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馬克思主義如何利用危機為禍美國

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邁克‧岡薩雷斯（Mike Gonzalez）和維珍尼亞州費爾法克斯（Fairfax）共和黨主席凱蒂‧戈爾卡（Katie Gorka），通過他們的新書《次世代馬克思主義：它是甚麼以及如何對抗它》（Next Gen Marxism: What It Is and How to Combat It），解釋了所有美國現有的這些弊病——個人被簡化為種族、民族或性別認同；兒童被灌輸激進意識形態；反猶太主義的普遍存在——都是根源於馬克思主義。

在本期節目中，兩位專家深入揭示了美國激進左翼近年來為破壞美國制度而採取的戰略和策略的黑暗內幕，這對美國人所珍視的一切構成了威脅，令美國變得面目全非。這些次世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美國的文化轉型，並且已經取得了部份成功。專家們還通過該書，教導美國人如何反擊。

「這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們將世界劃分為兩部份，並且他們說這兩方是不可調和的，它們之間有著根本的對立，其中一方必須被摧毀，而另一方則必須掌握權力。」戈爾卡女士說。

我們今天看到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與2014年密蘇里州弗格森（Ferguson）的騷亂之間有甚麼關聯？與法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革命有聯繫嗎？

「為甚麼人們會走上街頭支持哈馬斯這樣的組織，而該組織剛剛犯下了自納粹毒氣室以來對猶太人最大規模的屠殺？原因非常明確，他們正在響應一種意識形態的號召，這種意識形態將一切簡化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史詩般的鬥爭，這也是《共產黨宣言》的開篇所言。」岡薩雷斯說。

「他們之所以告訴你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是因為如果你相信這一點，那麼唯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你必須進行徹底的系統性改革。」岡薩雷斯說，「這不是為了改善任何人的命運。它只關乎權力。」

這些與西方的工業化和美國1960年代的「偉大社會」計劃有甚麼關係嗎？

「正是這些計劃使家庭處於不利地位，我認為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戈爾卡女士說。

近些年來美國發生的騷亂事件都是相互關聯的

自（去年）10月8日以來，全美校園及多個城市市中心出現了大規模（反以色列）抗議活動。岡薩雷斯表示，他和戈爾卡女士寫這本書《次世代馬克思主義》的原因，是為了幫助讀者將近些年來美國發生的騷亂事件串聯起來。

他說，今年破壞我們校園和城市生活的反以色列抗議和暴動，與2014年密蘇里州弗格森（Ferguson）的騷亂之間有甚麼關聯？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該運動是試圖在當地推行「次世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代理人之一——有甚麼聯繫？它們都是相互關聯的。這些新的抗議活動甚至與外國有關，所有這些南美洲和馬克思主義的政府都全力支持這些活動。

「黑人生命也是命」組織會見並參加了南美洲馬克思主義者團體「聖保羅論壇」。但後來，就有了（策劃各地示威的美國知名「反戰組織」）「即刻行動制止戰爭消除種族主義」聯盟（ANSWER Coalition）或「人民論壇」（The People’s Forum）之類的團體。

這些團體的資金都是由美國千萬富翁內維爾‧羅伊‧辛厄姆（Neville Roy Singham）資助的，他本人住在上海。他與一些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機構有著緊密聯繫。他的妻子朱迪‧埃文斯（Jodie Evans）是「粉紅代碼」（Code Pink）的聯合創始人之一，該組織也是一個製造和組織抗議和騷亂的組織。她現在正在撰寫一本書，介紹中共是一個多麼偉大的盟友。

這些抗議活動是完全有組織、人為製造的

戈爾卡女士說，自1960年代以來，製造暴亂一直是激進左派的策略。1960年代的民主社會學生組織，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是一個希望徹底改變美國的激進組織，他們進入了美國的一些內陸城市，包括紐瓦克市，他們在這些城市裏花了兩到三年的時間，既煽動分裂、也教授革命的工具，實際上還進行了使用武器和燃燒彈的培訓。因此，美國的一些內陸城市在1967年爆發了暴動。

當時，許多人以為，這只是對內陸城市黑人所處困境自發地表達不滿。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這一切完全是人為製造出來的，這完全是有組織的。我們今天再次看到了這樣的情況，從（2014年的）弗格森事件開始，一直到（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中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直到（近期）美國校園裏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美國發生了各種騷亂和抗議，這些都是都是像弗格森事件那樣人為製造的危機、騷亂和抗議活動。最終成為「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創辦人之一的艾莉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就曾被派往弗格森，以激化局勢並使其擴大。

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利用危機操縱和製造問題

岡薩雷斯先生繼續解釋說，有一個人曾在（2014年的）弗格森事件中、及在今年4月（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中）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咸美頓大廳出現過、並於1999年在西雅圖出現過，那就是麗莎‧費西恩（Lisa Fithian）。她實際上對此有一句話。她說，「我製造危機」。危機是轉折點。對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危機是一種操縱和製造問題的重要手段。戈爾卡女士提到的是「全國家政工人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該聯盟是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美國社會論壇」（United State Social Forum）成立大會上成立的。

在此一年前，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維斯（Hugo Chavez）在加拉加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年會上呼籲建立美國據點。他說，我們需要在美國建立一個灘頭陣地，結果，一年後，真的在亞特蘭大成立了「美國社會論壇」。有哪些人參與？艾莉西亞‧加爾薩、帕特里斯‧卡勒斯（Patrisse Cullors）、奧帕爾‧托梅蒂（Opal Tometi）、埃里克‧曼（Eric Mann）和哈莫尼‧戈德堡（Harmony Goldberg）等。這些人要麼是BLM的創始人，要麼就是指導他們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

要知道，他們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組織的畢業生。埃里克‧曼因襲擊和毆打罪而入獄服刑。「全國家政工人聯盟」在亞特蘭大成立後，派其特別項目主任艾莉西亞‧加爾薩前往弗格森，她接受了很多採訪，在採訪中她說我們利用弗格森事件進行組織工作。因此，到弗格森事件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已經存在一年了。隨著弗格森事件的發生，運動迅速擴大成騷亂，因為他們操縱了邁克爾‧布朗之死的悲劇。

正是在弗格森事件中，他們開始說，這事必須擴大，要建立起可接受捐款、可組織抗議的組織。在六年後的2020年，在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後創立的這個組織「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基金會」，收到了一億美元的捐款，這是一個早已經過深思熟慮的行動。

他們抓住了社會中的某些情感，並加以利用

這些完全是人為製造的抗議活動，抓住了社會中的某些情感，並加以利用。他們捕捉到社會中的一種不安、不滿或憤怒的感受。戈爾卡女士表示，這一切開始於1960年代的學生激進份子，當時人們看到黑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中，或者依然生活在困難的環境下，這種擔憂非常合理。但當時民權運動未能真正實現人們所希望的改革。

她認為這與她所說的美國方式、她所說的美國建國原則的重要的區別是，我們根本上相信，作為美國人，我們可以共同努力改善局面，解決我們的問題，讓事情變得更好。然而1960年代的學生激進份子和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激進份子，他們不認為我們能夠共同努力，這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他們將世界分為一分為二，並稱這兩方是無法調和的，彼此之間是根本對立的，這導致其中一方必須被消滅，另一方則必須掌握權力。他們非常擅長利用現有的關注或不滿，並極力加劇、操縱這些情緒，將其變成引發成大規模的衝突。

岡薩雷斯表示，黑人奴隸制有著悠久的歷史，然後就是存在種族差異。這些激進份子利用了這種白人內疚感（white guilt），他稱之為「錯位的同情」。如「1619項目」（1619 Project）的妮可‧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就明確談到如何利用白人內疚感，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對此感到非常關注，想要解決這些差異問題。

導致這些問題的真正原因他們無稽之談的觀點

岡薩雷斯說，但為此，我們需要努力探究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有哪些背景變數導致了這些差異？如破裂的家庭、糟糕的教育、缺乏工作機會。但對方卻跳躍性地得出結論，認為這些差異本身就是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證據。

戈爾卡女士表示，他們所採取的觀點從根本上來說是種族主義的，因為如他們所說的，黑人本質上就是貧窮或處於不利地位；相反，它完全忽視任何可能貧窮的白人、西班牙裔或任何其他種族的人。

岡薩雷斯舉例說，這就是DEI（多元、平等和包容）所做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白人佃農那裏奪取，因為他是白人，然後將其交給西班牙裔的神經外科醫生，因為他的姓氏是古鐵雷斯，即使他的眼睛是藍色的，他是金髮碧眼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

回顧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沿革

岡薩雷斯回顧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沿革。他認為，其實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真正接觸過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對於馬克思宣揚的事情完全不感興趣，特別是關於家庭的解體、宗教的消亡，國家與私有財產的消滅。在那個時代，工人通常是男性，工人愛他的妻子和孩子，工人珍惜自己擁有的一點財產，也渴望擁有更多，想成為中產階級，工人非常愛國，也信奉上帝。

從而導致在西歐，馬克思主義革命失敗了，之後，才讓德國和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開始思考，我們哪裏出了問題？於是他們轉向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同樣的事情也在美國發生。當這些德國知識份子在1960年代來到美國時，他們感到非常失望，發現不能依賴美國工人。

岡薩雷斯和戈爾卡女士提出，這就導致了向次世代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他們將革命的中心放在了邊緣群體的成員上，無論是基於種族、性別、身體殘障或其它因素，他們被認為是西方革命的中堅力量。

戈爾卡說，她認為第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是在1950年代末，那時，隨著史太林的去世，人們完全拒絕了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終於明白了，工人不會以其希望的方式起義，那麼，該如何實現革命呢？當時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新一代的革命者將會是知識份子，但更重要的是，將是學生。

法蘭克福學派和1960年代的美國學生激進運動

戈爾卡說，哈佛大學在卡斯特羅發動古巴革命後不到一年，就歡迎他到訪，那就是學生運動的誕生，這一運動在整個60年代持續發展。也就是說，到了1960年代末，出現了一場相當龐大的激進學生運動，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受到了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影響。所謂法蘭克福學派，是他們在自己國家（如意大利和德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失敗而不得不逃亡來到了美國，比如赫伯特‧馬爾庫塞。

到了1960年代末，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覺得自己失敗了，他們沒有使美國制度崩潰，他們沒有實現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結束越南戰爭，他們也沒有實現他們所期望的民權變革。因此，他們分成了三條不同的路線：有一組人說我們不夠激進，讓我們變得更加激進，甚至成為恐怖份子，這就是「地下氣象組織」，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爆炸等行動。

另一組人則說，我們組織得不夠好，我們必須出去，更好地組織起來，於是，他們創建了類似中西部培訓學院的組織。然後，有一組人進入了大學，認為如果要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國家，就必須通過法律來實現，於是他們創立了所謂的法律研究。這些大部份是白人法學教授，多年來一直在培養他們的學生，這些學生的背景越來越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