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繁花》，一場在恐懼中綻放的夢幻

幾個草根的勵志，一批海歸的弄潮，再加上一群上海市井的天真幻想，構成了電視劇《繁花》的熱播。但該劇所真正表現的，只不過是一個過去時代的舊夢。這個夢，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中從未實現過。更為真實的，是《繁花》原作者金宇澄筆下那個灰暗的上海。

然而，對於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大多數人，那個夢境的本身，卻曾經活在了一代人對未來的憧憬之中。今天的人，80、90、和00後，他們所恐懼的，是連做那個夢都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個夢，就是《繁花》中所重現的那張大餅，名字叫「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習近平上任之初，就強調所謂的「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這句話，在習的第一任期內，也就是人們拿來聽聽的一個口號。但到了習的第二個任期，人們就開始發現，習的這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等到了習的第三個任期，人們已經開始擔心，習要反過來，用前30年否定後30年，回到毛時期了。

於是，上一代人對未曾實現的舊夢之懷念，和後幾代人對未來更為不安的恐懼，就在王家衛導演跳躍的時空中，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成就了《繁花》熱播的土壤。

於是，也就有了今天人們在街頭巷尾和社交影視上對《繁花》的熱議。

也許，一個連夢都沒有的未來，才是今天中國人內心最為深刻的恐懼。

在八、九十年代，人們都認為自己哪怕不是先富起來的少數，也可以成為後富起來的下一批。但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人會這樣認為呢？

然而無論如何，大餅即使是虛幻的，但如果放在一片恐怖與不安的環境中，至少仍然有暫時的心理安慰作用。這才是《繁花》獲得高收視率的更深層的原因。

試想，如果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完全獲得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那麼從這個高度上反觀80，和90年代的中國社會，同樣是這一部《繁花》，還會引起你相同的共鳴嗎？

《繁花》中的人物

在《繁花》中，王家衛集中刻畫了男主角寶總與五個不同群體之間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以這些人物與寶總之間關係的發展與變化為主軸，展現了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社會不同階層人物對未來的期盼，和他們尋找自己夢想的奮鬥經歷。

1. 寶總與一群有體制內背景的小人物之間的關係。

2. 寶總與一群海歸人物之間的關係。

3. 寶總與其他民營小企業主的關係。

4. 寶總與一群上海市井小民之間的關係。

5. 寶總與他昔日初戀，及其家人之間的關係。

而劇中的寶總本人，則是在90年代股市開張後第一批富起來的少數人。

寶總出身工人。在那個年代要下海做生意，而且成為千萬富翁，當然底氣不足。於是，就有了幫助他成功的兩位貴人：一個是在49年前在民國時期的舊上海灘經過商，又在文革前在國家外貿部門工作過的爺叔；另一個則是上海外貿公司的小科員，汪小姐。除了這二人，另外還有一位，就是與這倆位貴人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汪小姐的頂頭上司，外貿公司的金花科長。這幾位是屬於第一類有體制內背景的小人物。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劇中展現的寶總與這些人關係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沒有權錢交易。可惜的是，這並不是那個時代的真相。

第二類人物，就是強總和李李，他們都是海歸人物A先生的追隨者。利用從國外資本市場學到的知識，他們在國內的新興市場上混得風生水起。但他們的下場不是跳江自殺，鋃鐺入獄，就是落髮出家。

在這裏《繁花》要告訴你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在中國行不通。這條線上的故事，迴避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這些人在國外也炒股，但為甚麼在國外他們不是罪犯，到了中國就會變成罪犯？

第三類，是范總和魏總，他們屬於比寶總晚一點下海經商的人物。應該說，這兩個人物放在那個年代，比寶總更具真實性和代表性。但在劇中這倆個角色的存在，是用於襯托寶總的眼光、才幹和品格。

通過這種對比，《繁花》要告訴你的是，能力和勇氣是這些人先富起來的原因。但客觀的歷史卻是，與權力的勾結才是那個時代大富特富人群後面的共性。

第四類，是玲子、菱紅、陶陶和夜東京房東葛老師等一批升斗小民，真正的上海市井人物。他們以寶總為榜樣，終於走上了各自奮鬥的道路。

這些人物要告訴你的是，小人物要發家，還是要走中共體制鋪好的「中國特色」道路。

第五類，雪芝，又名蓓蒂，寶總的前女友。她為了去香港，放棄了與當時還是工人的寶總之間的戀愛關係。去香港前她叫雪芝，去之後改名蓓蒂。去之前的雪芝活在了寶總的記憶裏，幾乎是永不褪色，而去之後的蓓蒂則鬱鬱不得志，早逝。

所以《繁花》要告訴你的是，小人物即使出國了，其結局也比不上留在國內走「中國特色」的道路。當然，在劇終時，這批小人物的代表玲子還是選擇了去香港。但此時的香港，已是臨近97的香港，已經是「中國特色」的一部份。

《繁花》之後的時代變遷

2023年12月1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45周年，亦即改革開放45周年。這篇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為題的文章，全文1萬餘字。其中提及習近平48處，一字未提鄧小平。

官媒如此，不難看出，鄧小平式的改革時代已經過去，習近平的改革理念已經在體制內佔據了主導地位。《繁花》上演後，有評論認為，這部連續劇是為鄧時代的改革開放高調護航。但奇怪的是，國內眾多的左派媒體也尚未對該劇有大規模的討伐舉動。這又是為何？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弄清鄧小平與習近平之間改革理念的區別。

鄧小平時期前一段的改革，有部份政治體制改革的意圖和具象。但這一段改革到89年民運就結束了，句號便是64天安門屠殺。這一段改革的標誌性人物，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官媒談論的冷門。特別是趙紫陽，已經屬於是網上被網警濾掉的名字。

鄧小平時期後一段的改革，以其1992年南巡講話為標誌。其核心是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單純地只要經濟體制改革。這種改革直到目前為止，在中共體制內仍有不少贊同的聲音。

習近平在其第二任的後期，開始將政府權力收回到黨的手中。這樣做的原因，是黨要向私有資本奪回對中國經濟的控制權。因為在2019年，中國的私有資本已經進入了「民營企業56789」的時代。也就是說：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

另外，還有影響國內經濟的數千億外來的西方資本。西方資本與民營資本的內外夾擊，其實早在胡錦濤時期，就已使中共感到越來越無力控制中國的經濟形勢。胡錦濤的所謂科學發展觀，不過是在中共體制與私有資本之間的一種平衡術。但這種平衡術到了習近平時期，已經沒有繼續施展的空間。

於是，習作為一個當年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開始重開供銷社，辦大食堂，強調所謂「共同富裕」的道路。與此同時，基層的武裝部也再度得以大規模擴張，成為21世紀中共戰時動員體系的基礎。總之，對內與對外政策的主線，不外是文攻武衛——典型的文革造反派思維。

如果說，鄧小平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忽悠全中國人為了個人幸福而奮鬥，達到了其拯救中國經濟和中共體制的目的。那麼，到了習近平時代，那些已經富起來的少數人手中的資本，加上大多數人對私有資本的渴望，就已經變成了中共體制最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