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廣東東莞的鄭永華,現居美國加州灣區,今年34歲。在2020—2022年中國新冠疫情封控期間,他在南京、廣州等地從事過外賣員的工作。近日他對媒體講述了在中共疫情封控期間,作為「外賣員」的他與當局封控政策「打游擊」的情況。
疫情爆發初期 南京武警部隊把守小區
自由亞洲電台18日報道,鄭永華在接受訪問時表示,2020年1月,他正在南京做外賣員的工作。當時,新冠疫情剛剛爆發,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由此而來的恐怖氣氛:到處都散發出那種恐怖氣息,街上都沒有人,除了送外賣的。小區裏面,因為南京那邊部隊比較多,所以說他們基本上很多都有武警把守,他們非常的嚴。
廣州經常深夜封村 外賣員巧妙對抗
之後鄭永華很快回到了廣東,乘坐飛機首先在深圳落地,而後被朋友接回了東莞。剛回到廣東時,他還沒有感受到南京那種程度的恐怖氣氛。他說,他就在東莞跑外賣。在廣州大概待了兩年左右。
在廣州時,鄭永華繼續從事外賣員工作,先後在棠下、小洲、棠東三座城中村租房居住。他感覺廣州的封控政策不像南京那麼嚴,但在廣州時,他還是與當局的封控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的對抗。他說,很多人都不怎麼會對對付共產黨,我對付共產黨是有一套的。必須要用其它的一些渠道跟它拚。
鄭永華表示,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曾遭遇過很多次封村:反正它一封村,我連房子都不住了,我就連夜跑路了。他們控制不了我。其實它每塊鐵板中間都打了釘,你一腳就可以把它踢開一個小洞。
他透露,在每次封村開始前,都會有一種「預警訊號」:「一般都是凌晨(封村),其實很少人知道。因為我是夜不歸宿的那種,我晚上去珠江新城這些地方玩。凌晨不可能有那麼多,(一般)最多就一兩個治安仔。突然之間一晚很多治安仔,肯定有問題。」
鄭永華所說的「治安仔」,是指村中僱用的治安維持人員。每當發現這樣的情況時,就是鄭永華「跑路」的時候。有時候,他在逃走時甚至連行李都不要,因為值錢的東西都存放在他東莞老家的村裏。他表示:「我的電瓶車,有時候是放在村外面,有時候是騎到裏面,有時候我連電瓶車都暫時不要,放在村裏面,等它封控完了我就進去騎走。」
鄭永華說,在封村的情況下,普通的方法是沒法出村的:「包括我認識的一些治安仔,他也沒辦法讓你走,說『你看,現在我們這村有一個紅碼,萬一你連累其他人呢?』包括跟你關係很好的,他也不讓你出,這是共產黨文革時代留下來的一些殘骸。」
至於如何逃出村子,鄭永華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說:「基本上,如果你經常跑外賣,去了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連那些治安仔都不知道其實有路可以走出本村,甚至連本村的人有些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說,你想出去隨時都可以出去,要用其它的辦法,不能用常規的辦法。」
鄭永華已經不記得他多少次這樣逃出城中村。他說:「它一封村我就跑路,我就回東莞,然後看新聞,(看到)廣州沒驗到有紅碼的,我又回廣州。」
封控期間外賣員生意由好變壞
鄭永華說,在疫情封控的幾年裏,外賣員的生意有一個從好到壞的變化:「這兩三年,前期還可以,前面的一年半載還可以,後面就不行,因為有很多人失業了,全部都出來。白領也好,甚麼人也好,全部出來跑外賣,因為(跑)外賣不需要成本。」
他談到了在生意環境變差後外賣員的收入:「只要去街上問任何一個外賣員,外賣員都會跟你說,現在沒有辦法跟以前比,現在已經捲到不行了,以前可能6塊錢一單,現在3塊多錢,都有人去跑。」
他也談到了他和同行們交流後得知的情況:「我問過其他同行,基本上從十點開始跑到下午一兩點以前,沒有疫情之前這幾個小時是跑到200塊錢。有疫情了之後,這幾個小時很多人就跑到100塊錢出頭。」
鄭永華談到,在封控的時候,村內最痛苦的是外來人口。
他表示,他之所以和當局的封控政策進行這種對抗,是因為他認為中共當局的所謂規矩並不合法,他說:「我認為它的制度有問題,它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他們所謂的法律都是完全不合法的,所謂的人大代表我都不知道誰代表的我,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甚麼東西、是誰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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