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醫生兼科學家表示，2000年代初爆發的SARS（沙士）疫情，讓中共知道了病毒的威力，並開始將之用作武器。

史蒂芬‧奎伊（Steven Quay）博士曾任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教師、現任阿托莎治療公司（Atossa Therapeutics）行政總裁。他對《大紀元時報》說：「他們（中共）開始將其（病毒）視為潛在的生物武器。」

奎伊特別擔心武漢病毒研究所等機構對尼帕（Nipah）病毒（註：一種人畜共患病毒，即可從動物傳播給人類的病毒）的高風險研究，因為該病毒更致命。

「如果你能在釋放病毒前，為本國民眾研製出疫苗……你就能達到真正不同的效果。」他說，這是一種武器。

奎伊說，有證據表明，中共正在從事尼帕病毒研究，其中包括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數據。

尼帕病毒致死率極高

尼帕病毒可從蝙蝠或豬等動物傳播給人類，致死率高達40%至75%。已知有幾宗尼帕病毒疫情，均發生在亞洲。

奎伊說，如果能讓尼帕病毒輕易地人傳人，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馬利蘭州華特里德（Walter Reed）陸軍醫院前病毒學實驗室主任肖恩‧林（Sean Lin）博士表示，他對中共專注於研究尼帕病毒感到擔憂。

他說，感染尼帕病毒的人，可能出現神經性綜合症和嚴重腦損傷，但不會立即死亡，「因此，該病毒更可能從受感染的宿主身上進一步傳播」。

「它可能是一種更好的生物武器。這就是中共對尼帕病毒非常感興趣的原因。」他說。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將尼帕病毒列入潛在生物恐怖主義病原體名單，並建議美國政府高度重視該病毒。

相關證據

奎伊對武漢病毒研究所參與高風險尼帕病毒研究的結論，基於該所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中包含的原始數據。

他說，該論文研究2019年12月的早期COVID-19患者，但原始數據中含有20個意外項目，原因是與其它研究產生了交叉污染。

對於其中的19個項目，比如金銀花基因（抑制病毒）等，奎伊能找到該所發表的相應研究論文，只有尼帕病毒，他沒能找到相關的論文。

「它們不僅是病毒碎片，而是具備了傳染性克隆模式。」他說。

他解釋說，這些尼帕病毒帶有合成生物學「手柄」，可以「移動基因」。「這些手柄通常用於製造傳染性克隆。這完全違反了所有生物武器公約。」

2019年3月，加拿大的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ML）把尼帕病毒和伊波拉病毒株運去武漢病毒研究所。

奎伊說，他後來發現，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發現的尼帕病毒是孟加拉毒株，和加拿大送去的是同一類。

「我花了大約三小時梳理兩者的基因組，以確定它們是同一毒株，結果發現確實如此。」他說。

另一個證據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麗在當年12月9日至11日於新加坡舉行的尼帕病毒國際會議上發言，展示了中共參與尼帕病毒研究的情況。

負責監管國家微生物實驗室的加拿大公共衛生局（PHAC）此前向《大紀元時報》表示，運去武漢的尼帕和伊波拉病毒株，是按照適當的程序和協議進行的。

不過，肖恩‧林博士說，西方不應像對待其它學術機構一樣對待中國的研究中心，因為它們受中共軍方控制。

「在中共的軍民融合機制下，許多科研機構很容易與軍事任務相結合。」他說。

「積極測試」

2012年，中共報告了南部礦工感染類似尼帕病毒的病例。該病毒被命名為墨江病毒，以該礦所在地雲南省墨江縣命名。

2013年，石正麗在同一礦井中的蝙蝠身上，發現了冠狀病毒RaTG13。林博士說，RaTG13與導致COVID-19疫情的SARS-COV-2病毒非常接近。那時，中共當局阻止外國科學家和記者對該礦井做進一步調查。

2022年，在山東和河南省，發現了另一種亨尼帕病毒（Henipavirus），即琅琊病毒。林博士說，該病毒與墨江病毒最為接近。

研究該病例的中國科學家，在《紐英倫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該論文稱，在35名感染琅琊病毒的患者中，有9人還檢測到了其它病原體，包括漢坦病毒（Hantavirus）和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徵病毒（SFTSV）。林博士說，在小樣本中同時發現這三種病毒，非常罕見。令人關注的是，這些病毒非常致命，但卻沒有一名患者因感染而死亡。

「我的懷疑是，中共正在對不同的罕見病毒進行實地測試，看看哪種病毒能夠在動物中傳播，然後傳播給人類。因為人類同時感染兩種或三種罕見病毒的情況非常罕見。」他說。

令林博士進一步加深疑慮的是，上述論文的主要作者，來自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我認為，中共正在積極測試不同版本的亨尼帕病毒，以查看此病毒是否能進一步適應人類感染。」他說。

高風險病毒能「終止文明」

奎伊說，14世紀爆發的黑死病，使歐洲的發展倒退了250年。

他說，在現代社會，如果一場瘟疫導致大量人口死亡，關鍵食品和能源供應鏈斷裂，交通運輸受阻，警察、消防和醫院服務喪失，「文明就會終止」。

奎伊說，致死率50%或更高的病毒，就可能導致此結果。尼帕病毒的致死率在40%到70%之間。

他說，自COVID-19爆發以來，越來越多國家建立了病毒實驗室，加劇了人們對高風險研究引發疫情的擔憂。

他說：「全球從事此類危險工作的實驗室，增加了50%，其中超過一半位於聯合國定義為政治不穩定的國家。」

林博士也表示擔心。他說：「隨著生物技術、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人們正在進行越來越危險的實驗。」

「我們需高度警惕新興病原體的危險。」他說，「一方面是自然界中更頻繁出現的新興病毒；另一方面是中共或其它恐怖組織對生物武器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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