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旺季或淡季，都有不少港人來英旅遊探親，移民來英者亦持續增加。早前中大亞太研究所民意調查發現，34.1%受訪者表示打算移民，26.6%正作出準備，以全港人口753.6萬人推算，打算移民者達257萬，正作出準備者達67.8萬。
在這裏，不少港人會面對兩大問題：去還是留？對沒有採取與自己一致做法的人，應採取甚麼態度面對？由於種種原因，對於第二個問題，有的會有情緒，有的更加採取否定態度。畢竟這是人生重要課題，言人人殊，筆者不便妄加評論，最好的方法，還是參考歷史案例。
素以言論別樹一幟著稱的湯文亮，早前在臉書發文，稱「香港將要迎接比1962年更大，比自由行更有效的來港潮」。經筆者考證，湯文亮可能是小紅書擁躉，見到那幾天小紅書出現了海量以「香港潮」包裝的高才優才計劃帖文，便發帖講「來港潮」。
講「來港潮」沒有問題，但將之扣連到60年代因大躍進失敗所致的「三年困難時期」，似乎有「高級黑」之嫌：這是否暗示中共要面對更大型的「困難時期」？有統計認為，當時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5,500萬，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原因是饑荒迫使大量人員逃港，單是廣東省偷渡來港者便超過200萬。
已成經典的陳秉安所著《大逃港》，記載了不少故事。當時成功出逃、後來在香港發跡的都是感人的冒險家歷奇，例如創立「一洲洋參」的企業家莊永競，逃港後從苦力做起，後來在北角創業，做出成績，成為政協，1989年中共國慶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參加慶典。
成功的背後，只有成功？顯然不是。莊氏憶述，逃港過程中，在山坡上「踩到了一具屍體，還是個女的，二十來歲。可能是在向香港爬的路上餓死的。」死亡與冒險形影不離。
出逃沒有必勝把握，莊氏十分清楚。書中記載，他與妻子臨別時，「看著她虛弱的身子，鼓起的腹部，想起我今夜就要離她而去，生死未卜，不知能不能再見到她，也不知孩子生下來，她怎麼帶大……我的眼淚快要出來了。」「我不能後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賭注！」
需要拿生命做賭注？1962年5月28日《星島日報》一則報道的標題是「深圳河畔難民異鄉魂斷，慘見二百浮屍在深圳河下游浮起」。
而且出逃被捕，後果嚴重：有遣送回原籍，有送農場勞動改造，有關進監獄；如果曾有反革命罪、抗捕等，更可能被槍決。
留下的又怎樣？所謂低處未算低，稍一喘息後中國又發生所謂「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達2,000萬。這一波捱過後，「經濟改革」成為了政治任務，中國冒起了一批企業家，中港經濟狀況「燦」然逆轉：70年代我們稱大陸人為「阿燦」，今天香港人卻成為「港燦」；大陸人曾經十分欣羨的香港，往往被評為一文不值。
這些，都是後話了。出於慣性，我們往往會覺得離開的人富於冒險精神。其實，留下來的，難道就沒有冒險精神？沒有人有水晶球，留下和離開，結果都是未知，都是一場賭博，只是大家在同一場賭局中押下了不同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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