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睎乾：「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代表「戀殖」？

啃了103頁的「判詞」，讀後感當然還有很多，今天繼續談談。

先重溫上一篇讀後感的重點：「判詞」寫手郭偉健指出，「立場案」兩名被告的「犯罪意圖」不一定要包含「煽動意圖」——這裁決已跟郭偉健2022年「羊村繪本案」的判詞相悖，可見香港司法確夠「獨立」，「獨立」到2022年的郭偉健也不能干預2024年的郭偉健——只要明知文章有「煽動意圖」，依然罔顧煽動後果發布，就已足夠定罪。

按此邏輯，「判詞」大段引述案中十一篇被郭偉健定性為「煽動文章」的原文，豈非嚴重危害国家安全？請那位以「高尚情操」見稱的郭偉健，不要辯稱自己沒有煽動意圖，因為你有沒有意圖不重要，重點是你「明知」引述的文章有煽動意圖，但依然「罔顧煽動後果」發布啊。

我和不少朋友其實從未看過那十一篇「煽動文章」，但「判詞」一出，馬上引起大家的好奇心，朋友也問我哪裏可以看到，我只能答：「你看判詞就行，郭偉健已替你摘錄了最有煽動性的部份。」

我真想不通，如果證明不到發布者有煽動意圖也能入罪，那郭偉健豈非完美的煽動犯？国家安全至關緊要，就算是「判詞」，也沒必要大篇幅引述你明知是「煽動文章」的原文，因為即使quote了原文，也不見得增加裁決的說服力，反而令讀者更覺得你扭曲人家原意。

要證明郭偉健扭曲文意，我當然不會引用案中的「煽動文章」作例子，因為我知道一旦引用了那些文章，不管我是否蓄意煽動，香港法庭也可根據「立場案」的先例控告我。所以，我現在想以「判詞」引用的《立場》社論作例子，該文並未被郭偉健定性為「煽動」。

2020年7月1日，《立場》發布了一篇社論〈堅守每寸自由土壤用盡每絲縫隙中的微光〉，郭偉健在「判詞」第99頁如此解讀它其中一段話：

//D2不接納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可以從社論的倒數第三段看出來。他說夾縫中的香港奇蹟，從來是因為自由空氣、因為香港與大陸的差異。他使用的字眼包括「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這些於英政府管治香港時形容香港的用語, 這顯示他眷戀英國統治的時代。//

香港與大陸從來都有差異，這是「一國兩制」確立的事實，郭偉健也沒可能否認，那如何證明D2（即鍾沛權先生）「不接納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呢？關鍵在於上面最後一句，郭刻意從「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推論鍾先生「眷戀英國統治的時代」。但這推論是荒謬的，只顯示郭偉健看不懂或故意扭曲那兩句話的意思而已。

香港教育學院前副校長、歷史系出身的陸鴻基教授在《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曾論及「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起源和意思，陸教授指出此話出自澳洲記者 Richard Hughes，且讓我抄錄陸教授的原文於下：

//六十年代末，一位西方傳媒駐港記者評論當年香港的特殊地位，說是英帝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凸顯了香港政府和西方投資者在香港缺乏長遠的利益和承擔，因而傾向於實行急功近利、得過且過的措施。香港的中文評論家也有移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這話，指出不少一九四九年南來的商家或居民，對香港缺乏歸屬感和承擔，只把香港看作踏腳石，以儘快多賺點錢，然後轉往外地。也有人把這種開「借時、借地」的心態，視作香港「殖民地」的特徵。此乃七十年代香港市民普遍產生「歸屬感」以前的情況，更印證了七十年代是香港演變的關鍵時期。//

由此可見，「借時、借地」確是用來描述香港殖民地，但表達的不是甚麼「眷戀」，而是形容當時很多人都沒有把香港當成自己的家，普遍缺乏歸屬感。現在再看看鍾沛權社論的原文：

//四、五十年代上海資本家撤資到香港，因為這個借來的地方，有自由貿易有法治基礎，給他們重建家業；大批難民千山萬水來到獅子山下的彈丸之地，因為他們在借來的時間中，享有免受鬥爭恐懼的自由。一河之隔，香港寶地，源自與大陸的差異，源自難得的自由，成為強國邊陲不滅的榮光。//

鍾沛權用「借時、借地」，是形容四五十年代從大陸逃難來港的商家和居民的心態，正是陸鴻基教授所講的第二個意思（即中文評論家移用的意思），根本沒有反映鍾沛權「戀殖」。

郭偉健的閱讀理解出問題，不止以上一例，而「判詞」的各種錯別字（如「以至」和「以致」不分，「圖騰」寫成「圖藤」）也顯示郭偉健的中文不濟。偏偏這樣一個中文閱讀能力成疑的人，竟負責解讀所謂「煽動文章」，還由他裁定文章意圖，試問又怎可能令大眾信服呢？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