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英（Liying，音譯）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被監視，是2022年她在中共駐倫敦大使館外的反共抗議活動結束後回家的路上。當時天色昏暗，這名來自中國的二十多歲學生正手持擴音器與另一名抗議者同行，這時她發現一個陌生人潛伏在他們身後。
兩人加快了腳步，但那個看起來像中國人的男子一直跟在後面。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最後，他們跑進附近的一家醫院，躲了半個多小時。當他們出來時，那人已經不見了。
麗英說，「在抗議活動中，經常會有中年中國男子站在稍遠的地方看著我們，他們並沒有加入，只是在觀察。」她已經是第二次被跟蹤了，並接到了來自中國打到她英國號碼的匿名電話。
她說，「我每天都會接到來自不同號碼的電話，說他們是反詐騙小組的，問我是否在給居住在中國的人發送訊息之類的問題。我還接到過中國（中共）大使館的電話，詢問我的健康狀況。」
麗英的經歷並非偶然。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曾採訪過一些來自中國的學生和應屆畢業生。他們表示，由於在英國本土批評中國共產黨，他們遭到了中共當局的監視、騷擾和其它形式的恐嚇。
中共正越來越多地將目標對準境外人士，所採用的這種策略被稱為跨國鎮壓，旨在扼殺異議或批評。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SOAS China Institute，SCI）院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說，在英國的中國學生抗議者長期以來一直被拍照和監控，而且隨著監控技術的更新，這種做法很可能有所增加。
學生們說，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也受到當地政府的威脅，警告他們停止在海外參與政治活動。
周（Zhou）同學是一名三十多歲的應屆畢業生，目前在英國工作。去年6月，他參加了紀念天安門大屠殺34周年的抗議活動，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相關內容。不久後，他的父母接到中國當地警方的電話，要求他們提供他在英國的住址和電話號碼，謊稱是為了進行中國戶籍登記。
出於恐懼，周同學幾個月沒有參加抗議活動，並變得鬱鬱寡歡。10月，他登錄了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WeChat），這是他兩年來第一次發帖。
一周後，他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母親被上司召去開會，上司告訴他母親他在國外從事「敏感」活動，並警告說，如果她不叫他停止，他們全家的工作都會受到影響。
周同學說，「我媽媽很生氣，但我告訴她，很多學生都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很正常。我一直在了解中國的情況。過去，我對這些紅線一無所知，不知道哪些活動是安全的。我仍然擔心家人的安全，這是最大的問題。」
據《衛報》報道，大多數在英國參加過抗議活動的人在移居國外之前從未參與過政治活動，也沒有意識到其中的風險。
范（Fan）同學說，他在去年參加了一次集會後，他在中國的家人被當地警察告知他因接受記者採訪而觸犯了中共法律。他曾用自己的真名批評過中共，現在害怕得不敢回國。
近年來，中共對英國大學的監控和影響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2021年至2022年間，英國有151,690名學生來自中國，構成了最大的非英國學生群體。
今年3月，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副教授Michelle Shipworth告訴《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她被禁止教授一門與中國有關的「引起爭議的」（provocative）課程，以保護大學的商業利益，然而倫敦大學學院聲稱，它致力於維護學術研究自由。
學生們說，由於擔心遭到中共特工的監視，許多人不敢參與政治敏感的討論或活動，內心埋下了對社區內部不信任的種子。
本科生孫（Sun）同學說，據他所知，有同學曾被其他中國學生盤問是否參加過反北京的抗議活動。他還向《衛報》展示了一個由他所在大學的中國學生組成的微信群發出的訊息，提醒其他人要「表達親中、親黨的觀點」。
去年5月，倫敦大學城市學院（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院長Anthony Finkelstein發表聲明，承認受到過「來自高等教育界」的政治壓力事件，涉及「來自中國（中共）、俄羅斯、伊朗等國政府採取的行動」。
那些打算繼續發聲的人，比如范同學，卻毫不畏懼。他說，在英國參加抗議和表達異議的機會讓他獲得了政治上的覺醒。
他說，「我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新世界，我以前沒有意識到有這麼多了不起的人和我有同樣的政治觀點，他們願意為我們的國家做些事情。」#
（本文參考了《衛報》的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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