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午夜前,美國迎回三名被俄羅斯扣為人質的美國公民。這是前蘇聯解體即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多年來西方與俄羅斯之間最大規模的換囚行動,互相交換的囚犯和人質一共24人,除了美國和俄羅斯之外,還涉及德國和斯洛文尼亞等另外5個國家。如此大規模的換囚談判是如何達成的呢?

獲釋的美國人質中有一名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埃文·格甚科維奇(Evan Gershkovich)。自從格甚科維奇在去年被俄羅斯秘密逮捕後,《華日》就在不停地跟蹤和報道要求俄羅斯釋放格甚科維奇採取的的方方面面的行動。

下面根據《華日》提供的訊息為讀者梳理一下這宗大規模換囚行動幕後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談判過程。

格甚科維奇去年3月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失蹤

今年32歲的格甚科維奇是新澤西人,他的父母是從前蘇聯逃亡出來的猶太人。格甚科維奇早年做過廚師,後來開始追求做記者的生活方式。2017年,他成為《華日》莫斯科分社記者而來到俄羅斯。

在2022年2月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後,格甚科維奇對於戰爭的報道挑戰了克里姆林宮的官方說法,那時開始有身份不明的男子在街道上跟蹤他。但是,俄羅斯外交部仍然不斷為他更新記者證和每三個月一次的簽證。

其它國際媒體的記者多數都陸續離開了俄羅斯。就在格甚科維奇被捕前幾周,另一家新聞機構的一名記者,在莫斯科的一個夜間遭到警察敲門,那位記者將公寓的燈熄滅,一動不動地坐在黑暗中,直到警察離開。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那位記者在一名律師的幫助下迅速逃離了俄羅斯。事後看來,那宗事件對格甚科維奇應該是一個警報訊號。

2023年3月29日,格甚科維奇在上午到達了烏拉山脈以東的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那裏距離莫斯科900英里(1,400多公里)。這是他在一個月內的第二次葉卡捷琳堡之行。他計劃在那裏採訪一位消息人士,以了解俄羅斯是如何以驚人速度翻新坦克並運往烏克蘭的。他們計劃於下午4點在列寧大道旁的牛排館Bukowski Grill見面。

在格甚科維奇到達葉卡捷琳堡後,一位同事給他發簡訊說:「嘿,夥計,祝你今天好運。」格甚科維奇回復說:「謝謝兄弟。我會讓你知道事情進展如何。」

但是自從那個時刻以後,格甚科維奇的同事們就再也沒有收到他的消息。

《華日》透露,該報自2023年初以來就一直在調查俄羅斯劫持人質事件,當時格甚科維奇就鼓勵他的同事調查俄羅斯總統普京以虛假罪名扣押美國人並將美國人作為人質進行交易的厚顏無恥之策略。

格甚科維奇被俄羅斯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2023年3月29日葉卡捷琳堡時間的晚上,格甚科維奇的手機仍然處於關機狀態。《華日》的出版人阿爾瑪·拉圖爾(Almar Latour)也獲知了格甚科維奇失蹤的消息。

華日工作人員從紐約、倫敦和華沙登入視訊通話,撥打在葉卡捷琳堡和莫斯科的聯絡人。

一位華日記者給一位保安經理發短訊詢問:「你和埃文有聯繫嗎?」這個時間是葉卡捷琳堡的晚上10點12分,美國華盛頓時間下午1點12分。

另一位記者設法聯繫到了格甚科維奇的預約車司機,那位司機又來到他早前來接格甚科維奇的公寓地址前,但發現只有黑黑的窗戶,他回答說:「讓我們祈禱最好的結果吧。」

還有一人多次打電話給格甚科維奇僱來幫忙安排一些採訪的當地記者,那位俄羅斯記者聽起來像是喝醉了,說起話來咕噥不清。

莫斯科午夜過後仍然無法聯繫到格甚科維奇後,華日致電聯邦政府聯絡人,並向國務院和白宮發送了照會。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回電時承諾說:「我們會讓他回來。」

同時,華日也在華盛頓時間下午6 點16分聯繫到格甚科維奇的母親艾拉(Ella),告訴她,她的兒子失蹤了。

在費城家中的艾拉立即驚呆了,她問道:「我該怎麼辦?」

艾拉是在蘇聯的列寧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長大的,現在有兩個孩子。她在震驚之餘開始瀏覽俄羅斯和美國的新聞來源,尋找線索。終於在費城30日的凌晨3點左右有消息傳出時,艾拉看到她的兒子是在葉卡捷琳堡的一家餐館被逮捕的,被俄羅斯官方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俄羅斯逮捕格甚科維奇前的人質策略考慮

在逮捕格甚科維奇的幾天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一處負責人弗拉季斯拉夫·門希科夫將軍(Gen. Vladislav Menschikov)向總統普京通報了拘捕計劃。

門希科夫曾經負責普京的核掩體,現在負責管理FSB的一個龐大部門,其中包括反情報行動部(DKRO),這是一個秘密單位,負責監視和拘捕美國人的行動。

該部門的官員會向普京發送有關外國記者到底在追蹤哪些故事的情報,這些情報被彙編成備忘錄給普京看,備忘錄標有「個人、秘密」字樣,其中會將他們不喜歡的報道文章描述為是美國精心策劃的「反俄羅斯行動」。

普京似乎在加大他與美國的政治賭注。

2018年12月聖誕節過後,FSB逮捕了前往莫斯科參加朋友婚禮的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員保羅·惠蘭(Paul Whelan),並指控他從事間諜活動。普京的外交政策顧問幾天後告訴美國大使,如果美國希望惠蘭回國,就應該釋放維克多·布特(Viktor Bout)。布特是一名俄羅斯軍火販子,於2008年在曼谷被美國緝毒局特工逮捕。

時任特朗普政府沒有理睬普京後,FSB於2019年8月又逮捕了另一名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員特雷弗·里德(Trevor Reed),罪名是襲擊罪。當時28歲的里德正利用暑假在莫斯科學習俄羅斯語和拜訪他的女友。里德曾在拜登擔任副總統時的大衛營警衛隊服役。

莫斯科希望用里德交換俄羅斯前空軍飛行員康斯坦丁·亞羅申科(Konstantin Yaroshenko)。亞羅申科是一名毒梟,於2010年被美國緝毒局逮捕。

當拜登上任美國總統後,他於2021年6月首次與普京在日內瓦舉行了世界矚目的美俄首腦峰會。普京提議雙方情報部門建立一個探索囚犯交易的管道,渴望解救美國人並同時緩解與俄羅斯緊張關係的拜登同意了。

接著,一位美國女籃WNBA球星格林納(Brittney Griner)於2022年2月在莫斯科機場被捕,她被俄羅斯指控毒品走私,因為在她攜帶的電子煙彈中被發現含有大麻油。

一個星期後,俄烏戰爭爆發,但是美俄換囚談判管道並沒有關閉。雙方的談判結果帶來兩次小規模的換囚行動。

2022年4月,美國用亞羅申科交換回了里德。同年12月,美國又用布特交換回了格林納。

普京想用美國記者換回被德國定罪的俄羅斯殺手

普京還想要通過人質換回另一名在德國服無期徒刑的俄羅斯殺手,58歲的瓦季姆·克拉西科夫(Vadim Krasikov),他被德國審判定罪為謀殺罪。

2019年,克拉西科夫使用「瓦季姆·索科洛夫」(Vadim Sokolov)的俄羅斯護照潛入柏林。然後,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有數十名公園遊客、服務員和附近一家餐廳的食客的注視下,他在一個操場附近射殺了一名車臣流亡者。然後當他摘下假髮並試圖騎著電動滑板車逃跑時被德國警方逮捕。

通常形象是禿頭和留著山羊鬍子的克拉西科夫在整個謀殺案審判過程中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也沒有告訴調查人員他的真實姓名,直到一位名叫克里斯托·格羅澤夫(Christo Grozev)的保加利亞調查記者幫助揭露了他的秘密。

普京得知消息後表示,兇手是自己犯案的,「出於愛國情感」。

自2021年以來,普京就一直在敦促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設法帶回克拉西科夫。兩人的關係看起來非常好,他們會一起去射擊場射擊。西方情報官員推測克拉西科夫曾是普京的私人保鑣。俄羅斯分析家懷疑,他們兩人的密切關係可以追溯到普京在家鄉聖彼得堡擔任副市長的時候。

克拉西科夫結過兩次婚,有三個孩子。他在莫斯科時的每月收入有1萬美元,外加商務旅行獎金——這是他給家人的說法。

2022年的換囚談判中,俄羅斯表示如果美國能讓德國釋放克拉西科夫,他們就會釋放惠蘭。白宮已將這個想法通知了柏林,但德美兩國政府似乎都不願意為一名普通的美國人質而釋放一名俄羅斯職業殺手。

2023年3月,就在華日記者格甚科維奇被逮捕前兩周,俄羅斯FSB局長亞歷山大·博爾特尼科夫(Alexander Bortnikov)告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普京仍打算用惠蘭來交換克拉西科夫。

接著,格甚科維奇很快就被俄羅斯逮捕了。拘捕成功後,FSB的門希科夫透過加密視訊直接向普京詳細通報了格甚科維奇被捕的情況。

FSB可能認為,如果拜登政府不想用惠蘭來做這筆交易,那麼也許他們會用美國一家大報的記者來交易。

拜登政府決定營救格甚科維奇 找到另一條路徑

在華盛頓,格甚科維奇的被捕案出現在拜登總統的每日簡報中,而CIA總部的分析師則對格甚科維奇進行了「股權檢查」,以確保他沒有以某種方式為美國政府工作。

檢測結果很快呈現「陰性」,兩周內格甚科維奇被正式列為「錯誤拘留」。這為CIA受理他的案件打開了大門,提供了透過政府網絡悄悄解決人質危機的機會。

白宮的難題在於,營救格甚科維奇是履行總統對一名被獨裁國家非法拘留的美國人的責任,但是同時又不能鼓勵獨裁者在某個地方繼續拘捕其他美國人。白宮先向克里姆林宮發出了一個直截了當的訊息:格甚科維奇不是間諜,必須立即釋放。

拜登的「人質事務總統特使」是羅傑·卡斯滕斯(Roger Carstens),他是一位前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又稱「綠色貝雷帽」)中校,經歷過六次戰爭的老兵,最早被特朗普總統任命擔任這個職務。他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在失蹤美國人的家屬中非常受歡迎,他們說服拜登總統繼續留任了他。

2023年4月,卡斯滕斯用另一個名字謹慎地在喬治敦的一家餐廳預訂了一張桌子,他到那裏會見了一位不同尋常的客人——保加利亞記者克里斯托·格羅澤夫——這位客人向他提出了另一種前進道路。

55歲的格羅澤夫是世界上調查俄羅斯秘密活動的頂尖調查員之一,就是他幫助德國在柏林謀殺案中揭露了克拉西科夫的身份。由於受到俄羅斯的通緝,他不得不居住在美國。

在那家餐廳會面時,格羅澤夫用一張餐巾紙給卡斯滕斯列出了一份兩欄的俄羅斯囚犯名單,表明美國可以用這些人來交換格甚科維奇和惠蘭。但是,格羅澤夫指出,如果要讓德國政府釋放殺手克拉西科夫,那必須要以俄羅斯最著名的異見人士阿列克謝·納瓦尼(Alexei Navalny)作為交換。

納瓦尼身材高大英俊,有著明亮的藍眼睛,他是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在德國被認為是民間英雄。納瓦尼敢於揭露普京的個人財富和政治腐敗。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納瓦尼揭露普京在黑海沿岸有價值12億美元的秘密宮殿,超過四分之一的俄羅斯成年人看過這段影片。普京對他討厭至極。

2020年,納瓦尼遭到投毒,他因神經毒劑中毒而陷入昏迷。德國政府幫助他離開俄羅斯,並挽救了他的生命。之後,納瓦尼堅持回到俄羅斯再次加入抗爭。但是,普京政府也在2021年1月再次將納瓦尼投入監獄。

大約一個月前的2023年3月,格羅澤夫憑藉《納瓦尼》一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荷里活名流們為納瓦尼歡呼雀躍。

格羅澤夫向卡斯滕斯解釋說,有一條路可以走,柏林會為了換回這位玩命的異見人士而願意釋放克拉西科夫。餐巾紙上的其他俄羅斯囚犯可以與美國人質打包成一筆大交易。

就在格甚科維奇被捕後不久,Google前行政總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也與拜登總統通話,向拜登解釋了德國會願意換回納瓦尼的換囚可能。

德國政府左右為難 但給出了可能性

卡斯滕斯將格羅澤夫的想法轉達給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

沙利文聯繫了柏林同行普洛特納(Jens Plötner),討論交換納瓦尼的想法。普洛特納警告說,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會對釋放一名普京的職業殺手的先例感到震驚;德國司法、情報和執法官員也會同樣感到厭惡;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的民調支持率很低,通貨膨脹率很高,他的政治聯盟也很脆弱。但是普洛特納向沙利文承諾會將這個想法提交給朔爾茨。

2023年4月,朔爾茨就在總理辦公室與他的高級助理們討論了這個問題。朔爾茨表示,為納瓦尼而釋放克拉西科夫在政治上會很困難,但對他個人而言,這也是有可能的。

2020年,朔爾茨曾與納瓦尼會面和握手,當時納瓦尼剛從神經中毒中倖存下來,還在學習說話和走路,但已經發誓要返回俄羅斯再與普京當面較量。朔爾茨後來稱讚納瓦尼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

然而,釋放克拉西科夫將意味著讓朔爾茨推翻自己政府的反對換囚的法律意見。柏林需要一個政治掩護——讓美國出面向德國提交換囚的正式請求。同時,為了維持討價還價的實力,也不讓俄羅斯知道德國對於釋放普京的殺手的態度是甚麼。

很快,朔爾茨的幕僚長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在距離柏林謀殺案現場約一英里的辦公室會見了一群《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和編輯,並向他們轉達了這一訊息:「這對我們來說可能並不容易,但這也是可能的。」

格甚科維奇在俄羅斯監獄中的生活

格甚科維奇從俄羅斯監獄中發出的第一封信於2023年4月寄達給她的媽媽艾拉,共兩頁,是手寫的俄文。

他寫到:「媽媽……我正在嘗試寫作。也許我最終會寫出一些好東西。」

在信末他寫到:「直到我們很快見面。寫信給我。」

關押格甚科維奇的Lefortovo監獄坐落在莫斯科郊區一條林蔭大道旁的一棟淡黃色建築群內,由FSB管理。這座監獄因在史太林時代折磨過成千上萬名「國家敵人」而臭名昭著。

格甚科維奇每天被單獨監禁在一間9呎x12呎(2.7米x3.6米)的牢房裏,每天23個小時,這是為了讓他感到完全孤獨。監獄走廊裏安靜得令人不安,只有偶爾聽到警衛鑰匙的叮噹聲和開關牢房門的聲音。

格甚科維奇被禁止會見美國大使館官員,但他可以發出和接受經過審查的信件從而與外界保持聯繫。朋友們寫信給他打氣,還給他寄了一些他沒有的東西:乾燥食品、咖啡和糖。一位在非洲被拘留過的記者給他寫下寶貴建議:永遠不要吃腐爛的食物,養成規律的生活習慣,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保持空間乾淨整潔。

每天有一個小時不在牢房時,是格甚科維奇被叫到首席調查員阿列克謝·希日尼亞克(Alexei Khizhnyak)的審訊室裏接受審訊。這位FSB審訊員也審問過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員惠蘭。惠蘭表示在他的審前調查期間,希日尼亞克曾威脅要殺死他。

希日尼亞克隔著一張T形木桌審訊囚犯。經過多次審訊後,希日尼亞克和格甚科維奇也會聊到足球和文學。格甚科維奇了解到,希日尼亞克是英超球會利物浦隊的球迷。

在牢房中,格甚科維奇閱讀了蘇聯戰地記者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的二戰史詩《生命與命運》和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艾拉每周都會給兒子寫信,給他講述他們家上幾代人在經歷俄羅斯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反猶太主義時期的家族歷史。她給兒子寫道:「現在輪到我們了。」

格甚科維奇的母親為救兒子不惜「深入虎穴」

格甚科維奇的母親艾拉幾乎與普京在同一時期、同在列寧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長大,她的母親是猶太人,曾在波蘭擔任戰時護士,幫助治療大屠殺倖存者,她的父親是一名蘇聯軍醫,於1945年隨蘇聯軍隊進入柏林。

在兒子埃文·格甚科維奇被捕後,她就和丈夫米哈伊爾(Mikhail)一起閱讀了所有關於前海軍陸戰隊員保羅·惠蘭和籃球女運動員布蘭妮·格林納的案件資料,當時惠蘭仍被關押在莫斯科以東某處監獄中,而格林納已被換回。

艾拉記錄下所有可能會幫助到她的人的聯絡方式。在她的研究中,她也注意到在柏林被定罪的一名俄羅斯殺手的名字——瓦季姆·克拉西科夫。她感到克拉西科夫似乎與普京關係密切,這讓她不禁想到:埃文被帶走是為了把他換回去嗎?

去年4月,在白宮記者晚宴上,她衝到拜登總統面前,抓住他的手,懇求他說:「你是唯一能帶我兒子回家的人。」

去年6月,艾拉和丈夫米哈伊爾前往莫斯科參加兒子的上訴聽證會,儘管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警告他們也有可能被捕的風險。

在莫斯科的法庭上,兒子埃文站在一個玻璃籠子裏,艾拉看到兒子在籠子裏踱步,咬著嘴唇,很是緊張。

法庭攝影機捕捉到母子倆的一段簡短對話,母親告誡兒子在信中寫東西要多加小心,而兒子則歪著頭笑對母親。

為了證明兒子的良好品格,從小就聽著蘇聯秘密警察的故事長大的艾拉同意接受審訊。她在她的綠色開衫上別了一個寫有「釋放埃文」字樣的大徽章,然後她被護送到審訊她兒子的審訊者希日尼亞克的辦公室。

希日尼亞克坐在一張T形桌子後面,漫無邊際地向艾拉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先問道:「你的頭部有沒有受傷?你吃藥了嗎?」

這樣過去4小時15分鐘後,希日尼亞克才開始進入關於埃文·格甚科維奇的正題。希日尼亞克說,這名記者為美國政府工作,他在大學時被招募為間諜。艾拉反駁說,不,他不是。

有一個時刻,艾拉被一種她大約40年沒有聞到的氣味分散了注意力,那是蘇聯時期流行的椰菜湯的味道,當時需要配給才能得到。她問過希日尼亞克後得到證實,確實是椰菜湯,那是她兒子的午餐。

當艾拉從監獄出來時,米哈伊爾說她在裏面太久了,他都擔心她會被捕了。

在登上從莫斯科飛回美國的航班前,這對夫婦被俄羅斯海關官員攔住,要求他們上交護照。然後,他們的俄羅斯簽證被取消。一名官員揮手打發他們走:「回紐約去吧。」

普京給出報價

2023年12月,自俄烏戰爭後鮮少接受採訪的普京終於願意在年終記者會上面對媒體。會議主持人承諾會「進行直接、誠實和公開的對話」。

數百名記者在空中揮舞著自己的標牌,希望能得到提問的機會,但是克里姆林宮已經提前篩選並批准了一些實際是奉承的問題。不過,《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還是設法提出了一個未經批准的問題:「為甚麼埃文還沒有被釋放?」

普京首先回應說,他不知道這名記者的事。他還反問道:「你的同事來自奧地利機構嗎?」

然後,普京針對拜登政府發出了一條神秘的訊息,他說:「我希望我們能找到解決方案。但是我再說一遍,美方必須聽取我們的意見並做出適當的決定。這也適合俄羅斯方面。」

柏林和華盛頓顯然都明白了普京的潛台詞,他在公開表示,他希望要回他的殺手。

當沙利文再次詢問德國同行是否可以將克拉西科夫列入談判桌上時,他得到的回覆是:還不能。

但是在柏林,朔爾茨開始採取行動,他告訴內閣成員,他最終會收到美國的正式請求,討論涉及克拉西科夫的換囚交易,無論他們有甚麼疑慮,他都將承擔責任。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擔心釋放克拉西科夫會招致普京和其他獨裁者劫持更多美國人質,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說服她相信道德邏輯。

2024年1月,艾拉飛往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見德國總理朔爾茨的幕僚長施密特,尋求幫助說:「你有鑰匙。」施密特先是保持沉默,然後承諾會提供幫助。

同一天,朔爾茨和拜登透過電話談到會在白宮會談時討論此事。

2月2日,朔爾茨對拜登說:「為了你,我會這樣做。」

卡爾森採訪普京 欲帶格甚科維奇直接回美

就在柏林和華盛頓在討論換囚協議如何運作時,莫斯科正在準備接待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美國著名記者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

這位前霍士新聞主持人當時正在為他自己的社交媒體清談節目敲定採訪普京的條款。卡爾森告訴普京的助手,他計劃在採訪普京時當場請求釋放埃文·格甚科維奇。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會用他的飛機直接帶埃文回家。一位與普京關係密切的官員告訴卡爾森,這會是一個「好主意」,並可能會產生積極的回應。

在和普京兩個小時的談話即將結束時,卡爾森提出了他關於格甚科維奇的想法:「這傢伙顯然不是間諜,他只是一個孩子。」

「作為交換,他被扣為人質……也許這樣做會貶低俄羅斯。」

普京表示反對,然後他首次公開具體說明了他想要的回報人選是「一個在美國盟國服刑的人」。普京說這話時,身體前傾,眉毛拱起。

採訪結束後,普京帶著卡爾森參觀了克里姆林宮,直到臨近午夜時分。卡爾森再次提起為甚麼普京不願意釋放格甚科維奇的話題:「你為甚麼要這樣做?⋯⋯這傷害了你。」

普京抱怨問題出在華盛頓。他說,俄羅斯已經明確表達了對釋放這位記者的要求。普京感嘆美國沒有採取更多措施。

2月8日,卡爾森與普京的訪談節目正式播出,當天的觀看次數就達到了2億次。

2月9日,朔爾茨飛抵華盛頓,直接前往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沒有記錄員,也沒有助手。朔爾茨與拜登單獨進行了長達一小時的會面結束時,兩國領導人正式同意:兩國將探索把克拉西科夫作為一項換囚協議的核心,該協議將釋放包括納瓦尼、格甚科維奇和前海軍陸戰隊員惠蘭在內的眾多人質與囚犯。俄羅斯還會得到其在斯洛文尼亞和挪威關押的間諜。

納瓦尼突然離奇死亡

2月16日,來自美國及其北約盟國的政府首腦、高級安全顧問和情報負責人抵達慕尼黑安全會議,這是在德國巴伐利亞舉行的年度聚會。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會向斯洛文尼亞官員通報關於這項換囚協議初期階段的情況。

FBI局長雷伊(Christopher Wray)也聽取了有關即將到來的換囚交易的簡報,他將與西方國家的情報負責人舉行會談。

格羅澤夫當時也在慕尼黑城裏會見德國官員,以了解即將達成的協議的輪廓。與他在一起的還有納瓦尼核心圈的成員,他們時而為他的即將獲釋感到興奮,時而也擔心普京可能在最後一刻謀殺他。卡斯滕斯沒有正式出現在與會者名單上,但他也在慕尼黑,在會場邊舉行會議以推動事情進展。

就在西方情報負責人們剛剛開始一個工作午餐會時,桌上的電話鈴開始響起,電話那邊傳來的消息是:納瓦尼在俄羅斯西伯利亞「極地狼」(Polar Wolf)戰俘營突然去世,享年47歲,死因不明。克里姆林宮沒有解釋死亡原因。

布林肯的工作人員爭先恐後地找到納瓦尼的遺孀尤利婭(Yulia),與她進行了一場令人心碎的會面,然後到大會廳發表聲明。尤利婭一直在慕尼黑謹慎地推動釋放丈夫的最終協議細節,現在她不得不傷心地在全世界媒體面前向納瓦尼致悼詞。

她說:「我希望普京、他的整個隨從、普京的朋友、他的政府知道,他們將為他們對我們的國家、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所做的事情承擔責任,而且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隨後,格羅澤夫和卡斯滕斯坐在會議外的一家咖啡館裏,哀悼納瓦尼的去世。他們都在自責,如果能早點達成協議,納瓦尼也許就能活著獲得自由了。

普京後來也首次公開提到納瓦尼的名字,並稱納瓦尼的死亡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件。普京說:「不幸的是,無論發生了甚麼,都發生了。這就是生活。」

開始新的談判

艾拉和米哈伊爾在趕往華盛頓參加白宮關於釋放他們兒子的情況簡報會途中,看到一連串的短訊消息:換囚交易的核心人物納瓦尼已經去世了。艾拉很震驚,但她不能讓自己絕望。

在白宮會議上,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低著頭,避免和艾拉有目光接觸。他仔細斟酌每一個字,向艾拉和米哈伊爾解釋說,他一直對涉及納瓦尼的交易能否成功持懷疑態度。但他說,可能性並沒有消失,德國已經同意參加,「我能看到有一條路」。

在世界舞台上,拜登、朔爾茨和歐盟領袖都在譴責普京。在CIA,情報官員和分析人士在試圖弄清楚納瓦尼死亡事件對換囚交易意味著甚麼。

拜登政府對於是否以及如何繼續推動這筆交易存在分歧,迅速重返談判桌可能會讓美國看起來過於渴望達成協議。此外,美國是否也需要給德國一些時間。

到了5月,德國聯邦情報局開啟了自己與俄羅斯的談判軌道,引入了他們自己的規定:如果要釋放克拉西科夫,柏林將希望交換儘可能多的政治犯和在俄羅斯面臨嚴厲判決的德國人。

當月,艾拉參加了她的第二次白宮記者會晚宴,並再次加入了與拜登的握手行列。事前,艾拉已經得到卡斯滕斯辦公室的一名官員的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再向拜登傳遞一個重要訊息。

在和拜登握手的幾秒鐘時間裏,艾拉對拜登說:「我們需要更多。你能打電話給朔爾茨總理嗎?」拜登表示,他已經做出了這個決定。布林肯站在拜登旁邊,低下頭溫和地澄清說,他們會打電話。拜登也在與下一個人握手之前對艾拉說:「我保證,我保證,我保證。」

兩天后,拜登致函朔爾茨,這是一份正式請求,為朔爾茨提供了正式達成換囚協議所需的政治機制。

朔爾茨的幕僚長施密特說:「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

換囚談判在美國政治地震中繼續進行

6月和7月,美國情報官員在幾個中東國家的首都與俄羅斯同行會面,德國談判代表也舉行了他們自己的會議。在華盛頓,沙利文也在忙於達成協議。

此時,美國民主黨人爆發了一場公開的爭議,希望拜登結束連任競選。拜登在華盛頓主持了7月的北約峰會,希望自己精彩的表現能平息黨內疑慮。

在北約峰會上,沙利文抓住機會與歐洲盟友私下交談,美國要求他們釋放俄羅斯間諜。他對一個代表團說,「我們幾乎快做到了,你們做得非常出色」,計劃已經制定好,就準備「實施」了。

北約峰會結束兩天后的7月13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一次大型競選集會上遭到槍手刺殺,子彈擊中了他的耳朵,離他的頭骨只有四分之一吋(大約6毫米)的距離。然後,耳朵上戴著紗布的特朗普在7月15日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正式選為2024總統大選的共和黨總統提名人。

接著,拜登在7月17日確診新冠病毒(COVID-19)檢測陽性,他回到特拉華州的家中進行了自我隔離。

此時,斯洛文尼亞還需要完成最終的法律安排,以遣返被扣留的俄羅斯間諜,時間已經不多了。7月21日,拜登打電話給斯洛文尼亞總理羅伯特·戈洛布(Robert Golob)推動事情進展,拜登還若有所思地說道:「我真的有必要去趟斯洛文尼亞。」大約一個小時後,拜登宣布退出總統競選。

最終達成的換囚協議在規模和複雜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包括格甚科維奇和克拉西科夫,還有另外兩名被俄羅斯監禁的記者、俄羅斯政治犯、四名德國人,以及在斯洛文尼亞、挪威和波蘭秘密關押的俄羅斯間諜。

CIA局長伯恩斯親自飛往安卡拉——那裏是換囚地點——與土耳其情報負責人討論後勤問題。

與此同時,各方也都明白與俄羅斯的協議會很脆弱,一次錯誤的洩密就可能會毀掉整個協議,必須萬無一失。

「不要告訴任何人」

當艾拉再次與沙利文會面時,沙利文看著她的眼睛,她知道換囚交易迫在眉睫了。當俄羅斯突然將她兒子的審判進程加快到三天時,她更明白了。

7月19日,艾拉徹夜未眠,直到看到兒子被定罪後的第一張照片傳出來。埃文被剃光了頭,他被法官判處16年徒刑。然後,埃文透過律師向他的母親轉達了一個笑話:他原以為會更長。

俄羅斯聯邦與這位華日記者簽署了最後幾項協議:埃文將被允許帶走他在拘留期間寫下的文件、信件以及他準備寫成一本書的材料,但是首先,埃文需要在一份打印好的書面文件上簽字,請求普京總統的寬大處理。

8月1日華盛頓時間上午10點30分,艾拉抵達白宮,與拜登總統舉行緊急會議,這是她兒子被俄羅斯拘留的第491天。艾拉被告知要帶上她的丈夫米哈伊爾和女兒丹妮爾(Danielle)。最後一條指示非常嚴格:「不要告訴任何人。」

5,000英里(8,000公里)之外,埃文·格甚科維奇離開俄羅斯監獄,乘坐一架圖波列夫-204型(Tupolev-204)政府飛機飛往土耳其機場。

與此同時在整個歐洲,不同的飛機在運送不同的人物,湊成了一幅換囚拼圖:包括惠蘭在內的另外兩名美國公民、一名美國綠卡持有者,4名德國人和8名俄羅斯政治犯離開俄羅斯。另一個方向是,普京也得到了德國釋放的殺手克拉西科夫,斯洛文尼亞釋放的兩名俄羅斯間諜,挪威和波蘭釋放的各一名俄羅斯間諜,以及美國釋放的3名俄羅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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