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穿越250年 曼哈頓珍・奧斯汀紀念展

走進位於曼哈頓東60街的格羅利爾俱樂部（The Grolier Club），厚重的木門緩緩闔上，城市的喧囂彷彿被留在門外。樓梯轉角的光線柔和而內斂，二樓展廳中，低調卻優雅的房間裏，紙頁、墨跡與皮革封面靜靜排列，如同在等待一場跨越世紀的相逢。

為紀念英國小說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誕生250周年，格羅利爾俱樂部特別推出紀念她的特別展覽「Paper Jane: 250 Years of Austen」，展期由12月4日起至明年2月14日，恰好橫跨奧斯汀12月16日的生日與情人節，就像一段精心安排的文學隱喻。格羅利爾俱樂部創立於1884年，是美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藏書家與版畫藝術愛好者團體，以文藝復興時期藏書家尚・格羅利耶（Jean Grolier）命名，宗旨為推廣「書籍與紙上作品的研究、收藏與欣賞」。

奧斯汀常被視為英語世界中僅次於莎士比亞的作家，但與宏大歷史敘事不同，她筆下的舞會、婚姻、家族與日常生活，看似細瑣，卻精準描繪了人性的微妙流動。她的文字，溫文爾雅、精緻細膩，尤其對人物內心的刻劃細緻深刻。踏入展廳的那一刻，觀眾不是被巨幅時間軸或聲光效果包圍，而是被一件件紙本實物引領，彷彿回到兩百多年前的英國書桌、客廳與流通圖書館——那些奧斯汀文字最初被閱讀、討論與想像的地方。

格羅利爾俱樂部展1851年至1883年間出版的《理智與情感》。（The Grolier Club提供）

一本書如何變成一種文化

「Paper Jane」展覽演繹了「文學經典如何誕生」的歷程，以50年為單位，鋪陳一段作品如何在時間中不斷被重新閱讀、再製、誤讀與珍藏。展覽分為5個時段：1775年—1825年、1825年—1875年、1875年—1925年、1925年—1975年、1975年—2025年，從奧斯汀出生前後的出版環境，一路走到荷里活與當代流行文化。

1811 年《理智與情感》，三卷本。（Paper Jane策展團隊提供）

展品來自三位格羅利爾俱樂部會員的私人收藏，包括奧斯汀研究學者珍寧．巴查斯、長年藏書家瑪麗．克勞福，以及與丈夫共同收藏超過半世紀的珊卓．克拉克。這些藏品不只是書籍，而是帶著使用痕跡與歷史溫度的物件：曾被翻閱的頁角、重新裝幀的痕跡、讀者留下的評語，構成另一層「閱讀史」。

策展人指出，奧斯汀之所以迷人，在於她同時屬於「經典」與「通俗」。她的小說既在課堂中被精讀，也能在床邊、火車上被一口氣讀完。展覽亦特別關注奧斯汀家族對其文學遺產的保存與傳承，從書信、回憶錄到後代撰寫的作品，一條隱約卻重要的脈絡，支撐了奧斯汀形象的延續。

匿名出版的年代

展覽的第一個時段，帶觀眾回到奧斯汀仍在世時的出版世界。18～19世紀初期，小說是一種奢侈品，印量通常只有750至2,000冊，售價往往高於一般工人一周的薪資。1811年，《理智與情感》以三卷本形式出版，售價十五先令，封面僅是素色紙板，裝幀須另行加價。

奧斯汀的名字並未出現在書名頁上，而是以「一位女士」（By a Lady）的匿名方式問世。1813年的《傲慢與偏見》、1814年的《曼斯菲爾德莊園》，甚至1816年的《艾瑪》，都延續這種做法，作者身份僅以「《理智與情感》作者」加以指稱。這既反映了女性寫作在當時的文化處境，也構成奧斯汀作品最早的神秘光環。

1851年《曼斯菲爾德莊園》。（Paper Jane策展團隊提供）

展櫃中並列的初版書，展示了不同讀者的選擇：未重新裝幀的出版社原版本、書脊與角落加皮革補強的版本，以及全皮革、燙金裝飾的華麗裝幀。這些差異，正是不同階層人士閱讀文化的縮影。

奧斯汀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寫道：「人們更願意借閱與稱讚，而非購買。」她自己也難以負擔購書費用，而是依靠圖書館的書籍流通。即使如此，她的早期讀者名單中，包括攝政王（未來的喬治四世），《艾瑪》一書是在王室邀請下獻出，儘管奧斯汀私下並不欣賞其為人。

1943年《勸導》與《諾桑覺寺》。（Paper Jane策展團隊提供）

1818年，奧斯汀去世後，由兄長亨利與姊姊卡桑德拉協助出版的《諾桑覺寺》與《勸導》，首次透過「作者生平簡述」正式公開她的身份。這套書的價格，相當於一名工人近兩個月薪資。今日大眾化的奧斯汀，曾是只有一小群人才能觸及的聲音。

風靡世界的文學作品

1825年之後，印刷與流通技術改變了書籍的命運。奧斯汀作品開始出現法文譯本與美國翻印本，即使內容未必忠於原著，卻讓故事跨越國界。隨著版權到期，廉價版本大量出現，維多利亞時代火車站書攤上，一先令即可買到一本「黃皮書」。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奧斯汀逐漸被納入文學正典。她的小說開始配有精美插圖，成為節慶禮品書，也進入學術評論的視野。1894年出版的《傲慢與偏見》「孔雀版」，以華麗插畫奠定其經典地位。

1894年《傲慢與偏見》。（Paper Jane策展團隊提供）

同時，奧斯汀仍屬於大眾。小說以半便士的周刊連載，流入更廣泛的讀者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士兵在戰壕中閱讀她的作品，甚至以角色為武器命名，「Janeites」一詞，成為對奧斯汀狂熱讀者的稱呼。

約1830年—1840年間的肖像水彩畫。（Paper Jane策展團隊提供）

筆者認為，奧斯汀的書籍風靡世界的原因，重要的是她傳達的精神內涵。筆者最欣賞的作品就是《傲慢與偏見》，書中描繪的人性深刻而令人反思，故事講述鄉紳班納特五個年輕待嫁之女的婚戀故事，其中二女兒伊利沙伯的偏見，與年輕富有的紳士達西先生的傲慢，演繹了一幕幕糾結和悲喜。當伊利沙伯站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裏、用自己僅知的生活經驗和思考方式為標準去衡量達西時，達西怎麼看都是傲慢的、不招人喜歡甚至是令人氣憤的。所幸最後真相大白，女主角消除了偏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個故事到百年後的今日，仍能帶給人養份，這就是文學作品歷久彌新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