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第一個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的香港社運人士，許穎婷講述了她從14歲起開始參與民主運動，到現在被迫流亡海外的非凡經歷，分享了對香港的希望和擔憂。
許穎婷：很多和我一起長大的朋友要麼被關進了監獄，要麼就是流亡海外。
楊傑凱：許穎婷（Frances Hui），僅14歲時就成為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現流亡美國。
許穎婷：當他們（中共政權）將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關進集中營時，他們也對西藏人這麼做。當他們還把數千名香港人關進監獄時，他們認為不會為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付出任何代價，而且他們被問責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楊傑凱：在本期節目中，她分享了自己非凡的故事及對自己那座城市的希望和擔憂。
許穎婷：我們將有一代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接上文：抗爭中成長的香港女孩許穎婷（上）
6.但還是有很多人希望維持現狀
楊傑凱：但還是有很多人……我覺得耐人尋味的地方是，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我都看到了這一點。我的父母，他們來自共產黨統治的波蘭，他們被迫在七十年代離開波蘭，我就是這樣來到加拿大的，然後又來到美國。當然，這也改變了我的生活，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但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都有人有與你完全一樣的感覺，數百萬香港人也有同樣的感覺；但同時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吧？
甚至於像是，我記得有不同（立場）的商店，有些商店和咖啡店支持抗議者，還有其它一些店是反對的，然後就變成了這種……這種現象很耐人尋味。你對這樣的人有何看法，他們希望維持現狀，並表示：「並沒有那麼糟糕，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也許我們甚至想要大陸的做法呢」，我也不知道……這類人數量還很大，是吧？
許穎婷：是的，沒錯。首先我不怪他們，但他們也是……中共鎮壓完了那些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之後就會鎮壓他們的。很多時候，他們會攻擊民主抗議者。我們看到的一個趨勢是，他們中很多人更多地集中在老一輩群體。他們經歷過英國殖民統治，覺得自己回到了原來的背景，感覺自己與中國的聯繫更緊密。我能理解這一點。但很多時候，這些人也……
他們不想改變，認為香港很好，有自由可以到處走，不像中國大陸那麼嚴酷，他們仍然有想做甚麼就做甚麼的自由。而但我們想要的那種自由，是為正義發聲的權利，說出真相的權利，不必因為我們大聲疾呼，說出真相而遭到迫害。我認為他們不明白這一點，他們只關心自己個人的生活不被侵犯。但等到他們的私隱受到侵犯時，那就為時已晚了。
7.言論自由對社會有怎樣的重要意義
楊傑凱：讓我們多思考一下。根據你現在的經歷，這個話題有多麼重要……這是美國當下的一個大問題，人們對言論自由的價值產生了很大的疑問。僅僅從你在香港的經歷來看，言論自由對社會整體而言有怎樣的重要意義？
許穎婷：我認為很多反對的人，他們不明白，如果子孫後代不能在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真正享有言論自由的環境中長大，他們將會吃苦頭的。我很幸運，經歷了香港的黃金時代，可以參與公民社會。我可以走上街頭，為自己的自由而戰，真正站在第一線為之奮鬥。但現在很多我這個年齡的年輕人，無法在那樣的環境中成長。
他們無法了解所這一切。我們將有一代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他們不會為自己而戰。他們將會聽政府的，無論政府告訴他們甚麼或給予甚麼。我認為言論自由也是一種實踐，不斷思考並具有批判性的思維，挑戰現狀、質疑現狀。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是在昭告全世界，「我們要摧毀這個自由社會。不管世界說甚麼，我們都要接管這座城市。就像我們要用我們的獨裁價值觀接管世界一樣。」
我認為人們可以從香港的運動中學到很多教訓，也可以從其他群體正在經歷的學到很多教訓，比如維吾爾人、西藏人，甚至台灣人，還有中國公民自己。這種情況就像，他們（中共）正在成為世界民主價值觀的一個巨大的威脅。
8.政界人士制定對中政策時應納入人權問題
楊傑凱：你實際上是在和一個團體合作，他們正在尋求幫助這47名香港人中的一些獲釋，坦率地說，還有更多其他已被捕的人。我想請你跟我談談這件事，簡單地說這背後的考慮是甚麼。
許穎婷：是的，我為「香港自由基金委員會」工作，這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和倫敦。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呼籲釋放香港的政治犯，並繼續在國際舞台上揭露香港的狀況，從而確保政界人士明白，他們在制訂中國政策時應將人權問題放在優先議程上。
楊傑凱：現在有很多說法，說美國走得太遠了，在其它地區介入太多了。我們確實應該回頭看，國內也有很多問題。這些觀點都是需要認真考慮的，需要處理的。我們為甚麼要向外看呢？為甚麼我們想要影響其它國家，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為甚麼我們要對一個國家施加人權限制呢，是吧？
許穎婷：是的，嗯，正如我所說，我已聽過很多次了。就像人們常說的：「哦，我們有自己的國內問題。我們自己有很多事情要處理。何必費心談論外交政策呢？」但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情況。你仍然可以關心國內的問題，但也要知道我們周邊有一些獨裁政權正在試圖破壞我們努力捍衛的自由和民主。這就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這就是民主。
有些人，其實就是年輕人了，我這個年齡的人，和我一起長大的人，他們現在要麼在監獄裏，要麼被迫背井離鄉，流亡海外，並與家人斷絕聯繫。因為我們在美國有自由，有民主，這也意味著我們有獨享的權利為不能發聲者、為那些在獨裁政權下受苦受難的人們發聲。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之所以在外交政策中談論人權，特別是對中國（中共）談人權，是因為現在我們與中國是朋友，
我們繼續與中國開展貿易，繼續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和外交接觸。因此，當他們將數百萬維族穆斯林關進集中營時，當他們也對西藏人這樣做時，當他們還將數千名香港人關進監獄時，他們認為不會為這些侵犯人權行為付出任何代價。他們不會被追究責任，所以他們繼續我行我素。而且他們被問責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在美國，我們總是說我們無能為力，因為那是國外。不，你可以做點甚麼，你可以告訴他們：對你的公民做所有這些事情是會有後果的。跨國鎮壓是會有後果的。當他們侵犯人權時，是會有後果的。我們有辦法阻止這一切，並說，讓我們回到談判桌，並告訴中共，若你們不打算改進或改變你們的方式方法，那就沒甚麼可談的了。
楊傑凱：嗯，這將是一個大膽的舉動，因為這樣的事情還真的不多見，也許除了貿易之外。那是我見過類似活動發生的一個領域。
許穎婷：我認為，問題之一是我們也非常依賴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我們在經濟上對中國形成了很大的依賴，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也很難與之切斷聯繫。我認為這是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9.作為離開香港的港人繼續發聲
楊傑凱：你知道，《美國思想領袖》各期節目實際上經常被翻譯成中文，事實上會在香港和中共國等地播出，附有字幕。你有甚麼話，要對你那些現在在監獄裏的朋友，或還留在香港的朋友說嗎？
許穎婷：有很多和我一起長大、在運動期間和我結識的朋友，他們中很多要麼被關在監獄裏，要麼在流亡。這真的令人悲哀，有幾代香港人，我這一代人，正在經歷這一切。我無論如何強調也不為過的是，我對他們站在前線的勇氣表示欽佩。他們中很多人，即使有機會像我一樣可以離開，他們還是決定留在香港，因為他們明白那是他們一生將永遠停留的地方，他們將在那裏奉獻一生。
我真正受到激勵的一件事是，在（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入獄前，在他的保釋被拒之前，他說自己年輕時從中國來到香港，在香港發展了自己的事業，然後獲得了各種自由，並自己創辦了一份親民主的報紙。在入獄之前，他說：「我欠香港自由，因為我以前沒有這樣的自由。所以我欠這份自由，現在我要償還。」他有各種辦法可以離開香港，但他還是決定留下來，因為他認為他曾經或現在擁有的所有自由都是香港給的。所以他要回報這座城市。
這簡直……哇。我當時就想，沒錯。就像我現在在這裏獲得的自由，它實際上來自我的朋友們，他們中很多人為此做出了犧牲。我必須這樣說，我有責任繼續為他們發聲。我認為，對許多離開香港的香港人來說，都有責任繼續為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發聲，並讓人們知道，仍有上千人身陷囹圄，僅僅是因為他們為自由而戰，講了真話，就像我們所做的那樣。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他們，感謝他們在那些時期所做的一切，所承受的一切，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在香港團聚，唱著歌，吃著我們喜歡的食物，過著十來歲的少年或年輕人應該過的正常的生活。我真的渴望有那麼一天我們能彼此相見。是的。
楊傑凱：好的，許穎婷，很高興你作客我們這個節目。
許穎婷：非常感謝。很高興同你交談。
楊傑凱：感謝各位關注許穎婷和我，感謝收看本期的《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主持人楊傑凱。◇（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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