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晚間，外電傳來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兩位美國教授，分別是芝加哥大學的傅戈（Robert Fogel）和華盛頓大學的諾斯（Douglass North）。據瑞典皇家學院表示，傅戈和諾斯兩位教授是以經濟理論的應用和以數量方法解釋經濟現象與經濟組織的變革，從而為經濟思想史開展新的研究方式而得獎。關於這兩位教授，台灣應比較熟悉諾斯，台灣有不少新生代的經濟學者曾親聆其課，更有諾斯親自指導博士論文寫作的學生呢！而對傅戈則較為陌生。能夠獲得諾貝爾獎評審委員的青睞，當然都應是實至名歸的。這兩位教授的成就何在呢？在簡要介紹他們的學術貢獻之前，先概述他們的生平。
傅戈和諾斯教授之生平
傅戈教授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在美國紐約市出生，一九四八年畢業於康乃爾大學，一九六〇年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而在一九六三年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博士學位。先後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羅徹斯特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哈佛大學，而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就一直在芝加哥大學當Walgreen講座教授兼「人口經濟學中心」主任。
諾斯教授則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五日生於美國麻省劍橋，分別於一九四二年和一九五二年得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士和博士學位。諾斯曾先後在柏克萊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侯斯頓的瑞斯（Rice）大學、劍橋大學擔任教席，自一九八二年之後，便轉往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任教。諾斯曾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初應財團法人吳三連基金會、台大經濟學系、中研院經研所，以及中央銀行等單位聯合邀請，抵台作演講訪問，第一次演講在該年十一月八日於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題目是「制度和經濟發展」（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Develvpment）；第二次演講在十一月九日於中研院經研所，以「制度和制度轉變理論」（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s and Intitutional Change）為題對台灣的聽眾傳布其理念。
傅戈和諾斯的學術成就
傅戈和諾斯兩人都屬於經濟史學家，而且是所謂的「新經濟史」學派先驅。一般來說，經濟史學家所研究的通常是影響深遠的問題，這種課題的研究原本就必須結合歷史、統計、社會，以及經濟等等面相，而傅戈和諾斯所創導的新經濟史學派，更把經濟理論和計量方法結合在一起，重建數據基礎或創造新的基礎，使我們得以重看歷史，對於過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質疑和重新評估。如此一來，不止讓我們能對過去重新認識，且有助於清除毫不相干的理論，而在補充和修正傳統的理論之後，我們也就比較能夠了解經濟的成長和變化。
傅戈在青年時期不但同情社會主義者，甚至同情馬克思主義者，後來經由科學思考才轉而相信市場經濟且堅信之，而傅戈自己表示，最感興趣的研究課題是北美經濟歷史。他的著作數量並不多，成名作是其博士論文改寫、於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歷史論文集》，傅戈利用其首創的「反面事實推證法」（counterfactual speculation）研究鐵路在十九世紀的美國經濟增長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的教科書和歷史都歌頌鐵路對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讓大家覺得如果「沒有」鐵路，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成長就會比較慢，傅戈這樣問：「如果沒有鐵路，會發生甚麼事？會使這個國家的工業化進展造成何種改變？」一般認為，鐵路對於十九世紀的美國經濟增長有三大貢獻：一為鐵路降低了單程運費，使得原本廣闊而無法利用的農業地區，有了經濟上開發價值；二為建設一個跨越大陸的廣大鐵路網，由而需要很多工業產品，進而使美國工業化起飛；三為穿越大陸快捷而頻繁的運輸，促使重大的技術創新。
傅戈對十九世紀美國的工業變數統計作了一番紮實功夫，重估了運輸成本和商業化農業在各地區間的配置，也對鋼鐵工業的各部門作了分析，結果將上述的三大貢獻都推翻掉。先是證明鐵路網對美國西部的開拓根本不能說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把美國的運河網稍微擴充，那些被認為不靠鐵路就無法利用的農業土地，有九五%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成本下得到交通之便。傅戈也證明，沒有鐵路的話，對美國能源及煤鐵等礦產的供應成本，幾乎不會有甚麼影響。就鐵路的出現造成工業需求而言，在一九四〇～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年間，對美國的鋼鐵需求從未超過產量的五%，因而不足以解釋美國的冶金業在那二十年裏有非比尋常的成長。即使就十九世紀的後五十年，傅戈也得到鐵路的突飛猛進並不足以說明工業發展歷程的結果。他的具體結論是，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如果沒有鐵路，美國在一八九〇年的GNP至多會降低三%，亦即，頂多使美國的經濟增長延後兩年而已。
十年之後的一九七四年，傅戈再提出一個引起極大爭議的說法，是關於十九世紀美國奴隸制度在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那是他與殷格門（S.L. Engerman）合著的《美國奴隸制度經濟學》（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一書的內容。傅戈將奴隸看成一種制度來研究，他發現：把奴隸視為一個沒效率、無利可圖和資本主義前的群體之舊觀點，是不正確的，而奴隸制度之崩潰是政治決定的，該制度儘管不人道，但在經濟方面卻是有效率的。
近期傅戈所從事的研究是經濟人口統計學，以十個世代人口資料為基礎，用以分析經濟和文化因素對諸如儲蓄率、女性參與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經濟和社會移動率，以及遷移率的交互關係。傅戈特別重視死亡率的減少能夠用營養改善來解釋的能力是不夠的，意思是說，死亡率的減少尚有部份原因無法解釋。傅戈正發展一套系統分析，來綜合研究死亡率、發病率、食物攝取，以及個人的體重和身材等等因素的關係。這種研究必須結合生物學、醫學，以及經濟學才能竟功，如果得以突破，將對經濟史的研究又有多層次的影響。
諾斯的研究領域就是經濟史，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在三個方面，一為討論美國政府的成長和制度及市場平行發展中，交易成本（亦即投入政治和經濟組織的資源）的增長；二為發展出一個一七九〇～一八六〇年間美國經濟體系的成長模型，剖析將簡單的新古典理論用於美國經濟史是否有用，而且發展出一個制度變化的一般模型，並將之應用在西方世界的經濟史；三為在實證方面的貢獻，包括發展出一七九〇～一八六〇年的收支平衡表，一七九〇～一八六〇年美國的進出口物價指數，以及一六〇〇～一九一四年海洋航運的生產力指數。
第一個層面的貢獻見其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專書《一七九〇～一八六〇年美國的經濟增長》，該模式的研究方向不止對美國有影響，且亦用於西方世界。諾斯在一九六八年發表一篇論述海洋航運生產力的文章，迄今是經濟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獻之一，在該文中，諾斯明白指出，制度的改革所發揮的作用比技術改革更大，假如不考慮時間因素和社會衝突，經濟分析便是與歷史無關的描述，而在歷史分析中有系統地引入制度解釋，就是要彌補此種缺陷。
在一九七一、七三和八一年，諾斯連續出版專書證明制度所發揮的功效，包括產權在內，從此奠定他在「新制度經濟學」（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先驅性地位。在他和湯瑪斯合著的《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一書中，明確地將產權理論用於一個具體而明確的史實上。一般經濟史都認為經濟增長最初出現於工業革命時的英國，但諾斯認為應在十七世紀出現於荷蘭，他先定義經濟增長為「生活水準與人口一同成長的現象」，而後再告訴我們，為何世上最早的經濟增長現象會出現在荷蘭，原因是十七世紀的荷蘭，頭一次出現一套組織及財產權制度。諾斯認為，當社會中的各個集團看到可能為自己提供盈利機會，而現行制度卻無法提供時，新制度就會出現。諾斯的研究也告訴我們，經濟增長史並非技術演進史，而是法律的歷史，法律是一種組織人類經濟與社會關係的技術，也可以說，經濟增長與資本主義，以及現代的「資產家」社會，是不可分割的。諾斯等人對十九世紀的美國和中世紀西歐的經濟發展之研究，都對既有的說法加以修正，亦即原先所接受的「創新、技術改革和其他因素」是經濟發展的解釋因素，被諾斯認為不夠充份，因為這些因素都只是成長過程的一個組成部份，不能用來解釋成長過程，而有效的經濟制度才是經濟改革的關鍵，這也就是他認為英國工業革命是果而非因的主要理由。諾斯說：「制度是一套套的規則，依從程序和個人的道德與倫理行為，旨在使人創造財富和達到最高效率的資本利用。」在諾斯的領頭下，將經濟學分析法，應用於財產權的產生及政治行為上。他們勾繪出一套社會制度演化的理論，此不但能與馬克思的辯證法相抗衡，而且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它可以解釋在封建時代結束與頭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崛起之前，那一段轉變期的現象，它也對社會現象的錯綜複雜，有比較持平的論點，而這兩點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信奉者所欠缺的。諾斯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當時許多經濟學家不約而同探究的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有些國家富有，而有些國家卻貧窮？在整個歷史中，人類藉著組織和制度來創立秩序和設法減少交換不明朗所產生的成本，而較為重大的制度轉變總是慢慢出現的。因為制度是歷史演變的結果，而個人行為總是受到歷史演變的影響，產權愈不明確，交易成本便愈高，在比較過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之後，即可發現此點，而產權之不明乃制度不良之故。
傅戈和諾斯得獎的啟示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底去世的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曾於一九八四年第八十六卷第三期的《斯堪地那維亞經濟學雜誌》（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發表一篇名為〈無遠弗屆的經濟科學？〉（Economics—The Imperial Science?）的文章，史蒂格勒在該文中洋洋得意地說：「經濟學是一門無遠弗屆的科學，其魅力已滲透到幾個鄰近的社會學科的中心問題。」他特別就已發表的專家論著，列舉被滲透的四個領域：法律的經濟學，亦即應用經濟理論分析法律規則和法律制度，先驅者是達瑞克特，主要的代表人則為寇斯和波士能（Richard Posner）；「新」的經濟歷史，最重要的人物是傅戈和諾斯；社會結構和行為的經濟分析，主要的課題是犯罪、種族歧視、婚姻和離婚、生育力，以及家庭，這個領域的拓疆者是貝克；政治學的經濟分析，包括了經濟生活的管制，並可再分成兩大主題，一為政黨方面的研究，先驅者為東斯（Anthony Downs），二為制度的設計，其先鋒人物是布坎南，他也是「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者。在這四個領域中，其領導者迄今都已分別獲頒諾貝爾獎，布坎南在一九八六年，寇斯在一九九一年，貝克在一九九二年，而一九九三年則落在傅戈和諾斯身上。這批在一九六〇年代當新左派達到頂峰時期而發起新知識革命的專家，在個體經濟學的深度和廣度上做了無限量的增加，被稱為「新經濟學家」，他們所從事的研究也被稱為「新經濟學」。
傅戈和諾斯的研究，都激勵一大批追隨者。傅戈是個經驗主義者，他認真檢討一切原始資料，而諾斯則不斷強調令人信服的理論之重要性，再加上其所最看重的制度之功用，影響所及，遍布經濟史學界、經濟學界，以及政治學界。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傅戈和諾斯，至少帶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示：
一、傅戈和諾斯兩人都不算是著作等身，而每項研究都花費很長時間，以世俗的投資報酬率衡量，是非常之低的。無論中外，肯在這種經濟史研究領域下功夫的，可謂鳳毛麟角，但此項工作卻對人類有著深遠的重大貢獻，非常需要給予誘因來激勵研究者，諾貝爾獎正是最佳的鼓舞方式，而這也才是此獎所應扮演的角色。
二、無論是傅戈或是諾斯的研究，都是回歸自由市場經濟。傅戈的研究顯示政府的干預和操縱，只會造成資源運用的扭曲，是激勵了一些活動沒錯，但卻更剝奪了其他活動的發展，如果政府不為自身利益而扭曲資源分配過程，這些活動都會自動自發進行的。至於諾斯的研究更使經濟分析「復古」，與當時學院中所傳授的那一套有很大差異，已跳脫「技術專家」的窠臼，朝向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組織原理」，可說重新尋回經濟學失去已久的「根」。由其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去世的一代大儒海耶克思想之影子，尤其對於制度和組織，以及法制、規則的出現，強調「自動自發」精神，與海耶克的「長成的秩序」之說法異曲同工。社會愈進步、資訊愈充份，對於某個人或某個群體來說，資訊就愈不完全，而且想要壟斷資訊的能力也越來越渺小，因而市場的機能就愈凸顯，政府管制的角色也愈見淡化，「組織創新」也演成另一種面目。
三、傅戈以「反面事實推證法」重看美國經濟歷史，這種方法也可用來重看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歷史，台灣也不例外。迄當時為止，土地改革（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十項建設等都受到大眾（包括學者、政府官員以及一般民眾）絕大多數的正面肯定，但是否經得起這批「新經濟史學家」所開創的新研究法之考驗呢？台灣的有心人士不妨接受挑戰，嘗試使用新經濟史研究法來重看台灣經濟！#
—原載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經濟前瞻》第九卷第一期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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