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咬緊牙關，終於一口氣看完「立場案」那103頁令人嘆為觀止的「判詞」。「判詞」寫手郭偉健總算讓我明白，今日香港法庭到底是如何定義「煽動意圖」的了。
懂中文的正常人對於「煽動」，往往有些先入為主的過期觀念。比方說，你可能認為要發表一些激進言論，號召公眾用暴力推翻政權，才算「煽動」。傻的嗎，如果入罪門檻這麼高，又如何有效維護國安呢？
要了解香港的「煽動罪」，請先拋開多餘的常識，忘記學過的中文，打開心靈，以最開放的態度聽聽郭偉健以下的解釋吧：
「根據刑事法的一般法律原則，相關的犯罪意圖在程度上有三個可能性。最高要求為發布者須蓄意煽動 （specific seditious intent），即須具有第9（1）條所指的煽動意圖。其次，發布者須對文章可以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 （foresee seditious effect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知悉有關風險而不顧，不合理地犯險 （即罔顧煽動後果）。其三，亦即最低要求，發布者至少須對文章內容具煽動意圖知情 （knowledge of the content’s seditious intention）。」（見「判詞」第29頁）
所謂第9（1）條，即《刑事罪行條例》第9（1）條，此條清晰定義了「煽動意圖」，是指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或特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煽惑他人使用暴力」，諸如此類。
然而本案控方根本證明不了兩名被告（即《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有上述「煽動意圖」，怎麼告呢？於是控方代表伍淑娟就把定罪門檻大幅拉低，稱發布者只要知道文章具「煽動意圖」，即已具備足夠的犯罪意圖，就算發布者沒有蓄意煽動，甚至不預期文章有煽動效果，亦可罪成。
記得去年6月26日，伍淑娟拋出上述別開生面的入罪方法時，我也曾撰文評論，題為「71年前，大公報受了甚麼懲罰？」（注1），指出法官郭偉健在2022年就「羊村繪本案」頒下判辭時，已明確裁定控方須就犯案者本人的煽動意圖舉證，其裁決跟伍淑娟的說法（即控方無須證明被告有煽動意圖）明顯相反。
當時我已萬分好奇，郭偉健面對跟自己唱反調的控方時，到底會堅持己見，抑或打倒昨日的我呢？結局現在終於揭曉了。
郭偉健援引上訴庭就「譚得志案」所頒的判詞，指「訂立罪行懲罰散播煽動性言詞的行為」，其目的是避免「潛在的不良後果」，若要證明發布者蓄意煽動方可罪成，則「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因為即使發布者罔顧煽動後果，只要並非蓄意煽動，罪名便不成立，有違其預防性質。」（「判詞」第39頁）
讓我用大白話講一次郭偉健的意思吧。「煽動罪」立法目的，是要預防言論對國安構成的「潛在風險」，若定罪門檻太高（例如要證明被告真的有煽動意圖），就嚇不到多少人了，所以現在要改一改遊戲規則——就算被告沒有煽動意圖，控方只須證明發布者「明知刊物具第9（1）條的煽動意圖」，但依然罔顧後果發布，便已足夠入罪，「立場案」正是首例。
如果我沒誤解，這份「判詞」的結論是說：本案兩位新聞工作者均無煽動意圖，但「串謀發布煽動刊物」則罪名成立。我剛寫出來，也不太明白自己說了甚麼。若被告沒有煽動意圖，請問如何「串謀」？被告作供時，一直不認同自己發布的是煽動文字，又何來「明知」？至於「罔顧後果」就更費解了，那些「不良後果」都是「潛在」的，即蝴蝶效應之下「一切可能發生的後果」，遼闊無邊，如何能夠顧慮？
就像郭偉健這篇經典「判詞」，難道他沒想過「判詞」一發布，便很可能（且不說「潛在地」）引起國際社會及各地港人「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嗎？Sorry，即使郭偉健本人有高尚情操，絕無煽動意圖，但根據其判詞邏輯，他自己也有「罔顧煽動後果」的嫌疑，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他能逍遙法外。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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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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