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女王對第一代威靈頓公爵亞瑟‧韋爾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年）讚譽有加，稱他為「英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這位軍事英雄對英國的卓越貢獻不可磨滅，人們為了紀念他的成就而給他建雕像、紀念碑還有繪製畫像，其中最著名的是西班牙藝術家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創作的木板油畫《威靈頓公爵》肖像畫。由於威靈頓公爵已成為英國歷史的象徵，倫敦國家美術館於1961年收藏了這幅畫並於同年8月初對外展出，但卻在短短19天後遭竊。
這宗失竊案是20世紀一宗最令人困惑的藝術品竊案，舉國矚目。在007龐德電影《諾博士》（Dr. No.）中，甚至能看到這幅作品的圖像客串出現在反派巢穴中。值得慶幸的是，這件藝術品在1965年完好無損地被找回，而其錯綜複雜的尋回故事在2020年被改編為電影《公爵》（The Duke）。
韋爾斯利封爵（Wellesley’s Dukedom）
亞瑟‧韋爾斯利（Arthur Wellesley）出生於都柏林一個英裔愛爾蘭貴族家庭，在家中九個孩子中排行第六。在父親過世前，他曾短暫就讀於著名的伊頓公學，父親的過世讓家境變得拮据。韋爾斯利在歐洲大陸完成了學業，但在這段期間，他被認為潛力有限，前途渺茫。
他的母親認為他應該走軍旅之路，於是他在1787年加入了英國陸軍。在歐洲待了一段時間後，他在印度參與了戰役，並在戰役中習得戰略、紀律、外交和情報收集方面的能力，這些習得的技能成為他的第二天賦，為他日後在拿破崙戰役贏得勝利。
儘管起步艱難，韋爾斯利的名聲因其在半島戰爭（1808—1814年）打了勝戰而日漸提升。半島戰爭是一系列驅逐伊比利半島拿破崙佔領軍的戰役。他因此役獲授英國貴族爵位，隨著戰事的推進，他先是被授予子爵，後來又成為伯爵。1814年，拿破崙首次退位，韋爾斯利更被賦予公爵領地（Dukedom），貴族中的最高等級。當拿破崙從厄爾巴島流放歸來並再次掌權時，韋爾斯利接任了反法聯軍的指揮官。
最終，韋爾斯利在滑鐵盧戰役中獲得勝利，徹底擊敗拿破崙。此後，威爾斯利連任兩屆首相，去世時以國葬安葬於聖保羅大教堂。
戈雅這幅韋爾斯利四分之三側面肖像畫繪於1812年夏天，當時公爵光復了馬德里。
西班牙著名宮廷畫家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1746—1828年）是18世紀末西班牙偉大的畫家。戈雅的父親是鍍金匠，母親是家道中落的貴族，他躋身社交圈，不斷攀升，成為享譽世界的宮廷畫家。
戈雅14歲時，師從一位畫家，後來移居馬德里繼續深造。婚後，他成為當時西班牙著名宮廷繪畫大師弗朗西斯科‧巴耶（Francisco Bayeu）的妹婿。這位姻親幫助戈雅在王室掛毯工廠中謀得一職，從此他的事業開始步步高陞。
戈雅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精通多種媒介，包括繪畫、素描和版畫。儘管他多才多藝，最出名的還是肖像畫，尤其是貴族和王室肖像畫。戈雅曾擔任三位西班牙國王的宮廷畫家：查理三世、查理四世和斐迪南七世。在西班牙被法國佔領期間，戈雅曾為多位法國領導人作畫，但在西班牙恢復自由後，他創作了一系列畫作紀念西班牙的反抗及法國的報復。後來在法國波爾多度過晚年。
《威靈頓公爵》
戈雅最著名的西班牙解救者肖像畫就是《威靈頓公爵》，創作於1812年至1814年。最傑出的藝術家繪製最受讚譽的軍事英雄，再完美不過了。除了這幅作品之外，戈雅還創作了公爵的素描，是一幅大型騎馬肖像的草圖。學者們認為，戈雅畫的這幅國家美術館典藏的《威靈頓公爵》是個寫生作品，儘管他後來對威靈頓公爵的姿勢做了修改，包括加入新獲得的勛章和軍功章。
戈雅的《威靈頓公爵》是一幅構圖簡潔的半身肖像畫，描繪威靈頓挺拔的身姿。畫像的背景一片樸素的深色背景，引導觀者聚焦在這位偉人的面容和他那華麗的深紅色軍裝。有趣的是，他的表情並非充滿勝利的喜悅，反而顯得嚴肅而沉穩，國家美術館也指出，他似乎飽受戰火的洗禮。
一些策展人認為戈雅以很快的速度及極大的激情創作了這幅畫作，但也有其他歷史學家認為畫中露出的棕色底漆層是戈雅為了營造更強烈的對比而刻意所為。雖然戈雅以較為鬆散的筆觸描繪威爾斯利的勛章，但內容仍清晰可辨。他胸前佩戴著三枚勛章：上方是巴斯勛章（badges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右下是西班牙聖費爾南多（the San Fernando of Spain）勛章，以及左下的葡萄牙塔與劍（the Tower and Sword of Portugal）勛章。此外，戈雅不得不調整部份金色鈕扣勛章的位置，以便畫出披掛在右肩上的塔與劍勛章的藍色綬帶和上方巴斯勛章的粉紅色綬帶。
戈雅後來又在威靈頓公爵的脖子上添加了金羊毛勛章（the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以及帶有三扣胸針的軍事金十字勛章（the Military Gold Cross），胸針中央有一隻獅子，懸掛在一條粉及藍色的絲帶上。
大劫案
[點擊這裏看圖片：吉姆‧布勞德本特（Jim Broadbent）在2020年上映的電影《公爵》中，飾演60歲的的士司機肯普頓‧邦頓（Kempton Bunton），這位司機將戈雅的畫作歸還倫敦國家美術館。]
這幅肖像畫在離開其首任主人威靈頓公爵手中後，經歷了一段有趣的旅程。它最終被利茲公爵（Duke of Leeds）收藏，並在家族中代代相傳，直到1961年，第十一任利茲公爵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在蘇富比拍賣會以14萬英鎊（相當於今日的200萬英鎊，約合248.96萬美元）將這幅畫賣給了貪婪的美國收藏家查理斯‧賴特斯曼（Charles Wrightsman）。然而，英國政府不願讓如此具有歷史意義的藝術品流出英國，因此，英國財政部與慈善機構沃爾夫森基金會（Wolfson Foundation）合作，以得標拍賣價將這幅作品買回。之後，戈雅的這幅肖像畫造成全國轟動，許多群眾慕名前來觀賞。
然而，1961年8月21日上午，這幅肖像畫突然失蹤。犯罪現場沒有找到任何竊賊的證據，警方也束手無策。於是，各種猜測開始出現，包括犯罪主謀、職業藝術品竊賊、大膽的貴族以及犯罪集團等等。
然而誰也想不到，此刻的《威靈頓公爵》正靜靜地躺在肯普頓‧邦頓的位於泰恩河畔紐卡斯爾（Newcastle upon Tyne）的一間廉租房（英國公共住宅）的衣櫃中。邦頓是一位退休的公車司機，當地的一個怪人，也是一位活動家。他最熱衷的事就是抗議英國電視收視年費。他認為這筆費用太高了，尤其是對老年人、退伍軍人和窮人而言。事實上，1960年，他因拒絕繳納費用而被判處三次短期監禁。
1965年5月，邦頓匿名歸還了這幅畫。六周後，他來到新蘇格蘭場（倫敦警務處總部，New Scotland Yard），承認自己就是小偷。他利用這次審判以及由此引發的大量媒體關注，公開談論電視收視費的問題。邦頓被判處三個月監禁，但罪名並非盜竊。雖然他歸還了原畫，但因為丟失了畫框所以被判有罪。
在審判期間，邦頓解釋，他不贊成政府為一幅畫花費如此巨額的資金。他向法庭講述了他攜畫潛逃的過程。
清晨前往畫廊時，他注意到街上有一個翻修建築工遺留下來的梯子，他用梯子爬上了男廁一扇沒鎖的窗戶。碰巧每日早上清潔人員作業時，警報系統會關閉，所以他得以潛入。
奇特的轉折
然而，這並非故事的全部。2012年，英國政府揭露了戈雅畫作失竊案的轉折，真正的內幕。國家檔案館公布了一份文件，其中寫著邦頓兒子約翰‧邦頓1969年的供詞，說他才是真正的竊賊。小邦頓先前曾因輕罪被捕並被採集指紋。由於擔心警方會從失而復得的畫作中採集到自己的指紋（事實上警方並沒有做這動作），約翰‧邦頓出面承認他才是竊畫者，而不是他的父親。
警方認為約翰的供詞合情合理：因為他年輕敏捷，比年邁體胖的父親更有可能從窗戶進出大樓。約翰透露，這並非預謀，而是凌晨5時50分左右一時衝動所為。事後他告訴了父親竊案，父親保管了這畫作，並堅持要替他承擔罪過。在約翰承認罪行之後，由於起訴兒子和指控父親作偽證這些程序過於複雜及尷尬，因此真相被掩蓋了幾十年。
威靈頓公爵是歷史上偉大的軍事人物之一。他走遍世界各地，成就了如今傳奇的英勇事跡。戈雅的肖像畫不僅展現了他備受推崇的領袖形象，也展現了他脆弱疲憊的人性一面。儘管這幅畫與一場醜聞般的竊案相連，但它本身仍然是一幅享有盛譽且意義深遠的作品。
原文：Gone Goya: The Shocking Theft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米歇爾‧普拉斯特里克（Michelle Plastrik）是一位藝術顧問，居住在紐約。她撰寫的文章涉及藝術史、藝術市場、博物館、藝術博覽會和特別展覽等一系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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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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