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麥考萊（Thomas Macaulay，1800—1859）曾表示，希望未來的英國危機能由懂得前車之鑑、「沒有讓歷史白白記錄人類一長串罪行和愚蠢行為」的領導人來處理。

英國知名當代歷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其新書《希特拉的子民：第三帝國的面孔》（Hitler’s People: The Faces of the Third Reich，2024）一書中有一個更廣泛的目標。他認為，每個人，不僅僅是領導人，都應該從納粹的罪行中吸取教訓，並思考為甚麼很少有人反抗。

埃文斯採用了傳記的方法。作者不僅關注德國納粹頭子希特拉（Adolf Hitler，1889-1945），還記錄了希特拉權力集團裏的21個成員的生平概述，包括戈林（Göring）、希姆萊（Himmler）和戈培爾（Goebbels）等關鍵人物，海德里希（Heydrich）和艾希曼（Eichmann）等「執行者」，以及電影製片人萊妮‧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等充當「工具」的人。

埃文斯沒有為任何人開脫，包括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施佩爾「在戰後以某種方式說服紐倫堡（Nuremberg）的法官，聲稱他對納粹主義的罪行一無所知。」埃文斯還說，施佩爾在回憶錄中以「不參與政治的建築師」自居，而他卻「為數百萬生活在第三帝國統治下的德國人提供了一個有說服力的藉口」。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在其頗具影響力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2007）提出了一個批判性的警告，為理解希特拉的子民提供了背景：

「要想成為極權國家管理的有用助手，一個人僅僅準備接受為卑鄙行為所做的似是而非的辯解是不夠的；如果為了實現他的目標，就必須打破他所指導的每一條道德規則的話， 那麼他本人一定會積極主動地去打破這些規則。」

在《希特拉的子民》一書中，流氓團夥為希特拉服務，打破了一切「道德規則」，其行為用哈耶克的話說，「完全沒有原則，簡直無所不用其極。」

前蘇聯和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在長篇紀實小說《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中解釋了閾值幅度（threshold magnitude），這是物理學中的一個概念，用於描述在達到閾值之前不存在的現象。

索爾仁尼琴寫道：「邪惡行為也有一個閾值幅度。」他繼續說道：

「人的一生都在善與惡之間猶豫不決、來回搖擺。他滑倒了，跌倒了，爬起來，為自己的過錯懺悔，過後一切又開始變得黑暗。但只要沒有跨過作惡的門檻，回歸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他本人仍然在我們希望的範圍之內。」

索爾仁尼琴解釋說，當「由於邪惡行為越做越多，要麼是其自身極端危險的結果，要麼是其權力絕對化的結果」，一個人越過了那道門檻，「就把人性拋在了腦後，也許他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希特拉的子民》記錄了那些將「人性」拋之腦後，沒有「回歸可能」的人們。用英國當代小說家和散文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話來說，納粹主義的運作方式是「直接訴諸爬行動物的大腦」。

埃文斯在歷史研究中分析了原始資料，揭示了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我們可以從「變態道德」（perverted morality）的正常化中學到甚麼。

埃文斯明確指出了我們必須學習的原因：希特拉的子民「不是精神病患者；他們也沒有精神錯亂、變態或瘋狂」。

埃文斯繼續說：「除了與證據背道而馳之外，將他們視為墮落、離經叛道或變質的人，也將他們置於正常人性的界限之外，因此對我們其他人來說，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一種開脫。」

希特拉的人民並不是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或成長於社會主流之外的人。在他們的大部份生活中，按照當時的標準，他們是完全正常的。」他們「具有德國資產階級的傳統文化特質，飽讀詩書，或精通某種樂器，或繪畫，或寫小說或詩歌」。

如果你想找一個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希特拉身上的歷史學家，你在埃文斯那裏是找不到答案的。埃文斯對「德國的制度和傳統，更廣泛地說，是德國人民自己」進行了審視，並認為他們對此負有責任。希特拉不僅僅是「引誘人們追隨他：是他的追隨者激勵他領導他們」。

德國人民是希特拉製造仇恨的同謀，而不是受害者。埃文斯拒絕接受「絕大多數德國人只是對納粹主義的現實一無所知」的觀點。他指出：「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有機會親眼目睹納粹的凶殘暴行，或從東線士兵寄回家的報告中，或從休假士兵帶回德國的報告中，了解波蘭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和其它地方大規模槍殺和毒殺猶太人的情況」。

埃文斯的這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並非空穴來風。他揭露了《1933年至1945年納粹關於民眾對猶太人態度的秘密報告》。這些報告顯示，人們「普遍了解」猶太人的命運，並「普遍贊同」納粹對猶太人的政策。

儘管如此，埃文斯的觀點還是有細微差別的。他並不認為「滅絕性的反猶太主義、對權威的順從、征服欲、軍國主義以及類似的特徵是德國人民族認同感的硬傷」。

埃文斯寫道，不要低估「納粹為使德國人服從命令而使用的脅迫和暴力的深度和廣度」。他在報告中寫道：「監視和控制……不僅由蓋世太保（Gestapo）實施，更重要的是由『街區管理員』等官員實施，其中有二百多萬人負責監督各自的街區。」

在閱讀埃文斯的著作時，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仇恨是否就像被壓抑的煤火一樣，在我們許多人心中蟄伏著，一旦有機會就會爆發。希特拉和他的爪牙們可能創造了外部條件，然而德國人民要對他們的內在條件負責，對他們精神世界中的仇恨煤火負責。

我經常被這樣一個問題所困擾：美國人將如何處理一場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重大經濟危機。隨著對法治和憲法原則的理解和尊重的減弱，許多仇恨的煤火正在美國人的心中熊熊燃燒。

重要的是，埃文斯最後總結道：「納粹政權並不是由民眾支持而產生和維持的獨裁政權。」不同年齡段的人對納粹政權的支持程度不同。該政權「受學校、希特拉青年團（Hitler Youth）和納粹滲透社會機構的影響，在年輕人中更受歡迎，被更廣泛地接受。」相對而言，這個政權「在中年人和老年人中的支持率則較低，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社會認同在1933年前就已形成。」

這對我們當今時代有何影響呢？今天，在一些學區，孩子們接受的教育可以說是反對美國和反對家庭的價值觀。法學專業的學生，其中一些人將成為未來的法官，而他們的教授並不尊重《憲法》。許多煨著的仇恨煤火正在被點燃。

埃文斯回憶說，「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統一的人民社區，克服看似無法彌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分歧與對立」是希特拉的承諾。當然，猶太人被排除在外，而這一點令人不寒而慄。在危機時刻，如果人們不能團結在使人類繁榮昌盛的憲法原則周圍，極權主義蠱惑者就會順勢填補空白。

我們要圍繞一個人的「願景」和強加的共同目標來建設美國嗎？哈耶克和埃文斯會警告說，一個沒有目標的民族可能會通過接受專制者的意義來找到生活的意義。
社會凝聚力的實現，不是圍繞一個共同目標，而是圍繞指導我們行動的共同原則的信念，不是更好嗎？如果沒有共同的原則，一個國家就會在宣稱的共同目標的洪流中陷入極權的強制統治。

埃文斯傳遞了一個極具衝擊力的訊息：德國人民找到的統一意義是仇恨。即使在戰爭即將結束時，人們仍然崇拜希特拉，相信「要獲得生存空間」，必須消滅「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和猶太人。

一言以蔽之，仇恨助長了納粹，摧毀了德國。仇恨會摧毀任何不吸取歷史教訓的民族。如果想深入了解其中原因，理查德‧埃文斯的新書《希特拉的子民》給了我們詳細的答案。

本文刊自美國經濟研究院（AIER）網站。

作者簡介：

峇里·布朗斯坦（Barry Brownstein）是位於馬利蘭州的巴爾的摩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經濟學和領導力榮譽教授。他著有《領導力的內在工作》（The Inner-Work of Leadership，2010）一書，其文章曾發表在《經濟教育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和《智力外賣》（Intellectual Takeout）等刊物上。

原文： Hatred Will Destroy You: A Review of 『Hitler’s Peopl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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