能將祖上的家業、心血守住，而且在以後的運動中吃盡苦頭。如果當時選擇離開，憑藉手頭的收藏、資產，即使不能在海外出人頭地，起碼一家人也能衣食無憂。可是，當時又有多少人能認清共產黨的偽善呢？
急轉直下的命運
很快，運動來了。
1952年，中共發起了打擊「資本家」的「五反」運動。人人過關，個個挨整，檢舉揭發，自污誣他，莫須有，胡說八道，坦白也不能從寬，抗拒更要從嚴。受不了批鬥、屈辱的，服毒、跳樓、跳河、上吊，比比皆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冠生園的冼冠生跳樓自殺，船王盧作孚服安眠藥自殺……僥倖活著的，巨額罰款（五反補退），上交資產，從此夾起尾巴做人。
1953年至1956年，中共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革命」對象還是「資本家」，用「贖買」（低價收購）「公私合營」（變相侵吞）的手段把私有財產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全國各地擁有大量產業、資產的龐家想必也逃不過運動的波及，都被「社會主義改造」了。《南潯龐家》一書描述，龐秉禮在建國初期已經「囊中羞澀」，「公私合營」後「靠定息及變賣家當」。
家藏字畫也在劫難逃。從1952年開始，上海、北京、南京紛紛前來徵集，動員捐獻，當然名義上都是打著愛國的旗號。毋庸置疑，龐家是有家國情懷的，但是，虛齋收藏畢竟是祖上的畢生心血，猶豫、不捨，人之常情。可是，在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下，不捐行嗎？就這樣，到1963年，曾經名揚天下的虛齋收藏基本不復存在了，珍貴文物從「私有」名正言順地變成了「公有」，成了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可是，龐家並沒有因為對國家做出如此重大的貢獻，而得到應有的肯定和尊重，更不要說權利了，甚至連起碼的安穩生活都沒有。
龐萊臣的曾孫女龐叔令在接受財新雜誌採訪時說，1966年9月17日，蘇州博物館工作人員帶人來抄家，拉走了三四貨車的古董。她父親（龐曾和）耷拉著腦袋站在一邊，看著家中的古董字畫被搬走。做記錄的人給了她父親一份清單，被博物館工作人員搶走，說「資本家還要『變天帳』嗎，不用給的」。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龐叔令的腦海里。
隨後，龐增和全家被下放到蘇北大豐農村改造。全家七口人僅靠龐增和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生活。當時龐叔令年僅14歲，靠在診所打針、繡花掙點零錢，為家人分憂。
龐家，從富可敵國跌至貧無立錐之地。
艱難的追索
1979年，龐家從下放的農村回到蘇州，開始了艱難的追索。
元朝吳鎮的《松泉圖》和清代吳漁山的《仿古山水冊》是龐萊臣非常喜歡的畫作，吳鎮傳世畫作很少，龐萊臣曾交代這兩幅畫要作為傳家之寶。1963年，南博工作人員徐沄秋以辦臨展為由借走了《松泉圖》和《仿古山水冊》，但逾期未還。接著「四清」「文革」，抄家，下放，一直到1982年，龐增和才顧得上向南博追討這兩幅畫。但是借據在文革時被毀，曾經在徵集時多次上門、慇勤的南博院長姚遷，對龐增和夫婦敷衍推諉。多次索要無果，又遭遇太多冷板凳，龐增和認為南博不講信用，於1988年起訴南博，要求歸還《松泉圖》和《仿古山水冊》。
因為借據被毀，南博在法庭上抵賴，稱畫是龐家捐贈的，但又拿不出正式的捐獻文件。一審法院將畫作判給了南博，由南博付給4萬元。這個判決明顯證據不足，偏向南博。二審時，南博改口稱是龐增和賣給南博的，當時受運動影響，未能給付畫款。這種前後矛盾又沒有有效證據的證據居然能被法院採納，二審法院還是把畫判給了南博。判決同樣包庇南博。既然南博沒有合法的捐贈手續，又沒付錢，畫作理應歸還原主；龐增和雖然拿不出借據，但畫是龐家的，博物院怎麼能據為己有呢？法院怎麼可以判給南博呢？這個道理再簡單、清楚不過了。更令人氣憤的是，南博還倒打一耙，指責龐增和訛詐——出借文物20多年，偏偏要等經手人去世死無對證，才向南博索要。
龐增和難以接受，但又無能為力，只能以拒收畫款表示抗議。
還我清白
t2014年，南博舉辦「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龐叔令在策展人龐鷗的文章中發現了這麼一句話：「龐萊臣也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龐叔令頓感奇恥大辱，當年龐家響應國家號召把大部份珍藏捐給了南博，被徵集的藏品也只是象徵性地給點錢，她父親也從未賣過一張畫，如今卻受如此詆毀。龐叔令多次給南博寫信要求撤回該言論，南博置之不理。
2015年6月，龐叔令起訴南博和龐鷗，要求他們道歉，恢復龐家名譽。法庭上南博居然稱捐贈人（龐增和）已去世，所捐藏品與龐家沒有關係。龐鷗為證明龐家以賣畫為生，還出示了龐萊臣女兒出售《江南春》給藝蘭齋的媒體報道。
可是龐萊臣沒有女兒，龐鷗敗訴。法院判龐鷗個人向龐家賠禮道歉，但又判南博免責，稱是龐鷗個人行為。其實，這個判決同樣偏向南博，官官相護，為南博開脫。南博辦展，龐鷗是主要策展人，南博研究館員，他在展覽畫冊卷首寫的文章，基本可以認同是南博的論調。從另外角度講，龐鷗是南博工作人員，服從單位、領導意志，這麼重要的文章，領導沒有審稿？工作人員出錯，負責人沒有責任？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驚人發現：捐給博物院的畫流入了民間
龐鷗舉證龐家賣畫的證據激起了千層浪——1959年龐家捐給南博的《江南春》怎麼被藝蘭齋收藏了？
龐家開始懷疑捐給南博的137套字畫的去向。2016、2017、2018年，龐叔令和母親接連三年給南博寫信，要求徹查、公開這部份字畫的登記台帳和去向。南博依然置之不理。龐家向各級部門反映情況的信，堆起來有20厘米厚，但都石沉大海。2022年，龐叔令母親因為與親戚談及和南博的糾葛，受到刺激，16天後不幸離世。
2024年10月，龐叔令從喪母之痛緩過來後，委託律師要求南博將137套字畫的保管、流向等情況做詳細的說明。但南博依然不做回復。2025年1月，為了討回公道，龐叔令起訴南博。（筆者註：這恐怕是龐女士決絕而又無可奈何的選擇吧）
法庭上，南博依然推諉，不願說清藏品現狀。這一點讓人匪夷所思，龐家把這麼珍貴、這麼多的字畫捐給了博物院，當時是出於響應國家的號召，也是對博物院的信任，無論從情理、道義還是職責，政府、博物院都應該為此負責，並給予捐贈人足夠的尊重，更不能過河拆橋。從1982年的追索到2016年的名譽糾紛再到後來的追查字畫去向，南博始終不做任何回應，甚至一再推諉，各級部門也沒有任何回復，對捐贈者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從後續事件的發展來看，南博不作回應，是不想回應？還是不願回應？還是不能回應？這其中果然有內情。
戲劇性的一幕
2025年6月，在法官主持下，龐叔令和南博達成了調解。法院要求南博安排龐叔令查驗藏品，並就缺失藏品予以說明。此前，出現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5月22日，在南博繼續保持沉默的情況下，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仇英的《江南春》出現在嘉德的春拍預展目錄中，圖錄介紹該拍品流傳有序，有虛齋12枚印章，龐叔令發現裝畫的木盒子還是太公當年收藏時的盒子。
6月底，龐叔令到南博查驗，發現少了5幅畫，其中就包括這幅仇英的《江南春》。7月3日，南博給龐叔令的回函中提到這5幅畫被鑑定為偽作，已做劃撥、調劑處理。龐叔令不認可這個說法，要求南博出示劃撥依據和去向的材料，南博拒絕提供。
8月7日，龐叔令再次起訴南博，請求法院將《江南春》等5幅畫返還龐家，訴訟理由是虛齋收藏都是精品，南博若認定其為偽作，應通知龐家，共同確認真偽。南博確定不收藏，龐家有權收回。
11月20日開庭，南博的做法讓人質疑，出示的證據試圖掩蓋甚麼，遮遮掩掩、支支吾吾……無法提供畫作下落的有效證據。
流失經過
根據澎湃新聞和財新的報道，《江南春》從南博流入民間的過程可以大概梳理如下：
·南博出示證據：1961年、1964年，兩次鑑定為「假」，不宜入藏；
·南博出示資料：1997年5月，《江南春》撥交江蘇省文物總店，時任南博副院長徐湖平簽字，徐湖平同時是文物總店法人；
·證據顯示：1996年12月，與徐湖平關係密切的南京收藏家陸挺註冊成立藝蘭齋。1999年，陸挺向上海收藏家顏明炫耀藏品《江南春》。顏明聽說，《江南春》調撥到文物總店的第二天，陸挺就以16萬的價格買下。2000年，藝蘭齋在《讀者》刊發廣告，其中有其藏品《江南春》的介紹；
·南博出示資料：2001年4月署名「顧客」的顧客以6800元買走「仿仇英山水卷」。據財新報道，一位資深古字畫專家稱，「仿仇英山水卷」很可能不是《江南春》，有名的作品名稱不會輕易改變，很可能是混淆視聽，掩蓋真實交易；
·2010年,江蘇《現代快報》報道《藝蘭齋珍寶探秘》，介紹陸挺收藏的《江南春》；
·2023年，陸挺將《江南春》抵押給南京十竹齋，後無力支付本金和利息，十竹齋將《江南春》轉讓給寧波收藏家朱光。
·2025年5月，朱光送拍嘉德。
在沉寂了30年之後，《江南春》終於現身，從6800元變成了8800萬，南博認定的「偽作」居然拍出了天價？
徐湖平其人
在整個事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前南京博物院院長徐湖平，據財新報道，其父親是老紅軍，在江蘇以副省級離休，徐的岳父也是江蘇省級領導。徐本人只有中學學歷，參過軍，當過工人，1973年調到南京博物院後，因為高幹子弟背景，陞遷很快，從黨支部委員到院辦公室主任，再到1985年擔任南博副院長，從一個高中生、外行到擔任省博物院負責人，只用了短短12年。徐湖平後來主要仰仗其岳父，徐的岳父曾分管政法委，在公檢法系統裏人脈很廣，所以，幾十年裏那麼多人舉報徐湖平，都沒有把他告倒。
《江南春》事件出來後，南博老員工郭禮典實名舉報徐湖平盜竊故宮南遷文物，未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毀抗戰時期封條，取出大量珍貴文物，指使鑑定專家將故宮館藏文物鑑定為「贗品」，然後低價出售給自己主管的江蘇省文物商店，再通過其子徐湘江在上海開設的文物拍賣公司轉手倒賣，牟取暴利。徐湖平為逃脫法律制裁，先後將多件書畫贈送給各級領導，包括省反貪局局長。為了躲避清點檢查，徐湖平長期拒絕、阻撓故宮博物院歸還南遷文物的要求。從2008年起南博40多位職工多次聯名舉報，新華社內參也曾刊登徐湖平腐敗材料，但因行賄對象太多，背後勢力過於龐大而不了了之。
由來已久的腐敗和亂象
財新報道，南博的員工說徐湖平的膽子非常大，沒有一個博物院敢像他那麼做事，也沒有一個博物院像南博有這麼大的家底，而且有機會、有人脈去做這些。這話說得很對，徐湖平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從反面理解）。
徐湖平是高幹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懂得官場人脈、保護傘的重要，深諳為官、貪腐之道。他主持南博期間，正是共產黨貪腐最嚴重時期。1999年，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以貪腐吸引、拉攏官員參與迫害，以腐敗治國，可以說無官不貪。
有一種賄賂形式叫「雅賄」，比如商人給官員送古玩字畫（真假不論），官員再送拍，由送者將拍品高價買下，把贓款洗白。如此循環往復，都形成了產業鏈。
還有就是投領導所好，這位領導喜歡字畫，那位領導喜歡「借閱」，借出去的字畫古玩要麼長期不還，據為己有；要麼就寫「丟失」，做個假帳，反正一筆糊塗帳，大家都這樣，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中共在文物界的貪腐、亂象由來已久。
·一是因為權力和貪婪。文革紅衛兵破四舊，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籍、玉器、瓷器、字畫等文物。1967年還專門成立了「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將抄來的文物登記造冊，集中保管。軍宣隊進駐後，為了「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服務」，專門成立了「首長接待組」。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吳法憲、葉群等人成了座上賓，甚麼都要，好的、老的，全部打包帶走，前後共計5萬多件。有時假惺惺地付點錢，全套二十四史（711冊，配金絲楠木匣），10元；清宮象牙筆，1分錢；黃庭堅《臘梅三詠》，5元……
當時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對他們的藏品垂涎已久，文革爆發後，康生唆使造反派去抄家，再把抄來的文物據為己有。
1979年，文革結束，江青等人失去了靠山，被捕、判刑，成了替罪羊，這些文物也就成了他們的罪狀。1980年，國家文物局曾在內部舉辦過「四人幫」等人盜竊國家文物展。從數量到質量，康生第一，陳伯達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文物大多從故宮借、調，或從「文管處」拿走，或象徵性廉價購買。
中共的特權、貪婪並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結束，在隨後的改革開放中，經濟發展，財富積累，中共的特權、貪腐反而越演越烈，在江澤民時期達到了高峰。這一點從南博員工舉報徐湖平的內容中可以看出一斑。
·第二個原因是共產黨對傳統的漠視和破壞。文物是傳統的物質載體，共產黨要「建立新世界，砸爛舊世界」，破壞傳統的最後一步就是把傳統的物質載體徹底毀掉。文革破四舊，毀壞的文物不計其數，罄竹難書。連黃帝陵、孔廟、岳飛廟、王羲之墓、杜甫墓都被破壞，建築、廟宇、字畫、文物，無一倖免。
·第三是「合法」盜賣。從1949年到1988年近40年時間裏，外貿、商業、文物部門一直有計劃地組織「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為創匯商品，換取外匯。據外貿統計，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20年時間裏，每年出口文物百萬件以上，合計2000多萬件。如此龐大的數目令人怵目驚心，無數文物珍寶就這樣被中共「合法」地被賣到了海外。文革最混亂的兩三年裏，政府部門名存實亡，文物出境標準在很多地方被人為擱置，導致出口文物幾度嚴重失控、氾濫。有時候字畫按捆賣，玉器論斤賣，甚至把一些博物館的藏品全都買下出口。中共到底「合法」盜賣了多少文物，這是天文數字，無法計算。
冰山一角
南博的《江南春》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著名收藏家吳景洲，於1955年、1958年將珍藏的242件文物捐給了故宮博物院。當時的接收人也是接受龐家捐贈的鄭振鐸。1980年代，吳景洲的兒子吳祖光想為父親整理記錄圖錄，託人找到時任副院長單士元打聽這批文物的狀況，結果少了60多件。單士元解釋，早年管理制度不健全、單位混亂，特殊時期文物調撥、保管沒有完整記錄。吳祖光感到憤怒與困惑，但考慮到父親是故宮創始人，最後選擇了不追究。
像故宮、南博這樣的博物院都是如此，更不要說其他的了。
公信力的進一步坍塌
南博《江南春》事件暴露出來的另一個大問題是政府機構公信力的進一步坍塌。
南博、各級部門幾十年對龐家的合理訴求不理不睬，傲慢對待，幾十年如一日的不作為、推諉、抵賴，幾十年對徐湖平的貪腐行為不聞不問，甚至包庇縱容，官官相護，這樣的政府還值得信賴嗎？
40多名員工幾十年多次聯名舉報，都因其背後勢力龐大，連腐敗材料登上了新華社內參都搞不定，不了了之。這樣的政府你還能指望它幹點甚麼？
龐家為甚麼要訴諸法律？就是因為它已經不值得信任，法律是最後一道可以用來維護自身權利的底線。
可是，中共的法律是為老百姓說話的嗎？龐家與南博的幾次公堂對薄，實際上都是以法院偏袒南博、龐家吃啞巴虧而告終。
現在，是成立調查組了，可是能「全面深入調查」到甚麼程度？能「絕不姑息」到甚麼程度？最後能拿出甚麼樣的結論？
在我來看，對於中共來說，這個案件首要是維穩，輿論維穩，社會影響維穩，公信力維穩。至於最後能給出甚麼結果，我不抱太大的希望。鐵鏈女、吳鑫宇案，我想大家都還沒有忘記。
前段時間，龐叔令曾委託香港《亞洲周刊》發布聲明，反駁新華社報道「不公正、不客觀」，這是大陸任何媒體都不敢說的話。《亞洲周刊》微博發布的一系列相關新聞，受到廣大網民的關注，被網民們譽為敢言。12月27日，刊發《徐湖平的父親究竟是誰》，帖子很快被刪；28日，《亞洲周刊》所有與南博相關的報道被刪；29日，《亞洲周刊》微博帳號被禁言。
如果說《徐湖平的父親究竟是誰》觸及到了一些「紅色」人物，話題敏感，被刪，還好理解，畢竟中共最忌諱這個——家底被人揭穿，破壞它「偉、光、正」形象，社會影響太不好了。可是刪除所有南博相關報道、禁言，就讓人匪夷所思了。
也許，《亞洲周刊》微博被禁言前一天發布的兩個帖子，能說明一些問題。前一個是：「最新研究發現，美國中西部和加拿大的狼不僅控制著鹿的數量，而且還改變了鹿的行為，從而有助於防止車禍並挽救人類的生命。（華盛頓郵報）」另一則是一張圖片，黃沙亂石堆裏有一個小水坑，水坑上有兩行字：「廟小妖風大 池淺王八多」。
非常有意思，非常幽默，也非常諷刺。
《亞洲周刊》是香港媒體，無法統一宣傳口徑，容易失控。我想這就是《亞洲周刊》微博被禁的原因吧，也反映出中共在南博《江南春》事件上的一貫做法——維穩。也許，它想不到的是，物極必反，越維穩，越暴露出它手段的無恥，越失去公信力。這是一條死胡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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