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茲‧惠勒：成功推行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國家，並不全是經濟原因，它們首先攻擊的是工人階級的文化機構。
楊傑凱：本期節目我採訪了新書《把你的孩子藏起來：曝光對美國兒童下手的馬克思主義者》（Hide Your Children: Exposing the Marxists Behind the Attack on America’s Kids）一書的作者莉茲‧惠勒（Liz Wheeler）。
莉茲‧惠勒：社會情感學習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每個孩子的最有意思的部份之一。
楊傑凱：馬克思主義者奪取權力的主要方式有哪些？為何中立的概念其實可能是一個陷阱呢？
莉茲‧惠勒：我們信以為真的是，不應在社會中引入任何類型的價值觀或道德秩序。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對我們孩子下手的幕後黑手——馬克思主義者
楊傑凱：莉茲‧惠勒，很高興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莉茲‧惠勒：謝謝你的邀請。我很榮幸。
楊傑凱：我很喜歡讀你的這本書。書的標題有點激發起人的強烈興趣。我們談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盯上孩子們。這方面現實情況是怎麼樣的？你這麼說，意思指甚麼？
莉茲‧惠勒：好的，這本書的標題是「把你的孩子藏起來：曝光對美國兒童下手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人們通常問的第一個問題。他們通常會說，莉茲，真的嗎，馬克思主義者？這不是有線電視新聞上拋出的沒有憑據的人身攻擊嗎？這不是我們用來侮辱人卻沒人真正理解其意思的東西嗎？我說，請注意，像疫情期間許多其他家長一樣，我認為無論你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這都是事實。在家上網課期間，我們在孩子身後無意中瞥見了孩子們在學校裏學的是甚麼東西。我們看到他們正在被批評性種族理論與跨性別意識形態洗腦，此外還有老式的道德相對主義，甚麼你的真相和我的真相比真相本身更重要。我當時心裏想，這似乎是一種協調一致的行動，是針對我們孩子的一系列的攻擊。為甚麼呢，為甚麼會突然發生這種事？後來事實證明，問題的答案已不再是「為甚麼」了，更多是誰幹的，誰是幕後黑手？所以，我意識到這並不是甚麼新事，這不是甚麼疫情期間才開始發生的事。
近一個世紀以來，左派一直試圖重新操控我們的社會。不幸的是，這方面他們做得非常成功。他們已綁架了我所說的五大文化機構中的四個，這都我們的基礎機構。他們綁架了媒體，他們綁架了教育系統，他們大體綁架了宗教機構，他們就要綁架了法律系統了。他們把目光瞄準了核心家庭，幾乎也快要把它摧毀了。你可能會說，核心家庭中還剩下一個元素一直存在著，那就是孩子，這也許可以解釋為甚麼左派會盯上孩子們。
我在書中點出了那些人的名字，實施綁架的那些機構的名字，對我們孩子下手的幕後黑手的名字。我發現那些黑手都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已明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這就是我那本書的前半部份，我剖析了我們面臨的是怎樣的現實。我常說，作為保守派和共和黨人，如果我們拒絕承認我們面臨的政治敵人的現狀，即使當你說「馬克思主義者」時聽起來很誇張，如果我們拒絕承認這些人是甚麼人，以及他們擁護甚麼樣的意識形態，我們就無法有效地反擊他們，因此我們就贏不了。我在書的後半部份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我承認它與共和黨提供的方案不同。我提供的解決方案是，我們如何才能奪回我們的機構，保護我們的孩子，這當然是為了保護他們自身的靈魂，但如果我們把孩子交給左派，我們的國家就完了。
「覺醒主義」源自哪裏？它是甚麼？
楊傑凱：請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情況。
惠勒：好的，六個月來我們在這個國家看到了一場辯論，甚至不需要追溯到兩三年前，而是過去六個月來就一直存在對「覺醒」一詞的含義的辯論。你能給「覺醒」這個詞下個定義嗎？許多思想領袖都被問到這個問題。同樣，在共和黨的保守運動中，因為我們已接受我們是一個反「覺醒」的黨派，然而很多人都無法給它下一個定義，他們看到後可以識別出來。他們知道，白人孩子被告知他們是種族主義者，只因為他們是白人，這就是「覺醒」。或一個小女孩，若你認為自己是男孩，你就是男孩，你就是男孩，你的身份你來定。他們識別這就是「覺醒」，但他們無法真正定義它是甚麼。
我在書中所做的事情之一是，我對「覺醒」追根溯源。它源自哪裏？它是甚麼？如果我們連它是甚麼都不明白，我們又如何反擊？我發現它是巴西馬克思主義者弗萊雷（Paolo Freire）的創意。弗萊雷的觀點很瘋狂。他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不相信客觀現實或客觀真理。因此，當他觀察學校、教育體系時，他不相信孩子們正在接受知識教育，因為他不相信知識是甚麼重要的東西。他認為，所有帶引號的「知識」都只是佔上風的政治敘事而已。不是因為它是對的，也不是因為它是真實的，只是因為它在政治競爭中獲勝了。
他認為，不應該教孩子們佔上風的政治敘事，相反，應教導孩子如何透過批判意識來看待世界，批判意識。當然，若你研究甚麼是批判意識，批判意識的本質就是透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看世界，一切事物、所有人要麼是被壓迫者，要麼是壓迫者。這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而這種批判意識，這種透過馬克思主義視角看世界，正是「覺醒」。只是換了個招牌，或對一個詞重新定義而已，是馬克思主義視角愛用的一招，一種委婉的說辭。現在，這些正在灌輸給我們在校讀書的孩子們。
當我們理解這一點之後，當你看到這一點時，你真的很難忽視它。然後我們把它放到一起，靜下來，想一想，馬克思主義，甚麼是馬克思主義呢？很多人理解的是經濟馬克思主義，你想到了卡爾‧馬克思，想到了《共產黨宣言》。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階級鬥爭，是吧？工人階級反抗統治階級，是為了讓集體所有權佔領一切，徹底消滅私有制。老實說，過去它的效果並不好。它從來都不是全球性的。它沒有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那樣引發全球革命。它因此就消亡了。可以說風捲殘雲，只存在於瘋子、怪人和大學中了。
它一直未被付諸實踐，直到20世紀一個名叫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人在20世紀復興了它，讓其復活。他認識到那些成功推行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國家，並不全是出於經濟原因，它們首先攻擊的是民事機構，這只是工人階級文化機構的另一種說法。於是葛蘭西提議，提出為了讓一個國家從我們所認為的自由民主國家轉變為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首先，在那場革命發生之前，你必須摧毀工人階級所依賴的文化機構。他所提到的那些文化機構，與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在我們社會中攻擊的那些結構完全一致。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就是完全剝奪基本人權。共產主義會導致壓迫、暴政和死亡，導致在共產主義獨裁者一手遮天的國家人格遭到碾壓。這就是邪惡。
他們正在摧毀傳統的核心家庭
楊傑凱：它強調群體認同。這是跨域所有那些不同的共同點之一，我們姑且稱之為馬克思主義衍生物吧，你將其描述為「覺醒」。這非常有意思。當然了，我節目中請來的很多嘉賓都研究它，從不同的視角來審視它，就像我們試圖理解它一樣。我想談談核心家庭。你談到一些有趣的東西。我以前沒那麼想過，你說孩子是核心家庭中可能不會被妥協的部份，你這麼說確切指甚麼？
惠勒：哦，如果你看傳統的核心家庭，它由五個元素組成，男人、女人、婚姻、性和孩子。縱觀人類歷史，這一直是對核心家庭的理解。我們國家150年來，在我國很早就開始了，人們一直在合力摧毀家庭。女權主義、激進女權主義告訴婦女們，她們的價值比較小，她們應該傚法男人，這實際上摧毀了核心家庭的某些部份，這等同於攻擊男性。這可能是我們當下文化中最普遍的現狀之一。這種對男子氣概的文化攻擊，告訴男人睪固酮是一種毒素，如果他們沒有女性化，他們本質上就是強姦犯，他們保護、供養家人和妻子的願望在某種程度上是錯誤的，邊緣化了妻子。當然，這在「我也是」（Me Too）運動中達到了頂峰，即一直試圖從法律方面，以及從社會方面，剝奪男性在被證明有罪之前「無罪推定」的正當程序。
婚姻也是如此。在我國，我們現已讓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多共和黨人和保守黨人都不願意談的話題。你可以暫時把同性戀、或兩個人可以在自己家為所欲為的想法擱置一旁，你先把這些擱置一旁。允許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危險，在於政府官員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能力。因為誰有了重新定義詞語的權力，誰就成了真理的仲裁者。真理的仲裁者，我認為，這其實只是描述威權主義的一個不錯的方法。所以，當我們允許，當我們將婚姻交給最高法院的法官們去重新定義一個根本無法重新定義的詞語時，婚姻制度早在我們之前，早在我們的國家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我們把自己自由中很關鍵的一部份給斷送了。當然，我們也經歷了試圖扭曲和歪曲性的性革命，這其中實際上包含了各種不同的元素。經歷所有這些攻擊令人心情沉重，因為核心家庭的所有這些方面都曾在某一時刻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攻擊的目標。
不只是左派，不只是民主黨，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如此，剩下的元素就是孩子了。左派需要犧牲孩子，因為他們明白，在簡單的辯論中，馬克思主義戰勝不了資本主義。如果一對一的公平較量：這是共產主義所提供的，這是資本主義所提供的，共產主義永遠也勝不了。那麼他們必須做的是，他們必須將孩子與父母分開，他們必須扭曲孩子的思想。他們必須通過重新定義詞語來扭曲現實從而犧牲掉這些孩子，讓這些孩子在智力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完全發育成熟之前，可以被「脅迫」著、也許被「灌輸」著成為永遠的馬克思主義事業的新馬克思主義革命者。
他們盯上孩子 通過教育系統灌輸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楊傑凱：我們繼續採訪莉茲‧惠勒，她是《把你的孩子藏起來：曝光對美國兒童下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書的作者。我注意到你其中有一章重點關注了「社會情感學習」。
惠勒：是的。
楊傑凱：聽說它被描述為某種「特洛伊木馬」，那就跟我談談這一點吧。
惠勒：好的。社會情感學習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每個孩子的最有趣的部份之一。我們的女兒出生後，我和丈夫進行了一次有趣的談話，我們女兒現在兩歲半了，我們交流該如何教育她呢？應該送她去私立學校、公立學校，還是在家學習？每個新做父母的都會考慮這個問題。我當然支持在家學習。我自己也是在家裏接受教育的，我認為這很棒。我丈夫是上公立學校出來的。他覺得，哦，在我們社區的公立學校裏不會有那種「覺醒」之類的東西，她在那裏會沒事的。你只要走過去和老師談談就可以了。我們的這段對話讓我難以忘懷，因為這個事很普遍，或一直以來就很普遍。家長們都以為，不錯，「覺醒」是外地的事，也許加州啦，也許紐約啦，但我們社區不會有的，我孩子上課的教室裏不會有的。
但慢慢地，全國各地家長們的眼睛都已經睜大了，意識到這個東西正在伸向你的孩子，甚至是在你小時候上過的公立學校，即使教室裏同一個老師在那已待了十年了，感覺它就在那裏。這種「覺醒」之所以蔓延開來，通過的途徑就是「社會情感學習」等活動。甚麼是社會情感學習？聽起來不錯嘛，這些詞無傷大雅嘛，沒有任何負面含義呀。它不是一個學科，不像歷史、科學。它偽裝成價值觀教育，同樣聽起來不錯呀。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夠接受價值觀教育，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被教導去辨別是非。但家長應該問的問題是，也是我在寫本章時認識到的問題是，那些價值觀是甚麼呢？若是價值觀教育，內在的價值觀到底是甚麼呢？它其實是世界觀的一個方面，它與其它所有主題打包在一起。
所以你就不再有數學課了，你的數學課是包含社會情感學習的數學課了。你不再有科學課了，你的科學課是包含社會情感學習的科學課了。你甚至不再有體育課了，你的體育課是包含社會情感學習的體育課了。而它是甚麼呢？這種價值觀教育就是批判意識。這是保羅‧弗萊雷的批判意識，他們試圖通過這個視角教孩子們看待一切，從數學問題到家人互動，到你如何對待他人，他們教給孩子們的世界觀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根本不存在中立教育這回事」
楊傑凱：我想稍微談談保羅‧弗萊雷。因為不管怎麼說吧，最近，就說過去一年吧，我才意識到他的影響力有多麼的不可思議。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是美國體系中教育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一位學者。不知何故，這已經被融入我所知道的我國每一位教師、每一所師範學院的教育中去了，也許有少量例外，但這是怎麼發生的呢？
惠勒：他曾經說過一句話，保羅‧弗萊雷說過，我笑著承認我很贊同。他說：「根本不存在中立教育這回事。」一開始當你聽到這一點時，你認為，哦灌輸，很糟糕。我對此思考越多，我越意識到他是對的。不存在所謂中立的東西。中立是共和黨人信以為真的一種理念。我們信以為真，認為我們不應該在我們的社會中引入任何類型的價值觀或道德秩序，我們不應該利用政府即政府的公正權威去幫助建立這種道德秩序。正因為如此，我們許多被綁架的機構已撤掉了我們的價值觀。當然，由於不存在中立這樣的東西，民主黨人就踏入了我們為他們留下的空白當中，並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綁架了那些機構。
我認為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方法是，我們國家的公共教育以前並不是強制性的，直到1852年它在麻薩諸塞州才成為強制性的。很多人認為，哦，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麻薩諸塞州之所以實行強制性公共教育，是因為當時有很多移民來到美國，其中許多來到美國的移民都是天主教徒。當時的新教政治家希望確保在其它國家出生的孩子，那是他們的祖國，來到美國接受美國公民教育，因為他們將是下一代美國人。當時的政治家希望孩子們如果要成為美國人，就要忠於美國，而不是先忠於自己的祖國。
所以他們強制推行公共教育，以便向孩子們灌輸美國價值觀和新教價值觀，因為當時的政治家是新教徒，他們反天主教。身為天主教徒，我現在對此一笑置之。但這提醒我們，灌輸這一觀念實際上在道德上是中立的。關於灌輸，我們認為，哦，左派正在向我們的孩子灌輸思想。這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他們正在向孩子們所灌輸的內容，而不是因為他們在向孩子們灌輸本身。灌輸，灌輸的道德性完全取決於被灌輸的內容。公共教育的創建是為了成為灌輸體系。右翼人士當時就明白這一點。但後來我們將我們為灌輸而建立的機構交給了其他人。我們把它拱手交給了左派，名義上是虛假的「中立」，名義上是虛假的或許「政教分離」，一個被誤解的話題。
自由是通向更偉大事物——正義的手段
楊傑凱：我想人們會說，或我可能會說，還有我聽到別人這麼說，好吧，是的，是有灌輸，然後還有批判性思維教學。所以我認為，灌輸是通常使用的方法，建議是你教某人正確的東西，看待某些事物具體而正確的方法，而不是教給他們能夠把事情弄清楚的工具，無論這裏是否涉及道德平台。所以你是說灌輸是傳遞某種特定的道德立場嗎？這是我試圖理解的。
惠勒：我一生都在用「批判性思維」這個詞，因為當我在學校的時候，當我在家接受教育時，我總覺得我受的教育，相對與我在公立學校所受教育的區別之一是我能夠批判性地思考事情，而他們其中有些人卻不能。但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意識到這個詞我不應該使用，因為「批判性思維」是保羅‧弗萊雷用的詞。它僅通過批判性理論來描述思維，而不是你我想像的那樣，哦，我們在分析嗎？這點正是我們在說批判性思維時所談論的，我們談論的是獨立思考。我們談論的是破解問題的能力或不被群體思維引導的能力。但批判性思維是一個容易誤導人的術語，它已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實際上是完全錯誤的。
我建議並強烈建議我的美國同胞們，尤其是家長們，尤其是保守派和共和黨人，你們要明白我現在討論的觀點並不新鮮。如果你們允許我講個小故事的話，這個小故事讓我改變了想法。大約七八年前，也就是2016年，我在美國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上發言。之後我到了大廳，一位獨立記者走過來問我：你認為政府在美國扮演甚麼角色？你如何定義自由？像一個非常哲學化的問題。我給了一個非常自由主義式的回答。我說，哦，它的角色是保護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否則，別插手我們的事，除非某人固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受到侵犯，否則政府真的應該不插手我們的事。
這位獨立記者對我說，他說，「那麼，你主張藥物合法化嗎？」我有點措手不及。我說，「你指甚麼藥物？像硬性藥物嗎？」事實上，是的，他談論的是冰毒，談論的是海洛英，談論的是芬太尼，談論的是可卡因。我說，嗯，不，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使這些藥物合法化，這會導致……這將是自我毀滅，這會導致社會混亂。他回應說，這難道不是和你對自由的定義相矛盾嗎？我意識到，是的，這是矛盾的。原來他不是記者，他是大麻合法化活動人士，我想這和這個故事的目的是不相關的。
但這一直困擾著我，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對的。那種認為自由是最終目的的觀點，或認為自由的定義是我們儘可能接近絕對自由的觀點，是對自由的錯誤定義。我希望人們能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知道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但是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自由是終極目的，還是通向更偉大事物的手段？我們知道，有些成年男子在孩子面前把自己打扮成性感的脫衣舞女，搔首弄姿，我們內心都知道這很怪誕，這是不道德的、可怕的、邪惡的。若自由本身就是終極目的，那麼它一定附帶有某種固有的道德性了。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就促使我對自由的看法發生了改變。若自由不是終極目的，那麼一定意味著自由是實現某個更偉大事物的手段。那麼，這個更偉大事物是甚麼呢？事實證明，我國憲法的制定者們其實已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不是甚麼我發明的東西，這不是我考慮過的一個獨特的問題。
占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我們憲法的作者，在《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文章中定義了「自由」。他對自由的定義是，自由是通向更偉大事物的手段。他說，更偉大的事物就是正義。我把《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讀了幾十遍。但突然之間，當我正在寫這本書並做研究時，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了它，因為我意識到了占士‧麥迪遜所指的意圖。當他說正義時，我想，哦，這是約翰‧洛克的自由觀和埃德蒙‧伯克的自由觀之爭。伯克對麥迪遜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伯克提出了當時正義的定義，因為我們當然了，會說，好的，很好，自由的定義就是正義。而甚麼是正義呢？正義的定義反映了原始正義，此處英文表述O字母大寫，J字母大寫。他說的是自然法。
所以我意識到，這種「自由是實現目的工具」的道德秩序在我國是無法完全實現或被理解的，除非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理解客觀真理的存在，理解男人和女人、婚姻、道德和不道德、對與錯、真理、自由與正義，所有這些詞的定義。而這些定義現在在我國成了爭奪的對象，這些詞的定義存在於猶太-基督教的道德中，這些道德就是我國《憲法》的基石。
對此我常得到的回應是，嗯，你是在談強迫推行一個基督教國家嗎？你是在談神權政治嗎？你是在談宗教嗎？我的回答是，不，我不是在談神權政治。是的，我是在談宗教，因為你不必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你不必敬拜耶穌基督就可以承認，當我們的建國之父們在創建旨在指導、形成我們社會的政府體系時，他們這麼做時是承認了這些詞的定義是有根源的，是起源於聖經原則或猶太-基督教價值觀的。所以我對保守派的強烈建議是，若要讓我們的社會從這種混亂無序中恢復過來，我們就必須重新擁抱自然法理念，重新擁抱客觀真理理念。
楊傑凱：好的，莉茲‧惠勒，非常高興你作客我們節目。
惠勒：非常感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感謝各位觀看本期《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對莉茲‧惠勒的採訪。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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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大家好，我想，在這個動盪的時代，我們都需要一點正能量和一點靈感。所以我想介紹一下我們與新唐人電視台全世界人物寫實油畫大賽合作開設的一家新的藝術商店，它的使命是「純粹的真、善、美」。
旁白：這是一幅平靜的畫作。其中包含了很多美，你會忘記任何你可能擔心的事情。
楊傑凱：這些精美作品的原畫及復製品都可以在網站「靈感原創」（Inspired Original）商店找到。#
《美國思想領袖》製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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