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君案（七）庭外聲明顯示認知差異巨大

在為期一周多的審訊過後，被控「外國代理人」的胡耀邦趙紫陽紀念基金會秘書長王書君案昨日（8月5日）進入了尾聲。檢方指控王書君多年來「過著雙重生活」，利用基金會接觸反共人士，並將情報秘密上報給中共國安部。

王書君和四名中國國安分別在香港和青島的飯局上認識。

王書君和四名中國國安分別在香港和青島的飯局上認識。（起訴書人物截圖、大紀元拍攝／大紀元合成）

然而，王書君的辯護律師則堅稱，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王書君「同意」在中國官員的指導或控制下從事相關活動。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書君在庭外分發給所有中英文記者的四頁陳詞，顯示他似乎生活在另一個現實中，與政府存在巨大認知差異。

助理檢察官Ellen Sise在結案陳詞中強調，諸多證據顯示，王書君自2006年（胡趙基金會成立當年）開始寫日記，向中共國安部報告民運和其他團體的動向，並聽從廣東國安賀峰、李明和青島國安紀杰的指示。例如，收集香港前支聯會主席何俊仁的想法；從中國回美國時，在JFK國際機場被搜出攜帶64名民運人士的電話名單；在FBI對他兩年多的調查中反覆改口。例如，2018年他說與中國政府官員沒有任何聯繫，後來被證明是假的。

Sise羅列了一些證據。例如，廣東國安李明（微信暱稱「唐長老」）通過微信指示王書君：「王教授，過幾天找機會聯繫何俊仁，打聽他對明年行政長官選舉的看法。」王回覆「OK」，兩天後回覆說他剛與何俊仁通了電話，「問了所有該問的問題，他都直截了當地回答」。李隨即指示王「寫在日記中」。王回覆，他會將「兩人之間的對話寫下來，你就一清二楚」。

再例如，他在日記中還涉及他對習近平訪美期間，大陸訪民可能攔截習之座駕的情況。他向民運圈的趙岩、中國訪民馬永田打聽情況，並向國安官員匯報了他的分析結果。

在給廣東國安賀主任看的一篇「威廉日記」中，王書君分析說：美國的這些民運老兵似已走到了「他們」的盡頭，「他們」無法與大陸來的人合作組織活動。至少到現在為止，我不覺得「他們」會有甚麼大的作為。

Sise指出，王書君在上述日記裏用了「他們」而不是「我們」，說明「他在監視民運組織，因為他在秘密為中國國安部工作。這些分析正是中共國安要的東西」。

王書君被指控四項罪名

王書君被控四項刑事罪名：隱瞞美國政府充當中共代理人，時間跨度從2005年持續到2022年，此外還被指控：非法使用身份資訊，向聯邦調查局提供虛假陳述等。

「非法使用身份資訊」指他於2019年4月從JFK機場入境美國時，被FBI發現他的黑色小本本上有多位中國官員的聯繫方式，還有64名民運人士的姓名和電話訊息，其中NY4HK負責人楊錦霞的名字旁備註「香港女」三字。楊本人在作證時表示，她沒有授權王將她放在該名單上，這對她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虛假陳述」是指王書君從2017年8月至2019年4月兩次面見FBI時，均否認他與中國政府的人有聯繫。當被警告做虛假陳述可能會面臨指控時，王書君依然提供不實資訊，直到2021年7月底臥底探員登門「釣魚取證」的兩周之後，FBI探員和他第三次面見並出示所掌握的證據後，他才終於承認。

辯方強調：王沒有意圖做代理人

辯方律師Zachary Margulis-Ohnuma在結案陳詞中，強調檢方沒有證明王書君有「意圖」作為代理人行事。扎卡里說，王提供的訊息沒甚麼質量，這就好比老闆叫你拿錢來，結果你遞給老闆一張紙，不能視為合作。

Zachary說，王書君僅僅是一名有記錄日記習慣的孤獨老人，他與FBI的交流有誤會：「王沒有接受特工培訓；沒有明顯的動機；檢方無法證明他收了國安機票錢；沒有證據顯示國安看了這些日記；FBI臥底探員假扮中國國安登門時，他沒有審查對方、對暗號；他沒有向國安報告FBI在調查他；他使用自己的電子郵件和微信，不是007特工。」

但是助理檢察官Sise反駁說，王書君從2016年到2021年多次往返中國達19次；他在FBI的臥底陳探員「釣魚取證」時說，「如果我被他們抓到和質問時，我就說這些日記的內容已在報紙上登過。」他並同意刪除部份日記內容以防美國方面的調查，「他的行為不是無緣無故的」。

Sise指出，隱瞞美國政府充當「外國代理人」的指控罪名成立，不需要被告與中國政府有一個正式的協議，也不必接受付款或補償。也不要求被告必須提供秘密或非公開資料。代理人（被告）在本質上不必是作為該外國政府的僱員行事，只要他知情並願意在外國政府的指示或控制下行事。例如，王書君對FBI臥底的陳探員說，他每個月寫兩三次王氏日記給青島的紀杰看，威廉日記給廣東的賀主任看。

王書君聲稱：指控「完全虛構」

但是王書君在向旁聽席上的中英文記者提供的書面陳述中，提出了與他自己的辯護律師不同的敘述。他聲稱，美國政府指控他為中共代理人「完全是虛構」，因為按照他的理解：「所謂『中共代理人』的理論定義是：把『中共』的理念、政策等等在美國傳播，比如，代理中國政府在美國宣傳習近平的『中國夢』、宣傳『一黨專政』。」

王書君進一步聲稱：「代理人是要有報酬、有工資、有活動經費的。相反，王教授從事紐約的民主運動，沒有任何形式的金錢利益。」

但是檢方明確說，作為「外國代理人」不必接受報酬，核心是「接受外國指示或在其控制下行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要求當事人向美國司法部進行詳細的註冊並定期提交報告，目的是讓外國對美國的秘密活動透明化。

王書君稱，他通過飯局認識了紀杰、賀峰與李明，他們都穿著普通便服，而非國安制服。即使FBI探員出示了紀杰等三名國安人員身穿制服合照的照片，他認為「也不能100%相信。在中國，借個服裝當道具拍照，司空見慣的事情。」

然而，呈堂證據顯示，王書君並不否認他們的官方身份。此外，他在提供給記者的口頭和書面材料中提到，他在2003年認識紀杰時，紀是一名警校畢業生。到了2010年左右，當他得知紀杰在青島國安局工作後，他向胡趙基金會的創會會長陳一咨報告了此事，當即得到陳會長的鼓勵，從而「增添大膽開創性工作的勇氣，因為體制內的人從來不是鐵板一塊。」陳一咨在2014年去世，記者無從核實真偽。

至於賀峰和李明，王書君說，由於女婿在香港經商，當香港世界華商投資基金會面臨欠款問題時，他的女婿臨時僱用了賀峰來追討欠款。王書君描述賀峰的身份變遷，稱賀峰曾是廣州農業銀行職員，追款期間是廣州國安局負責車輛戶籍等後勤的，後來成為國安局辦公室主任，而現在則是山東省濟南市建設委員會的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