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話】吳惠林｜傑出華人經濟學家蔣碩傑｜大紀元時報香港

巨星殞落

台北時間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由美國傳來蔣碩傑教授已於十月二十一日晚（美國時間）病逝芝加哥的消息，隔天台灣各大媒體即以顯著篇幅報道，並連續刊出悼念文章，推崇、惋惜之聲此起彼落，而十一月十六日於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行的追悼會，更是冠蓋雲集，各界人士由衷悼念這位自由經濟鬥士及導師。

對於這一位執著一貫理念、且能不計毀譽的學者，我們當然對其心路歷程深感興趣，更想知道他為何得以參透並揭穿凱因斯理論的謬誤。尤其，在全球的經濟學界，能佔一席之地的華人經濟學家並不多見，蔣碩傑先生卻毫無疑問的，是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他的文章多次出現在國際第一流的專業雜誌上，成為無數後學者必讀的經典之作，也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之一；因此，更加強我們想了解他的期盼。底下先由蔣碩傑的生平及求學過程談起，再看其學術貢獻，最後談談他給我們的啟示及個人的一些感想。

蔣碩傑的生平及求學過程

蔣碩傑先生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生，祖籍湖北省應城縣，幼年在中國大陸接受小、中學教育，一九三三年留學東京，陰錯陽差的進入慶應大學經濟學系就讀。中日戰爭爆發後返回大陸，一九三八年轉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次年發生歐戰，倫敦政經學院遷至劍橋，借劍橋大學園地開課，蔣碩傑也因而得以兼聽到劍橋教授的課。一九四一年得到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學士」，一九四五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以該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獲得該校之「赫其森銀牌獎（Hutchinson Silver Medal）」。一九七五年再憑其歷年發表之著作，榮獲「科學博士」（D. Sc.）學位，一九八五年更獲選為倫敦政經學院之「榮譽院士」（Honorary Fellow of L. S. E.）。

一九四五年蔣碩傑先生學成回國後，恰逢抗日戰爭結束，被張公權先生延攬至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任調查研究處處長。不久因東北局勢逆轉，乃離瀋陽赴北平，承胡適先生延聘至北大任教，並先後在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兼課。直至北平撤守，乃於一九四八年輾轉至台灣大學擔任教席。次年應聘就職於國際貨幣基金（IMF），一九五四年應台灣政府邀請，由國際貨幣基金借調來台數月，任行政院經濟顧問。也就在那時，受知於尹仲容先生，才對台灣經濟產生深遠影響，而在一九五八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六〇年離開國際貨幣基金，赴羅徹斯特大學任教，一九六九年再轉至康乃爾大學，直至一九八二年退休。其間，曾於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任台灣經濟研究所（即現今台灣經濟研究院）所長。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斷交後，中華經濟研究院於一九八〇年籌設，蔣碩傑應聘為籌備處處長，一九八一年中華經濟研究院正式成立，蔣碩傑擔任院長，迄一九九〇年轉任中經院董事長。一九九二年底因病赴美就醫，於一九九三年七月辭卸中經院董事長，十月二十一日病逝於美國芝加哥。在美國任教期間，蔣碩傑就時常利用假期來台，以備政府財經當局之諮詢；同時也多次邀請國際知名經濟學家來台講學，而且協助台灣大學設立經濟學博士班，對培育人才有所貢獻。

蔣碩傑在倫敦政經學院求學時，受到三位老師的影響最大，一為羅賓斯爵士，奠定其正確的經濟學基本觀念；二為羅伯森（D. H. Robertson），雖然蔣先生是在寫完博士論文後才聽到他的課，但由羅伯森的書得到很大的啟示，也促使蔣先生堅信貨幣理論的流量（flow）分析法優於存量（stock）分析，而也由於羅伯森的影響，蔣碩傑全力轉向貨幣方面的研究，我們由蔣碩傑聲稱自己屬於羅伯森學派，就可得知羅伯森應是影響他最深的了，而蔣碩傑之所以不遺餘力的批判凱因斯理論，也是相信羅伯森理論的緣故；第三位對蔣碩傑有所啟發的是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他也是蔣碩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在倫敦政經學院搬至劍橋上課的那段期間，蔣碩傑參與劍橋大學老師的課，也因而對於凱因斯學說有直接而充份的了解。凱因斯的那本鉅著《一般理論》，是蔣碩傑在一九四〇年大二暑假到威爾斯逃避轟炸時看的。在看完該書時，對書中的新穎看法極有興趣，也仰慕凱因斯，再加上在劍橋聽了許多關於凱因斯理論的課，曾有一度對海耶克的主張懷疑。但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反而認為凱因斯理論大有問題，於是成為日後抨擊凱因斯理論的根源。

蔣碩傑在當研究生時，就表現得極為出色，在完成博士論文前，就已在有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三篇論文。第一篇是批評凱因斯關於人口成長和經濟增長的論文，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於《經濟期刊》；第二篇討論股票投機與所得水準的關係，是批評凱因斯學派健將卡爾多（N. Kaldor）見解的，刊登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經濟期刊》上；第三篇則指出庇古這位福利經濟學的創始者的《就業與均衡》一書中關於實質工資和就業的相對變動的一項錯誤，並提出改正方法，刊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份的《經濟學雜誌》（Economic Journal）上。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景氣循環和邊際利潤的波動」，是海耶克向他建議的。蔣碩傑以英文寫作並發表於著名學術刊物的論文共計四十餘篇，主要的貢獻在貨幣理論和國際金融方面。下面一節就扼要介紹蔣先生在這兩個領域的主要貢獻。

蔣碩傑在貨幣理論和國際金融的學術貢獻

一九四三年，蔣碩傑還只是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班二年級研究生時，就已發現凱因斯所提倡之投機性貨幣需求理論，實際上只是短期金融資產與長期債券間之投機性套利理論。此種投機行為並不能（如凱因斯所云）使整個利率結構喪失彈性，而只能使長期利率比短期利率較少波動而已。至於短期利率，則將因投機者將長期資金市場中之過剩需求（或供給）轉移至短期市場，因而使短期利率變幅更為擴大而已。但同時因各國中央銀行多不願見本國貨幣市場利率變幅太大，因此每自認為有責任出面干涉，將其平穩。於是多頭投機者轉至短期市場之過剩需求，就能被央行以增加貨幣數量所供應，因而引起國民總支出之膨脹。反之，空頭投機者將其自長期資金市場吸收來的過剩資金，轉至短期市場時，亦每被銀行吸入而不再放出，因而導致國民總支出之收縮；絕非投機者自己將資金吸入其自己之投機性現款帳（speculative cash balances）內。故對國民支出（亦即國民所得）之波動應負責任者，實係錯認穩定短期利率為己責之中央銀行，並非投機者之過也。

蔣碩傑隨後又於一九五六年指出，凱因斯在一九三七年承認自己忽略了「融資性的貨幣需求」（finance demand for cash balance）的自白，暴露了他的流動性偏好理論的邏輯上缺失。此項缺失並非僅僅以將「融資性貨幣需求」加入於貨幣平衡等式之需求方式即可解決者。因為凱因斯於其承認〈融資性的貨幣需求〉一文中，顯然說明此項「融資性的貨幣需求」非如一般凱因斯學派之所述，乃「賺得之收入」（earned income）之函數，而應列為「計劃中之本期總支出」（aggregate planned expenditures）之函數。此項忽略，使凱因斯理論不能獲得正確之結果，倘吾人能將融資性貨幣需求補入，並確認其為本期計劃中之總支出的函數，則凱因斯的「流通性偏好利率理論」，亦可如「可貸資金理論」同樣得到正確之結論。

一九八〇年蔣碩傑又重新申論羅伯森之可貸資金理論，並指出流量分析優於凱因斯之流動性偏好理論存量分析之理由，而且也順便闡述當時弗利曼教授持以批評凱因斯之貨幣理論，反不如羅伯森理論之合理。蓋因弗利曼教授一面批評凱因斯之貨幣理論，一面又採納其存量分析方法；結果不免將「融資性的貨幣需求」遺忘而產生邏輯上的錯誤。

蔣碩傑在貨幣理論上之其他貢獻

一、以存貨理論（inventory theory）作基礎，推演出「預防性貨幣需求」（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money）之新理論，並由之推論該項需求函數之決定因素及可能之彈性（一九六九）。

二、對當時流行之資產配置理論（asset allocation theory）之基礎，即「預期平均收益」（expected mean rate of returns）及其「變異數」（variance of expected returns）的分析法加以批判，並闡述其不足以說明何以會產生資產性貨幣需求（asset demand for money）之理由（一九七二）。

三、提出一套完整的遠期外匯匯率理論，亦即將國際貿易中所產生之保險性的外匯期貨買賣、國際利率差額套利行為所產生之期貨買賣，以及純投機性的期貨買賣三者，都包含在內的外匯期貨交易之綜合理論。說明期貨匯率如何決定，其與現貨匯率之關係如何，政府對期貨匯率干預之影響如何等複雜問題（一九五九）。

四、建立一外匯投機理論，以及國際間資金流動之理論，將其中可持續之資金流量與暫時性的資產轉撥加以區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並說明這兩種資金流動對國內外利率差額變動之反應迥然不同。故在政策決定中不可不注意。

五、對當代以貨幣供需來說明國際收支的理論加以批判，並指出將所謂Walras’Law胡亂應用於貨幣供需上之錯誤（一九七七，一九八五，一九八六）。

六、將Markov Chain方法應用於貨幣供給之決定過程上（一九七八）。

除了在上述貨幣理論和國際金融方面之學術貢獻外，蔣碩傑並早於一九六四年即已創立一可以適用於一般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起飛之理論模型（文章刊於有名的《經濟計量期刊》〔Econometrica〕，一九六四年十月號）；並在參與台灣經濟決策之際，將此模型應用於台灣，遂使台灣能不顧當代流行之凱因斯學說，而獨行其是的使台灣成為一穩定而快速成長的典範。隨後又將該模型繼續用於國際比較，除了對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作妥適解釋外，對於中南美洲諸國的不振也應用得甚佳。蔣碩傑對該模型甚為看重，他曾多次抱怨國內學者，尤其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同仁不能加以充份發揮，而最後似乎還是由他本人親自動手予以應用。不過，蔣碩傑在一九六四年文中所提出的動態道格拉斯（dynamic　Cobb-Douglas）生產函數倒是由劉克智教授加以採用，隨後筆者也將之用來估計台灣各業的生產函數及技術進步率，也獲得理想的成果。

啟示及感慨

長久以來，經濟學被視為高不可攀且與世隔絕，而經濟學者也被當成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內之人」。但這種現象卻沒發生在蔣碩傑身上，蔣碩傑是道地的「入世」學者，身體力行的學以致用，這由他對台灣自由經濟思潮以及經濟政策的深遠影響可見一斑。自一九八四年以來，「經濟自由化」是台灣社會中最時髦的口號之一，而此口號也轉化為實際政策，之所以如此，實有賴於自由經濟「思想理念」的事先傳布。在台灣，自由經濟或市場機能的理念，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就開始發生作用，當時全球仍然奉行著凱因斯的理論，尤其在經濟政策方面更是受到該理論所推演出的兩種錯誤發展策略所支配：一為確認高關稅或限制進口數量的政策，可以保護開發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而扶植其幼稚產業，而認其為開發中國家發展產業的最佳途徑；二為堅信即使面臨相當程度的通貨膨脹，利率也必須壓低，俾保證國內新舊產業都能得到便宜的資金，以刺激產業投資。如今看來，堅持採行此等流行發展策略的開發中國家都表現得極差，而台灣卻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就揚棄這兩種流行策略。首先放棄低利率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接著將幣值貶至實際水準，並改採單一匯率、推動貿易自由化，以推進國內外工業之合理的分工，致台灣經濟由進口替代移向出口擴張。如此一來，不但奠定了台灣經濟增長的基礎，並且使台灣經濟得以快速發展。

當時大膽採取此種違反世界潮流政策者是尹仲容先生，而其膽敢如此作為，則是受到幾位學者的說服，其中，蔣碩傑就是頂重要的一位。可惜的是，當時的自由化政策只採行一半，限制進口的「保護主義」仍然瀰漫在政府工業策劃者之中。就這一點言，蔣先生在其時論文章中時常提及，並深以為憾。無獨有偶的，蔣碩傑的好友，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邢慕寰教授，對於此點說得更為明白，他認為，台灣經濟自由化的腳步自尹仲容先生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去世後，就停止了。他說：「以後的領導人，除了享受外貿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豐碩成果以外，對其他原有違反自由經濟政策的管制保護措施，以後二十餘年幾乎原封不動。」邢先生又舉出一九七四～七八年，中研院財經院士們向政府先後提出三次建議盡速實行經濟自由化的報告，卻只得到政府當局僅僅表示於外表的禮貌，而對他們的建議則不加重視。更令邢先生氣結的是，台灣當時幾年經濟自由化得有進展，真正有效發生作用的，是來自美國的壓力，而苦口婆心的本國經濟學家所作的類似建議，政府當局卻都當做耳邊風。蔣碩傑對於決策當局有意漠視，也積鬱在心，亦曾表示「恨不得踢他們幾腳」。

儘管對決策當局的漠視深感遺憾，但遺憾歸遺憾，為了使台灣經濟免於陷入更深的歧途，蔣碩傑本其一貫的自由市場理念，仍然不斷的鼓吹，不但運用擔任決策當局顧問的機會，結合其他中研院財經院士向有關的重要人士獻言，而且也利用新聞媒體宣揚該種觀念。前一種方法試圖影響決策，後一種方式則在導正輿論。前一種方式如上文所言，似無成效，但自一九八〇年開始，後一種方式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所謂的「蔣王論戰」，不但曾引起經濟學界的一陣唇槍舌劍，而且一般民眾也對經濟理念和經濟政策產生了好奇。

事件得追溯至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和六日，蔣碩傑先生在《中央日報》發表〈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一文，闡述控制貨幣供給增加率和維持利率自由化，使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相輔相成的理念。由於該文猛烈批評凱因斯學派的政策，引發王作榮教授的反擊，接著蔣碩傑再就〈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詳細為文回應，文後並勸王作榮教授謹慎下筆。一時之間輿論大譁，不但報社舉辦辯論，學者們也紛紛為文敲邊鼓，更有人以「李斯特大戰史密斯」來形容兩位主角的立場。儘管辯到後來似乎並無絕對的「答案」出現，但迄今的經濟自由化思想之能為學界和許多國人接受，不能不歸功於那場激烈論戰的影響。事後回想，當時雖然有零星支持蔣碩傑立場的砲火出現，但蔣碩傑本人卻覺得「苦寂」，當時夏道平先生曾去函表示欽佩之意，而蔣碩傑將之視為「如聞空谷足音，實引以為莫大鼓勵」，而且更盼望夏先生也能「常為文駁斥濫竽充數之經濟學家在報端發表之言偽而辯之文章」。蔣碩傑認為，「這些經濟學家之所以猖獗，實因行家過於沉默不予痛擊故也。」

一九八二年，亦即蔣王論戰後的次年，蔣碩傑又在當年的七月十八～二十日，於《中央日報》發表〈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長文，再以另一種方式，將凱因斯的「大幅提高貨幣供給額年增率，以大量供應資金給工商業」，並應當儘量以「低利貸款方案」，用「五鬼搬運法」這個名詞生動的加以比喻。這一次不止引起學界的熱烈批評，也惹火了許多工商業者。蔣碩傑此時更覺孤單了，也曾盼望夏道平先生「能響應以解各報圍剿之苦」，夏先生也果然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五日於《中央日報》以〈討論經濟問題應有的共識〉為題，就「蔣王論戰」作一客觀評論，認為要有意義討論問題，除了參與者須具備最基本條件外，還要對所討論的問題有某一層面的共識，而最基本的條件有「共同價值判斷」和「純潔的邏輯思考」兩種。至於討論經濟問題，則應在市場法則、貨幣紀律、長期與短期觀點，以及理論與事實等四點應有共識。此文算是對蔣碩傑的呼籲之重要回應，可是似乎沒起多少作用。雖然明知吃力不討好，但是蔣碩傑堅持其一貫的理念，本著知識份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說理，盡力導正社會流行的錯誤觀念。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蔣碩傑於《聯合報》發表〈「揠苗助長」的經濟政策〉長文，有感而發的指出，不論在落後或先進國家，與「揠苗助長」性質相同的經濟政策相當普遍，令人擔憂的是，尤其在民主國家，「揠苗助長」性的經濟政策更具有令人難以抗拒的政治壓力。因為搞政治，必須要靠群眾支持，可是群眾不是都能深謀遠慮，而又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原理的，大多數只能見近利，而無長遠眼力，若有野心政客以立竿見影之政策相號召，就很容易響應追從。蔣碩傑特別以勞工政策中的工會組織及罷工權為例，以台灣、英國、新加坡以及阿根廷等國為例相互比較，尤其特別著重阿根

廷裴倫（Peron）政府的慘痛經驗，殷殷告誡台灣的政府官員及具影響力者，千萬勿鑄下揠苗助長的大錯。觀察一直以來台灣環境的演變，蔣碩傑的憂心及遠見恐怕可能成真，尤其勞工法令及社會福利方案的一波接一波，看來蔣碩傑的諍言是沒有作用的。連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學者之建言都無效，遑論其他名不見經傳者的言論！

這裏也涉及一個頗為嚴肅的課題，此即經濟學的重要性及經濟學家所應和所能扮演的角色。對於第一個問題，蔣碩傑強調「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結晶」，是關繫著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他以中國大陸共產黨實施錯誤的馬列史毛經濟政策，使三十餘年的經濟一無成就，人民一窮二白，而自由世界國家中拉丁美洲諸國也因採取錯誤經濟政策，致人民窮困、成長停滯，唯有物價則騰漲不已作說明。也就是深切了解經濟學的重要，蔣先生對台灣優秀青年不願意踴躍學習經濟學而憂心不已。他指出，以前我國的財經首長大都是學理工的，絕少有學經濟學的，而父兄們對自己子弟天資較高的總勉勵他們去學理工，蔣碩傑以他自己為例，當其年輕時就常受到長輩們質疑為何好天分卻不學理工，學經濟學做甚麼，他也認為這是我國好的經濟學家所以遠比其他科學家要少得多的原因。直到如今，情況似乎仍然不變，箇中原因實在值得深思。

至於如何開始研習經濟學較恰當，蔣碩傑以他為例，強調學經濟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首要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邏輯和數學是兩樣必備的工具。他之所以在當學生的時代，就膽敢批評凱因斯、卡爾多、庇古這些當紅的學者，就是拜在慶應大學時學了些基本邏輯之賜。他對中國學生不敢正面跟老師們衝突一事，很不以為然。蔣碩傑雖也認為數學是了解經濟學的重要工具，但特別提醒，切忌走火入魔、本末倒置地反以數學為主，以致脫離現實，使經濟模型失去解釋實際問題的能力，就得不償失了。

關於經濟學家在社會上應當扮演何種角色，蔣碩傑認為經濟學家如果能夠提出正確的主張，對社會的貢獻是不能忽視的，因為人民的福利大多與經濟有關，正確的經濟政策對人民的生活，產生有利的影響太大了。其實，他自己的行事就是很好的印證。對於錯誤的政策和觀念，蔣碩傑總以六親不認的執著態度提出批判並指正，既不盲目為政府政策辯護，更不會刻意幫特定利益團體或為個人護航。因此，蔣碩傑是海耶克所言的「真正經濟學家」，不是「經濟工程師」，更不是「特定利益者的代言人」了。這也就是純正自由經濟學者的風範，唯真理才是最愛，此由他老早就是蒙貝勒蘭學會的忠誠會員一事也可為印證。

對於一般人嘲諷的「三個經濟學家有四種意見」的經濟學家們意見紛歧現象，蔣碩傑打比喻說：「同樣看天上的一朵白雲，有人會說像駱駝，有人卻說像羅漢，有人說像棉花。」他因而認為經濟學家們的意見分歧不足為怪。他又認為，經濟學不能脫離現實社會，經濟學家最起碼應有物理學家的精神。而且，理論要與事實相契合，不能像有些數理經濟學家一樣，將經濟學當做一門和幾何學差不多的學問，從幾個定義的基本原則出發，來推演出一些命題來。蔣碩傑不能苟同他們只問這些命題是否合乎邏輯，不問其是否合乎事實的態度。

蔣碩傑木訥寡言，不善言詞，每說一句話和每寫一個字都再三斟酌。寫學術文章固然如此，就是寫一篇時論，也是修修改改，精益求精，不到滿意程度絕不輕易送出門，因此產量不多，但每一次出擊都引起大震撼。已故的張茲闓先生形容蔣碩傑是「君子和而不同」，亦即，秉性是溫和的，但不輕易苟同別人的看法，就連對深交的劉大中先生之某些論點，也殊不以為然。此種追求真理和嚴謹的做學問精神，與一般的世界級大師殊無二致。就是遭遇橫逆之時、生病之際，以及在退休之後，也仍本此精神孜孜矻矻作研究。

「道一以貫之」的蔣碩傑—無形且至簡至易的「大道」

再重新回顧蔣先生一生的言論和主張，我們會更堅定地認識到蔣先生是道地的「道一以貫之」典型，他所堅持的這個道理簡言之就是「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是回歸亞當．史密斯時代的精神，不論是「重視儲蓄」、「去除管制、自由化」、「反對凱因斯政策」、「狹義貨幣、流量概念」，以及憂心「揠苗助長政策」，都同樣指向「反對政府干預、讓市場機能充份發揮」這個平淡無奇看似簡單的結論。不過，這也是蔣先生的老師海耶克之主張，海耶克的「自然長成之秩序」就是「市場秩序」，而市場則是「無數」的「行為人（個人）」從事行為的場所，只有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個人」才有行為能力，而個人也才可能謀求「自己的」最大福祉，任何其他人是不能越俎代庖的。可是我們似乎看到實際社會中芸芸眾生竟然是茫茫然六神無主的，他們是天生如此，還是後天被塑造的？不論是甚麼原因造成的，難道不應讓他們重新找回做人的本質嗎？而透過訊息的傳布、不斷地學習、嘗試錯誤和改正，是可以做到的。其實，或許情況還未惡化到如此地步，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諺語，也已生動地點出「知識是散在民間的」﹙海耶克語﹚景象。如此，市場自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可以獨斷、任意擺弄的，由「凡人」所組成的政府，當然更不可能打「精密調節」﹙fine tunning﹚的如意算盤了。

蔣先生所抱持的市場經濟原理，用亞當．史密斯的名言「無形之手」形容頗貼切，也與古語「大道無形」不謀而合。我們知道，史密斯的無形手引導行為（個）人作行為時，隱含著行為人必須遵守起碼倫理道德，而「誠信」就是最根本的市場倫理，貨幣之所以被稱為「信用」想必也是基於相同道理。我們在蔣先生的文章裏並沒發現他曾提及倫理道德這些事，但他強調貨幣流量、交易媒介功能，或許已認為這些是市場經濟裏的前提條件，就像人必須吃飯、睡覺這麼自然一樣，根本無需再提。

蔣先生認為經濟學是人類的智慧結晶，由其道一以貫之來看，應是指截至亞當．史密斯，因為之後的經濟學越來越往「技術」層面發展，而冠以「科學」﹙指與自然科學相類比﹚稱謂，恐怕對人類福祉不但增進不了，反而會形成傷害，特別當凱因斯帶頭的總體經濟學興起之後，人被物化、機械化壓進「數理模型」，可說已完全喪失「人味」，怪不得有人直接地指責現代經濟學裏已經「沒有人」了。寇斯﹙R. H. Coase,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常掛在嘴邊的「黑板經濟學」，海耶克指稱的「科學迷」都講的是同一件事。以數理的包裝，加上「嚴謹」、「科學」的要求，讓經濟學成為一門或者是極端艱深、複雜化但「與世隔絕」的專業工作，使經濟學者形成一個既得利益團體，或者提供政策工具作政客幫兇的學問。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弗利曼在1985年一場演講的結語：「……身為一位經濟學者，成為我生命中喜悅與滿足的泉源。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弗利曼所說的經濟學，應該是指史密斯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如今大家琅琅上口的「無形之手」、「分工」這些名詞說起來簡單，但要知曉其內涵卻極端不容易呢！

蔣先生再將「儲蓄」抓回到重要位置，也使「永續發展」的天長地久之真正長期、也是真正的「人生」理念重回人間，這也是反凱因斯的最關鍵點。其中涉及的因素有貨幣應是流量或是存量，以及政府角色等根本課題。強調儲蓄並非貨幣存量理念，而是時間過程中的流量、動態，以及增加價值俾未來人生更幸福的概念，其決策主體是活生生的個人，其中涉及的金融中介也都應是依循市場機制的理念。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實際世界是極端脫離這個境界的，我們已都習慣於政府控制貨幣、也對政府干預金融中介習以為常，再加上視貨幣為存量的觀念作祟，以及所謂的「通貨緊縮」理念推波助瀾，而「增發貨幣」拯救經濟蕭條也就理所當然了。這種心態也正是解讀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大崩盤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最典型、最被人接受的方式。之後的多次世界經濟衰退及金融風暴，也大都被這樣的看待，而「增加貨幣」則是最標準的葯方。

無論從何種角度切入觀察，問題的「終極癥結」還是在政府這隻有形之手所扮演的角色，而凱因斯理論及其葯方就是要政府做強而有力的干預。由此觀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凱因斯主義」，「本質上」並無不同，都是中央政府當「老大哥」或當上帝，由善意角度看，統治者都具悲天憫人胸懷，想要拯救蒼生，透過政府妥善規劃來達到促進全民福祉的高尚目標。結果是，共產主義試驗七十年被放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三十年來已屆風雨飄搖，而「凱因斯主義」雖在1980年代因「停滯膨脹」﹙stagflation﹚飽受責難，但迄今卻在「自由經濟」招牌下，以「必要時干預」這個弔詭無瑕疵名詞做擋箭牌而愈見活躍。不但「貨幣國家主義」的地位益形鞏固，政府更在許多方面深入觸角、擴大幹預範圍，弗利曼說得好：「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該書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1960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份，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

…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型態，而共產主義國家卻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型態。

………

…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做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弗利曼的「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特別值得台灣執政當局注意及深思，畢竟「自由化、國際化」、「鬆綁」不能淪為口水，有必要儘速落實，不過，也正如弗利曼口中的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所顯示的：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台灣尚未成為已開發國家，就已急忙向這些國家看齊、甚至想趕至前頭呢！可能因為凱因斯的干預理念深印在有關的有力決策者心頭吧！有人也許非常不同意我將凱因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歸為一類，因為「干預程度」天壤之別也，不過，此時腦海中浮現出的朱敬一院士1991年一篇文章應可作最佳註腳，該篇時論的標題是〈百分之一的法西斯就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艾羅教授「不可能定理」的應用〉。用在政府干預上，就是「百分之一的干預就是百分之百的干預」，這不也就是我們極熟悉的「五十步笑百步」流行話語嗎？

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免更加懷念、也越加敬佩蔣先生的洞見及勇氣，在身為研究生時就看穿凱因斯理論的可怕，而1950年之後更傾全力拆穿凱因斯政策的禍害。其在國際上受到托丙﹙J. Tobin,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權威學者的圍堵，在台灣受到諸多輿論的圍剿。儘管四面楚歌，蔣先生還是勇往直前，本著「儘管有人對我作種種污衊與曲解，我自信我所主張與我所反對都是有一貫的理論與經驗之根據的。

孟子曾經說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以同樣不得已的心情來寫這篇文章，以就正於不受既得利益所左右的愛國君子；尤其是要獻給正在研習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們，以免他們在報端只能看到一面之辭，而被人徹底洗腦。」

蔣先生不只對那篇文章的寫作是這種心情，可說所有的文章都是如此。如今蔣碩傑雖然遠離塵世，然其作學問和秉持自由經濟學者「唯千萬人吾往矣」的維護真理典範，卻永留人間，供後學者遵循！對照蔣先生對抗不當政策和輿論的言論與精神，我們真能沒有無感於今不如昔之嘆嗎？難道我們只能在蔣先生「形體雖遠，但精神常在」的感懷中唏噓歎息嗎？#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由原載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經濟日報》第九卷第一期文章增補而成，二〇〇四年十月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