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最近推出新三樣和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對於普通人來說比較抽像，但現在，終於有一個具體的東西上路了，而且是真的上到了城市的道路上，這就是蘿蔔快跑！
蘿蔔快跑（Apollo Go）號稱是世界第一家由AI司機駕駛的的士的公司。大家都很好奇，這些AI司機的表現如何呢？是否會造成甚麼問題，以及這種在城市街道上的嘗試是不是會帶來風險？這種風險又值不值得呢？
中共力推蘿蔔快跑 「傻蘿蔔」頻現 褒貶不一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蘿蔔快跑從2021年開始正式營運，最早在北京進行商業化試點，但它並不是一個純商業行為，是在政府相關部門的指導安排下起步的。國內無人駕駛汽車服務，不僅應用於的士，還有快遞服務等。截至目前，已在廣州、上海、武漢、重慶、深圳等20個城市開始試點，國內叫作「車路雲一體化」的應用試點城市。其中，武漢是推廣蘿蔔快跑力度最大的城市。目前試點對車輛的營運時間和服務範圍都有比較嚴格的限制，必須在一定區域內行駛，不可以到處跑。比如北京，只允許在亦莊開發區方圓60平方公里內，投入近100輛自動駕駛車進行商業化的營運。
李軍說，現在蘿蔔快跑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是比較多的。在快遞服務中，有卡殼的、有翻車的，甚至撞人之後逃逸的。快遞到了之後，人還沒拿到貨，車就開跑了。而載人的蘿蔔快車，沒等到達目的地就停下，乘客只好自己走完剩下的路。還有的停在路上不動了，造成交通堵塞、車禍等等。單從技術層面來講，AI汽車即使熟悉99%的路況，還有1%不知道，就有可能出問題，所以我認為這個訓練過程是很複雜的。因為中國的路況不斷地在變化，突然變成單向行駛了，或者突然來個命令禁止左行了，那AI車子怎麼識別？所以我也很擔心，一輛AI的士，它能在中國的道路上存活多久，AI有多高的智商和經驗，才能學會在中國的道路上開車，要做好，其實是有一個過程的。
人工智能專家傑森博士在《菁英論壇》表示，目前，世界上像中國這樣大範圍投放千百輛蘿蔔快跑的情況還是比較少見的。我感覺技術方面可能還不錯，但是也不一定就說整個全球真的就它一個最好，因為這是一個大眾安全問題，技術只是問題的一方面，相應政府的法規是另外一方面。那麼在法規制定上，因為習近平要做新質生產力，一切都得順著他指引的方向走，中共在這方面的立法是比別的國家稍微往前走了一步。在中共的立法中，有一個規定，在外面運行的蘿蔔快跑車，一定得有人可以遠程控制它。比如開出去3輛車，背後就要有一個人看著這3輛車，當然這個人不是真的駕駛，只是觀察車的狀態。比如說車卡在一個很困難的路段，程式不知道該怎麼做了，呆死在那了，這時候遠程控制員可以通過5G網絡以及各種雷達等，看清車輛周邊的情況，然後遠程操控方向盤將車從困境中開出來。
傑森說，中國的蘿蔔快跑技術出來以後，外界褒貶不一。中共官方輿論都是正面的，主流媒體也在推這個事，但同時互聯網上也有些負面的評論，說兩輛蘿蔔快跑車相遇後，好像算法都一致，一樣走，結果倆車就像懟上了一樣，我往左拐，它也往左拐，我往右拐，它也往右拐，就把整個交通堵住了，就成了「傻蘿蔔」了。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反差，這對美國非常關鍵，但中國就會忽略不計。就是說它對於現有的，比如跑出租、跑滴滴或者跑外賣的這一群社會底層勞動人員的工作造成的衝擊，美國會持續關注這個問題，但是中共認為這個事是一個次要的因素。所以在我看來，中國蘿蔔快跑能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在城市大面積運行的一個公司，一方面我們承認它的技術是達到了比較先進的水準，但是更多的是在中國目前政治大環境下，它相應的法律、輿論、指導以及各方面的因素，是當局讓這個事做成了，也就是說，技術因素加上習近平的政治導向，最後促成了這件事情。
傑森表示，在中國國內很多時候是看不見出事的數據的，包括具體出事的情況、嚴重程度、或者以前測試的情況等，因為中國必須要符合習近平思想，當局就會允許社會付出代價，這個時候就敢大膽往前走。但美國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在美國，是逮著你追著你跟蹤的，Tesla出一個事全部都知道了。所以說，兩個國家對於錯誤的容忍線是不一樣的，有社會原因，也有對生命尊重的原因。
AI破壞全球經濟 將人類置於危險之中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一個突破性新技術的出現，帶來的最大問題通常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經濟問題，最後就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所以現在全世界各國政府都把電動車作為政治問題來解決。人工智慧的自動駕駛，現在的障礙恐怕並不是技術，而是經濟。最近二三百年，世界最大的技術突破通常都是在軍事領域，包括核技術、互聯網、衛星等等，都是先在軍事領域出現，然後才擴展到民用領域。在美國，全自動駕駛的車輛的大規模推進遇到兩個問題，其實都算是經濟問題。第一個就是如果出現交通意外，是車輛擁有人的責任，還是製造商的責任？如何判定？怎麼劃分這個法律責任？如果是製造商的責任，一個案子就可能把公司告破產了。美國第一款電動車，通用汽車的EV1，在1996年就設計出來了，結果到2002年的時候，公司決定把已經生產出的幾千輛全部銷燬，不許賣入市場，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設計不成熟，有電池發熱著火的可能性，一旦事故出現，被消費者告上法庭，可能要天量的賠償。
後來美國導演Chris Paine拍了一部紀錄片《誰殺死了電動車？》（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還獲獎了。紀錄片中還質疑當時的小布殊總統，懷疑布殊總統施加了壓力，因為布殊家族來自石油業。這裏面的邏輯很清楚，就是電動車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巨大的衝擊，這個衝擊體現在對石油業和傳統汽車業的衝擊上。
我們看到了這個衝擊現在在歐洲和美國都有體現，這就是所謂的叫做破壞性創造，就是一個新的創造是以破壞舊有秩序為代價的。實際上，越是重要的新創造，它對舊的秩序構成的破壞性和衝擊力就越大。其實我們當代現在面對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就是人工智慧的時代，對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的經濟和社會秩序都正在構成致命性的破壞。
郭君說，像蘿蔔快跑在中國直接上路，只是我們講的破壞性的開始，當然不只是的士的問題。的士司機在中國只有幾百萬，中國還有兩三千萬的送貨小哥，AI技術的車輛取代送貨小哥，影響的是幾千萬人的工作，就是幾千萬個家庭。很多專家都說技術的進步是不可能阻擋的，因為舊的工作沒有了，新的技術會帶來新的工作機會，理論上是這樣的。但新的技術是否對社會就業秩序構成致命的衝擊呢？關鍵還是它的發展速度。這就是經濟學中講的結構性失業。一方面很多人沒有工作，另一方面很多工作沒有人做。因為舊的產業下來的人，他未必能夠擔任新產業的工作，通常是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中國經濟發展其實就是一個例子，就是互聯網商業對傳統商業的衝擊。像阿里巴巴、京東這些網絡平台突破性的大增長，但代價是很多實體店倒閉。中國現在很多縣城經濟上基本是處於破產的狀態，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第三產業越來越重要的時候，我們看中小城市的商業是非常蕭條的，因為一家網店成功，大概有3家實體店倒閉，每一家實體店它背後都有一個或者兩個家庭，它們原本的生存就是依靠這個店，現在這些人都去送貨去了，那麼如果自動駕駛全面上路，這個衝擊可能比現在我們看到的會更大。其實除了的士、送貨小哥，還有貨車司機等等都會受到影響。取代的速度越快，它對社會造成的衝擊就越大。
郭君說，中共號稱是社會主義，其實是權貴資本主義，我們看到的還是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一種。所以呢，新技術對中國未來經濟的衝擊會更加的強烈。我們看到人類過去幾百年的發展，大家都關注技術的突破，但所有的技術突破其實都伴隨著社會體制的調整，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如果沒有社會體制的變化，只是技術的調整，結果一定是崩潰了。所以我覺得未來的競爭，不只是技術競爭，更是一個社會制度的競爭，是人類基本價值觀的競爭。
傑森在《菁英論壇》表示，人類正在被推著往人工智能方向走，在我看來，它不一定是人未來最幸福的一個方案。OpenAI的創始人，還有馬斯克都曾經提到，以後如果他的智能機械人開始工作了，那就不得了了，人類就不缺任何東西了。能源加上機械人能做所有的事情，以後大家可以選擇性地工作，想工作就工作，不工作，就拿一個政府發的基本生活保證費用等等，這是他們對於未來人類的一個構想。
傑森說，我們知道，光是吃喝這不是人類，人類有夢想、有創新、有希望，才能激盪人幸福地往前走。所以未來的人類在他們這樣的願景下都是很危險的。如何能保證AI技術不會徹底地改變人的生活方式，使人不會徹底地失去對於自己未來，還有在事業等各方面追求的機會，是擺在人類面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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