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中國各地接連發生無差別殺人的惡性報復社會事件，尤其是在珠海和無錫。網絡上將這種現象稱為「張獻忠現象」。近兩年類似事件有很多，今年至今的不完全統計就包括：
數據圖為2024年中國大陸隨機殺人事件的不完全統計。
中共政府一方面宣傳中國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另一方面卻屢次被現實無情打臉。那麼，一個全世界監控最嚴密的國家，甚至連兒童玩具槍都被視為違法的國家，究竟是如何走到如今這種地步的呢？
經濟下行
提到中國近期報復性隨機殺人事件增多，很多人第一反應肯定是法律的不公、維權無門等。這些因素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但它們並不足以解釋近年來此類事件急劇增長的原因。
筆者認為，經濟問題是主要因素。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政府對民營經濟和外資的打擊日益嚴重。低效的國有企業進一步蠶食民營經濟份額，民營資本家甚至被當作敵人，尤其是在經歷了三年對經濟的「自殺式」疫情防控後，民營經濟遭受了巨大創傷且沒得到幫助與恢復，甚至進一步被政治環境影響。
經濟狀況惡化導致失業人口劇增，尤其是年輕失業人口，因此社會治安急劇惡化。
經濟影響治安這種現象在近幾十年並不罕見，例如「83嚴打」時期、東北的大規模下崗時期等。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共通過一些承諾加入了WTO，經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提升，普通人收入也隨之增加。儘管那些承諾最後並沒有實現。其中十多年社會治安得到改善，但請記住，治安得到改善是普通人收入增加，不再需要鋌而走險，並不是因為監控技術的進步。而當基本生存都成問題時，再多的監控也無濟於事。
經濟惡化、社會流動性變差、機會減少，年輕人看不到前景和希望。
政治因素
政治是經濟問題的最大推手。中國經濟目前發展的瓶頸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存在。歷史上看來，只要稍微放鬆管制，中國人便能迅速的取得經濟上的進步，自加入WTO以來，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急劇增加，越來越多的人有錢有閒。有錢有閒之後，便開始關注個人權利，最終認識到中共是其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
而對於極權和威權國家的政黨來說，中產階級往往是最大的敵人。例如，台灣80-90年代的社會運動，65%的組織者來自中產家庭。也就是說，衣食無憂且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通常是極權國家的最大反對者。
中共當然知道經濟背後的深層政治原因，能把14億人當作「人礦」的統治者，並非如外界所認為的那樣愚蠢。但他們現在面臨一個抉擇：不改革，經濟將崩潰；繼續改革，則可能亡黨。
在最近的中共高層會議中，習近平特意強調要吸取蘇聯改革滅亡的教訓，中共顯然更傾向於選擇前者。
治理和司法體系的逐漸失效
習近平上台以來，大搞形式主義，地方官僚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無休止的開會與學「習」工作，做實事的變少，得到提拔的多是會搞形式主義之輩，基層敢怒不敢言，多數技術官僚私底下對習近平深惡痛絕。
一些案件的司法程序不夠透明，當事人對判決結果不認可，容易產生不信任感，激化矛盾。一些案件的審理周期過長，當事人長期得不到公正的判決，容易產生絕望情緒，採取極端行為。
司法不公現象的存在，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導致部份人對法律失去信心，從而採取極端方式維權。而兩者之間又是相互作用的。
當前社會治理體系
1949年來歷次運動，對中國社會衝擊巨大。為了維持統治穩定和強化權力控制，中共樂見底層社會的「原子化」狀態。人際關係被割裂，社區間的紐帶被削弱，個體變得孤立無援。然而，這種狀態直接削弱了基層社會在突發事件中的自組織能力。
當犯罪事件發生後，相關部門通常傾向於將其定性為「極端個案」，而非去探討和解決其背後的社會矛盾。
中國社會表面上有著高度密集的安防體系，「天網」監控、警力部署以及大量維穩資源的投入似乎無處不在。然而，這些資源的分配重心卻存在嚴重的偏向：表面中國存在最大的監控網絡，實際上大部份安防資源被用來監控異見人士、拘捕上訪群眾、追蹤律師和記者。表面上的「穩定」實際上是為了維持政權安全，而非普通民眾的安全。
黨文化因素
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些論調從小到大耳熟能詳。面臨絕望的人得不到及時的社會關懷化解，甚至可能被嘲諷。
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中國社會目前所發生的問題。
歷史上所有極權專制國家，雖然可能在某一刻並且是意想不到的點上突然崩潰，但這種失敗絕非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早已顯露出種種敗像。各種問題從小到大、從點到面，全年無休地持續累積，最終釀成了整體的崩潰，而中國目前正在經歷這些。追求民主的人們是時候思考怎麼接手並且重新建立新秩序。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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