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托比羅傑斯（Toby Rogers）：勿讓製藥業控制公共衛生體系（下）

要解決強加給民眾的有毒疫苗的問題，方法就是取消對製藥業的責任保護，把他們拉回到法庭上去。讓我們在法庭上一決勝負。讓我們在法庭上、在一個辯論系統內討論數據問題，而不是在被綁架的CDC和FDA討論數據。

還有幾件事我們需要做。我們需要恢復反壟斷，我們需要打破一些寡頭壟斷，真正迫使這些公司相互競爭，從而由市場來決定。我還認為，行政機構已經變得太大了。所以我們不再有民選官員、立法者作出決策。行政機構、官僚機構正在制定一半多的支配我們日常生活的新政策，完全失控了。行政機構必須得到完全的約束。

托比羅傑斯：實行了250年的經濟、政治自由主義，眨眼之間就消失了。

楊傑凱：托比羅傑斯（Toby Rogers）博士是醫療自由的倡導者、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研究員，研究領域涉及公共衛生、監管機構被綁架、大製藥公司腐敗，以及當今兒童面臨的慢性病流行。

托比羅傑斯：太荒唐了，科學垃圾級的東西竟被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疾控中心（CDC）奉為真正的科學。

楊傑凱：兩年來他評估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疾控中心每一次專家諮詢委員會就COVID-19（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苗的審批會，他的發現令人震驚。

托比羅傑斯：疫苗審批會的統計數據非常荒謬，這些數據連高中生物課都通不過，大學統計學的入門課也通不過。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接上文：勿讓製藥業控制公共衛生體系（上）

4.這是結構性激勵錯位社會是如何偏離正軌的

楊傑凱：我必須相信大多數醫生進入自己的領域是為了做好事。也許他們為了自己能做得很出色，並不想躋身於剛才你向我描述的那種體系中。怎麼可能那麼多傑出的、看起來很正派的人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竟然說「這是荒謬的、這是陰謀論」呢？我們常聽到這種說法。不管怎麼說，這就是困難，你總要面對，在任何似乎有悖於我們今天所稱的正確觀點、正統觀點的領域莫不如此。

羅傑斯：是的，說得好。許多參與「醫療自主運動」的人都講述了一個惡魔的故事。幕後惡者、邪惡份子的故事，想要傷害他人並幸災樂禍者的故事。我們已經看到了。

楊傑凱：我只想插一句，我們也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

羅傑斯：非常認同。

楊傑凱：有一些人，但不是所有人或很大一部份人。

羅傑斯：我認為這更多的是結構性激勵錯位了。

楊傑凱：嗯。

羅傑斯：如果你是一位兒科醫生，請注意，我相信大多數兒科醫生都是懷著最好的願望進入這一行業的，希望幫助孩子茁壯成長並擁有最健康的生活。但你從醫學院校畢業時身上背著25萬美元以上的債，你經歷了被住院醫師欺負的過程，熬夜值班，被主任醫師訓斥等等，有這事吧？

最後你終於熬出來了，開始自己行醫了，也許你進入一家醫院工作。有人告訴你，如果你60%的患者完全接種了疫苗，你會得到獎金。你就會想，好吧，今年我要拿到獎金了，這能幫助我還清債務呀。而來年，你70%的患者必須完全接種疫苗。然後是80%的患者必須完全接種疫苗。

到這時，這個系統你已經跟著做了一段時間了，好像也沒甚麼問題。長期來看，都是一小步一小步走過來的。所以，我在實際觀察FDA和CDC開會時，看他們在做甚麼，醫生們是沒有時間做那些的，是吧。所以他們只能相信別人的話。他們說，好吧，如果CDC和FDA同意的話，那很可能就沒問題了。

所以，我認為這裏有一個我們不太理解的心理過程，人們最終接受了，也成了真正的信徒。他們沒有……我認為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造成傷害，或者他們推薦的疫苗未經過適當安慰劑的檢測，尚未被證明可以帶來所聲稱的益處。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歷時多年的過程。我認為這很微妙。這是一個好人在某些情況下最終幹了壞事的故事。

注意，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解讀了這個問題，方法是試圖了解納粹德國經歷了甚麼故事。那是一個關於惡魔的故事，對吧？很多納粹惡魔，黨衛軍，是很可怕的。德國社會中很多人都是很可怕的，但她講述了一個關於官僚們的故事。「平庸之惡」以及官僚機構出台各種激勵措施的方式，導致了一開始誰也不願意看到的結果。這是一個社會如何偏離正軌的社會學故事。我認為美國社會已經偏離了正軌。

5.歷史上成功監管有毒產品的案例

楊傑凱：所以即使設想一下、想像一下似乎都令人畏懼。你認為這方面人們應該做些甚麼呢？

羅傑斯：第一部份是如何處置大型製藥公司。好比一個八百磅的大猩猩一樣，所以我們從這裏開始。我在做博士論文期間，研究了成功監管其它有毒產品的歷史，包括造成傷害的石棉、煙草、滴滴涕、各種醫藥產品、沙利度胺。隨著時代的進步出現了監管，即使我們跨越時空，回到監管的初期，政府也並非真的想要資助某些研究，因為那些研究可能會毀掉一個行業並導致一種產品退出市場。

你獲得危險品相關的良好科學知識的途徑是通過法院，通過「毒物侵權」系統。所以基本上，原告律師會查看可以找到的有毒產品的任何數據。他們會計算在毒物侵權案件中勝訴的幾率，然後他們會真正去資助科學研究，以弄清楚該產品究竟有多危險。一百年來這個體系就是這樣運作的。

楊傑凱：這是你最終花了幾周的時間通過閱讀研究文獻發現的。業界沒有這麼做，是嗎？

羅傑斯：是的。

楊傑凱：非常有意思。

羅傑斯：是的。所以你實際上需要法院系統，你需要財力雄厚的原告律師，花費一千萬美元、兩千萬美元等等用於研究，這樣你才有數據來弄清楚有毒產品的危害程度有多高。這就是我們體系運行的方式。製藥業過去是知道這一點的。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們在有關疫苗傷害的訴訟中敗訴。

6.如何才能扭轉局面生產更安全的疫苗呢

所以在1986年，他們促使國會通過了《全國兒童疫苗傷害法案》（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這為他們提供了責任保護。如果你的孩子受到了疫苗傷害，你不能將製藥業告上法庭，原因就是這個1986年法案。

這是一個單獨的法院體系，它運作的效果不太好。是政府站在製藥業的立場介入了進來，而不是製藥業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講話。

因此，要解決強加給民眾的有毒疫苗的問題，方法就是取消對製藥業的責任保護，把他們拉回到法庭上去。讓我們在法庭上一決勝負。讓我們在法庭上、在一個辯論系統內討論數據問題，而不是在被綁架的CDC和FDA討論數據。但你必須廢除1986年法案。你還必須廢除9‧11事件後2000年代初期的《公共準備和應急準備法》（Public Readi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PREP Act）等等。如果我們這樣做，製藥業將有動力去生產更安全的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