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30年計劃生育政策,欠下纍纍血債,屠殺了無數無辜的幼小生命。山東聊城的「百日無孩」運動,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所謂「百日無孩」運動,指的是1991年,山東聊城地區的冠縣縣委書記曾昭起和莘縣縣委書記白志剛,為了降低當年人口出生率,下令自5月1日到8月10日,本地無論頭胎二胎,不問合法「非法」,一個都不許生,全部強制墮胎。
事情源於1991年4月26日。
當天,時任中共冠縣縣委書記曾昭起召開縣委擴大會議,要求自5月1日到8月10日,確保全縣無一個孩子出生。
之所以做出這種決定,是因為冠縣計劃生育全省倒數第一,縣委被黃牌警告,曾昭起決心一年內由倒數第一變正數第一,因此推出了這個「百日無孩」運動。據說曾昭起有一句至今流傳於冠縣的名言:「這一百天裏,但凡有一個孩子出生,我就叫他爹。」
「百日無孩」運動開始後,冠縣大街小巷掛滿了標語條幅:「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上吊給根繩,喝藥給一瓶」,「寧肯流出來,不許生出來」,「執行政策要堅決,決不允許孩子多」。
中共莘縣黨委書記白志剛不甘本縣落後,也立即推出相同政策。
這三個月中,但凡是懷孕的婦女,不管她是計劃內、計劃外、第一胎、第幾胎、懷了幾個月,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懷孕的婦女,都會被抓起來強制流產。冠縣冠宜春路上搭滿了窩棚,住的全部是被抓起來流產、引產的人。
本縣醫院實在做不完這些手術,被送到周邊縣市醫院。很多足月大的孩子引產下來還是活的,就活活被掐死或按入水中溺亡。冠縣當時挖了大坑埋這些可憐的孩子,那些無辜的小生命,還未享受一天的人間快樂,就被丟棄在了陰森森的坑裏……
據當地一位鄉幹部回憶:
為確保我鄉5月1日到8月10日這100日內不出生一個孩子,我們鄉里是我負總責,每個村都是村支書負總責,先從自家開始,從自己的身邊人開始,從自己的親戚開始,凡是懷孕的不論啥情況一律打胎流產,以前頒發的准生證一律作廢,有人問:「那出生了怎麼辦?」我們的回答是:「生出來就掐死!」
我讓計劃生育執法隊的成員都一律穿上了警服,手裏要有武器,繩索是標準的兩米長,棍棒一米四,每人每天10元工資。當年我們鄉長書記的工資多的一個月才130元。舉報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舉報一個一般就能掙100多元。在政治待遇上,凡是工作積極的,優先入黨,優先提拔為鄉幹部。
我「創造性」的應用了那個著名的「白貓黑貓理論」,不管甚麼出身,不管他啥經歷,不管是否有偷雞摸狗的行為,只要能完成計劃生育任務的就是「好同志」,就提拔到重要崗位上。
遇有重大任務,比如拆房,抓人,一般是從80里外的鹼窩鄉調人來。外鄉的人誰也不認識,沒有人情顧慮,工作起來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婦怎麼了,專揀肚子猛踹,省的讓你打胎你不情願。一腳下去,一會兒地下一片血,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們讓保,你到縣醫院也是給你打一針引產針,政治任務誰敢不執行啊!
很多快要生產的家庭紛紛出逃,於是房子被拆,親屬被抓,甚至有叫親家母打女兒公爹臉的事。在運動中,鄉鎮馬路上,總有很多拖拉機上拉著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來的村民遊街,都是五花大綁,胸前還掛著牌子。因為正好是玉米秸長起來的季節,有的孕婦被四處抓的無處可躲,躲到玉米地裏去把孩子生了下來,住在窩棚裏,不敢出來,才倖免於難!
資料記載,「百日無孩」運動100天內,數萬嬰兒被殺,屍體填滿十米深井,野狗叼著嬰屍在街上到處跑。◇
「憶苦思甜」的鬧劇
「憶苦思甜」是文革時流行的一種洗腦方式,目的通過體驗「舊社會」的貧困與苦難,謳歌讚美「新社會」的幸福生活。
「憶苦思甜」通常由經歷過萬惡舊社會的老工人老農民講述血淚史、聽眾們一起憤怒、哭泣、高喊各種口號和吃「憶苦飯」等內容組成,是一項多人參與的集體活動;時間多在中國新年、五四、六一、十一等公眾假期或紀念日舉行。
「憶苦飯」的食材選擇因中國東西南北飲食習慣的巨大差異而各有不同,有的是用玉米麵、山芋乾、山芋粉蒸成窩頭,有的是用麩子和玉米麵混合後蒸窩頭;有的是用爛菜葉、芋頭花、南瓜花、蘿蔔纓或野菜煮米糠。
儘管食材因地制宜,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食品都要盡最大可能地難以下嚥,為的是更具歷史體驗感。憶苦飯有時甚至會故意做到豬狗不食的難吃程度。——因為活動的主辦者認為越難吃越能再現「舊社會」的貧苦,越有真實感,憶苦思甜的效果也就越佳。
「話說『憶苦思甜』:一切如戲,全是鬧劇」一文的作者郭包肉,文革時參加過憶苦思甜活動,親口吃過憶苦思甜飯。
他在文中回憶說: 1970年代中後期,他上小學,學校每年都要組織憶苦思甜活動。活動的第一幕是血淚控訴。記得上小學二年級時,不知學校從哪兒弄來一髒兮兮的半百老頭,穿著粗布工裝,脖子上纏著一條白毛巾。老師說他是學校附近一個運輸公司的司機。
他操著一口河北某地的方言,嗓音洪亮,聲情並茂,顯然是個演講的老手。他說他像他們這麼大的時候就給地主家幹活了,吃不飽,穿不暖,每天都累得要死。講到動情處,他聲淚俱下,一串晶瑩的鼻涕從寬大的鼻孔奔流而出,滑向嘴角。於是他扯下脖子上的那條白毛巾,用力地擤鼻涕,鼻腔裏發出的巨響透過麥克風在學校操場上空轟鳴激盪,坐在台下的學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蓋因我們當時年紀太小,難以入戲,所以儘管那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很投入,也難以取得校方期待的效果,比如集體哭泣或憤怒。校長帶領我們喊口號的時候也沒有氣勢,既不整齊,也不響亮。
令我們感到羨慕的是,講完血淚史,控訴過舊社會,那個老工人在學校領導的簇擁下去食堂吃大餐了,留下幾百個孩子坐在操場上吃憶苦飯。——每人一個菜糰子。」郭包肉說。
中共為何要讓年輕人憶苦思甜?
郭包肉深有體會的說,憶苦是為了思甜,思甜就要感恩,感恩就得聽話,就要順從。感誰的恩、聽誰的話?這才是題中要義。
他對兒子說:你要小心那些讓你吃苦的人,他們憋著勁讓你吃苦,然後他們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說,你是不是國民黨?」
1958年,張國士調任山西長治市建築工程公司經理。
1967年7月,他被造反派當作「走資派」揪回公司進行審查。主謀者是他的同事、原公司黨委副書記,兩人在工作上的矛盾由來巳久,對立情緒十分嚴重。故而,張國士請求市委暫借調他到另一單位工作。沒想到,他被揪回來了。
當時,晉東南的派性鬥爭演變成大規模的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3月才平息下來。但對張國士的審查升級了。在一個漆黑的夜晚,他突然被關進囚室,隨即審訊就開始了。
「說!你是不是富農份子?」
「不是!」
「說,你是不是國民黨?」
「不是。」張國士的回答很乾脆。
審訊者見他態度強硬,無計可施,又把他推回囚室裏去。他們派人到張國士的家鄉武鄉縣索取「富農份子」證明,但得到的回答是:「張國士家庭成份是上中農,根本不是富農。」
一計未成,又生一計。他們最後在縣敵偽檔案中找到一個在押犯的供詞,而這供詞早已被證明是假供。但對於要置張國士死地的人來說,有供詞就足夠了。
張國土又被押過來,被要求交代參加國民黨的時間、地點和介紹人。張國士理所當然地予以否定。這使迫害者們極為惱火,他們湊在一起商量:「張國士不說,你們就叫上幾個人美美地收拾他一頓,不給他加點壓力是撬不開口的。」
晚上,張國士被架到市建公司俱樂部的舞台受審。於是,毒打開始了,幾個人操起木棒和鋼筋棍對他輪番猛抽。一個審訊者高高舉起鋼筋棒照準張國士的右小腿猛力抽下去。
「啪」一聲,張國士跌摔在舞台上,再也站不起來了。隨即,他被拖回囚室,又遭到一頓毒打。幾個打手見張國士沒有任何反應,身子軟錦綿的,一摸心口,已經沒有心跳了,才慌張起來。
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他已經被關押了三個月。經過一陣緊張的密謀以後,他們偽造了張國士懸樑自盡的場面,第二天,叫來公安局法醫進行假驗屍,以自殺定論。
中午時分,市建公司院內高音喇叭裏傳出一陣陣吼聲:「國民黨、富農份子張國士畏罪上吊自殺,死了活該!」「走資派張國士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更為惡毒的是,張國士的愛人和年幼的獨生兒子被強行遣返武鄉縣農村,以防他們申訴。
1975年4月,張國士案件複審,開棺驗屍報告寫道:「左右肩胛骨各有四十至五十毫米長的裂紋一道,右小腿腓骨膝關節以下五厘米處有三厘米長的斜形斷面,並有兩塊小散骨,形成粉碎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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