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美國勞工罷工次數相對較少。在私營部門，工會成員人數長期以來一直在下降。大部份的糾紛來自公共部門的工會，在2020—2022年期間學校的延長停課時間，讓我們見證了這一點，教師工會展示了其影響力。
然而，如今我們面臨著東海岸和墨西哥灣沿岸港口發生的災難性罷工，這是自1977年以來，東部和墨西哥灣沿岸港口首次罷工，國際碼頭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ILA）要求大幅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
即使是一周的罷工也會導致貨櫃和貨物堆積，導致供應減少，給零售業帶來壓力，並推高價格。更長時間的罷工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包括嚴重短缺及可能實行配給。民主黨人希望管理層讓步，而共和黨人則傾向於使用聯邦法律——《塔夫脫-哈特萊法》（Taft–Hartley），這是一項旨在修正其它糟糕法律的糟糕法律，迫使所有人重返工作崗位。
罷工可能很快結束，也可能持續數月之久。考慮到大選將至，港口的戲劇化情勢很容易被當作表演。快速重新開工無疑將有利於執政黨，執政黨會受到擁護。長期罷工則會造成政治災難，也會讓唯恐天下不亂者認為經濟脆弱且失敗。
更大的問題在於，為甚麼這一切偏偏在此時發生。數十年來，港口的運作都很順暢，沒有出現任何問題，而現在突然出現大量憤怒的工人，要求一份新的長期合同，大幅提高他們的工資。
有主要因素，也有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通貨膨脹，工人的工資根本跟不上通脹。工人的工資經通脹因素調整後，目前與2019年基本持平。然而，調整通脹需要準確的數據，而美國勞工統計局並沒有提供這些數據。
在現實生活中，過上舒適生活的成本飆升，已經遠遠超過了普通工人的支付能力。官方的通脹數據不包括利率，它錯判了醫療保險的費用，它不能說明食品雜貨、房租或其它大部份開支的實際支出。因此，即使工人的工資根據通脹進行調整，他們的實際工資也比五年前低了。
工會說得很清楚：「通脹完全吞噬了任何加薪和時薪。與六年前相比，一切都變得更加昂貴。我們的成員在支付按揭、房租、汽車貸款、食品雜貨、水電費、地稅，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孩子的教育費用上都面臨困難，美國海運聯盟（USMX）的航運企業的貪婪，讓他們產生了利潤高於人民的妄想。」
在一個薪資由工會與管理層協商決定的行業中，高通脹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工人不滿，而最終導致老式罷工也就不足為奇了。同樣的問題現在正在影響著所有私營部門的工會，比如音樂行業的工會。
工人和管理層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差距也引發了強烈不滿。在2020—2021年封控期間，工人停薪留職，靠政府發放的補助過活，但這些補助金根本無法支付帳單。同時，管理層卻沒少領薪水，甚至還從企業獲發的數十億刺激款項中獲得巨額加薪。
封控的世界促成了現代工會形成的整個框架。他們主張勞動者聯合起來，作為一個團體行動，在必要時罷工，以阻止管理層的權力過度集中。這裏深層的理念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一種內在衝突，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而工人儘管使企業運轉，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稽之談，一般來說不是真的。勞動合同是自願的契約，資本家/企業所有者通常獲得更多的利潤，因為他或她對結果承擔了更多的責任。資本必須在最終產品售出並產生收入之前很久就要支付工資和薪水，也就是說，資本的所有決策本質上都是投機性的。作為工人的好處是，有更多的安全保障，而不必承擔企業風險。
所有這些都假定了一個運作良好、流動性強的自由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企業和工人都存在競爭。每個人都按照雙方同意的僱用條款工作，合作也隨之而來。在美國歷史上，工會對生產獲得實質性權力的唯一時期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當時政府介入支持工會，對抗管理者和股東。
這也是自由市場的運作方式。
2020年及之後發生的事情卻並非如此。所有企業突然受到中央計劃的約束，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比工人享有更多的特權，而工人被剝奪了為家人勞動的權利。同時，另一個階級的工人——我們姑且用馬克思的術語稱呼他們為農民——則通過送貨、修理基礎設施和照顧病人找到工作。結果是明顯的階級差異，這與馬克思主義模型奇妙地契合：精英與工人之間的對立。
在這種情況下，古老的馬克思關於階級衝突的謊言變得非常真實。這真的是統治階級對工人、富人對窮人、特權階級對邊緣階級之間的對立。階級衝突是由上層法令的力量強加而形成的，伴隨著新的術語。例如，我們使用「必要」和「非必要工人」、「大企業」和「小企業」這類詞語。
這種分化所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至今仍在持續。通脹加劇了這一問題，因為購買力下降對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影響最為顯著，而對富裕階層的影響則小得多。因此，這些碼頭工人開始關注他們的帳單、食品價格、房租和保險費的上漲，然後他們注意到管理層的表現，最後憤怒被點燃。
人們可以譴責他們，指出他們掙得比快餐店的工人多，但想想四年來購買力下降30%到50%的影響，所以罷工也並不是不合理，大多數勞工對此無能為力，但工會成員卻有選擇。
工會的要求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航運公司在經歷了兩年的中斷後，面臨著真正的經濟壓力，並且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只會增加財務困難。在某些方面，這次罷工是在最糟糕的時候發生的，管理層確實無法滿足工會的所有要求。
碼頭工人也擔心科技正在減少他們的工作時間，最終取代他們的職位。目前，許多裝卸和搬運工作都可以由機器完成，工會領導對此非常清楚。這個擔憂很合理，但從長遠來看，拒絕技術升級並不是切實可行的選擇，總有一天要去面對現實。
我們將拭目以待，看談判開始後的進展將會如何，但航運公司最好能重新思考自己的管理人力成本。在不了解該行業內部具體情況下，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管理架構實際上人浮於事且薪資過高。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工會是出了名的魚龍混雜，上層的人生活優渥，是擁有賓利車和遊艇的百萬富翁，同時卻聲稱代表繳納高額會員費的成員的利益。我們不確定這次罷工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成員的意願。事情總是比表面看起來要複雜得多。
不管你如何看待這次罷工，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災難性疫情應對措施所帶來的持續後果，它擾亂了正常的商業運作，並注入6萬億美元的虛假貨幣來應付這種中斷，最終導致通脹，進而減少了從事工作的人的實際工資。很少有人能將這兩者聯繫起來，但其邏輯軌跡就擺在那兒且不可否認。#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雜誌《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並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發表演講。
原文：Why Are Dock Workers Strik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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